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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沈曾植的介绍沈曾植 (1850 1922 年 ) 字子培， 号乙庵， 晚号寐叟， 别号甚多， 有：薏庵、檍盦、 乙僧、乙叜、释持、寐翁、睡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维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随庵、守平居士、谷隐居士、浮游翁、楚翅、东轩、东轩支离叜、灊皤、灊庸、袍遗、东湖盦主、媻者薮长、姚埭老民、紫藟癯轩、癯翁、东畴小隐、逊斋、逊翁、巽斋、遯叟、李乡农、馀斋老人等等。浙江嘉兴人。其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曾国藩是他的学生，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五任学政，务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从
2、小跟母亲诵读唐诗，通音韵之学。虽因家贫，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在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 见王国维 沈乙尽先生七十寿序) ，逐立“修身、治国、平大下个人产”大志。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 。光绪六年 （1880）进士， 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1901 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 壮年嗜张裕利； 其后由帖入碑， 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 抒发胸中之奇，几
3、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 熔汉隶、 北碑、 章草为一炉。 碑、帖并治， 尤得力于 “二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 个性强烈， 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寐叟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39 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 人。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
4、响。沈曾植在定庐集序中称：“少孤，独学天友。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否私淑师也， 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稍长研究史学掌故，潜心于律法与舆地，李慈铭的评价是： “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 见越缦堂日记) 他在乡试时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和所激赏，视为通人。1880 年( 光绪六年 ) ，他考中进士，供职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汉律辑存、 晋书刑法志补等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之后，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即今外交部 )章京， 主管俄国事务， 因而，益究四裔舆地之学，于辽、 金、元三史，创获颇
5、多，声名远播。1893 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 突厥苾伽可汗碑、 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此事后来广为流传，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关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计有元秘史笺注、 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 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 等十余部。在北京任上， 与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与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康有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杨守敬、汪康年、梁启超、盛伯熙、黄仲强、徐世昌、王鹏运、袁世凯、梁鼎芬、邹代钧等。四十岁后，深究焚学，会通儒佛。晚年因经济拮据，在沪上鬻书自给，时间约在1919
6、 年前后。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此说略显简单，其门生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兹迻录如下：“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 至于综览百家， 旁及二氏， 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 , 。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
7、，而择术之慎，不居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钨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见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历代儒家学者都有参与政治，发挥其作用的传统，孔子周游列国，亦只发挥教宵家的作用，贝何况后来者。因为相对于政治权力游戏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纯净的，又是相对软弱的。难怪朋适要将“儒”的语源考定为“柔”，这是发人深省的。就本文传主沈曾植而吉，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于朴素平淡，他不想借助于非凡的、虚饰的、激烈的行为来突死自己的形象。他获得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的尊崇，就在于他身上所发现出的超人的力量、坚强的毅力以
8、及儒家学者所惯有的内圣外王精神。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是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如洪亮吉、孙星衍、桂馥、伊秉缓、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等。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北碑南帖说” ，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的阐扬，蔚然成风。至清末康有为一出，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戍变法后，曾力劝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揖 。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和广艺舟双揖一书的煽动性，把当时康有为周围的一些思想给淹没了。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
9、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海日楼题跋、 寐叟题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 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骂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 高湛墓志 、 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潜于古今媲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如他在给
10、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冬心开顽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阁琐谈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 ；又如在护德瓶斋涉笔认为，“西汉未隶石刻间杂为正书”；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到校官碑。到王大今， “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上风。谷朗、 爨碑，皆其遗韵” ；又如他认“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书谱 ，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屏风帖 。 ”等等。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他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辨别碑帖源流的札记，从中还是能看到较为系统独到的书学观点。在重历史渊源关系方面，于下面诸跋中可以看出：上虞罗叔祖影拓氏旧本，此
11、是真面目，笔意风气，略与刘玉 、 皇甫鳞相近，溯其渊源，盖中岳北岳二灵庙碑之苗裔。一一张黑女墓志跋昔尝谓南朝碑竭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用师中印，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 乐毅之间；一则顿宏激昂，锋距出梁鸽，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一一张猛龙碑跋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 、 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 张碑小王，此铭则由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者，可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一一敬使君碑跋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方面，亦多具创见。如在王珣贴
12、跋中认为“ 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特南渡名家，韵度自异耳。”指出南北书法有相同之处，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韵风气更甚些，此说颇合史实。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认为“松江急就决为唐临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 ”此说体现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迹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论方法。又如他在多宝塔碑跋为谢复园题中认为“鲁公书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笔诀，困法河南，所调厌家鸡欣野资者耶 ?然如此砷结体，固不能与裴镜民碑绝无瓜总也。此拓梢绝，于用笔劲媚处，点画紫拂， 绰绰可寻， 绝非剜后秃木者可比。 ” 此跋极精到， 非有书法家之义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谓真本事、真眼光
13、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书写状况，处于同一境界，神与之游，发而为论则无隔阂。沈曾植在这方面要比康有为高明许多，宋代苏东坡成自豪地说：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此话若移作沈曾植的话，也是非常贴切的。沈曾植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势，如在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中提到： “ “固非修短纤浓，波点相资， 无以呈其意势。 ”又如在 论行楷隶篆通变中认为： “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 ”这就是他独到“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二是重形，如他认为“逸少学钟书，最胜处可证得于势
14、巧形密。”又如他认为“ 入山帖瘦质处可证化度 ，可通草书千文 。 ”又如他对卫恒书势中“修短相副，异体同势，, 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这十六字相当推崇，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笔，他对卫恒书势中的“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一语非常认同，于用笔的提按起伏、藏锋油颖体悟甚多。 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蔡邕亡隶以波发， 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约略可以推想。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清言见骨相一致的。1980 年，沙孟海先生在书谱杂志上提出“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清季书家大
15、多未注意及之。梁评唐兖公颂时，曾提出“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 。之后的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独具，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转笔势，突然毕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中提到：“逆锋行笔颇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齐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跋中认为“刻手太粗”；在北魏乐安王元绪墓志跋中认为“刻工草草”；在临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认为“此书甚工，刻乃不称”：在隋杨厉墓志跋中认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仪如此，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如他认为国学本定武兰亭“极圆润，而未免轻弱。然刻手极精，纤锋华见”：认为
16、旧拓定本兰亭“刻工亦颇能传之，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认为式古堂法帖 “模刻不精，逐致略无神采” ；认为墨池玉屑本 “宛如手书，其墨色拓工俱绝。, 锋颖丰利，真能以刀代笔”；认为丰存礼小楷普门晶“书法谨严，刻尤精绝”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 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以古为新，翻覆盘转，新意十足。历史上，米芾、赵左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沈曾植在给门生谢凤孙的信中曾指出：“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涣何耶?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办单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办有拟法。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不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