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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侯宜杰：也谈“义和团的真面目”回应周育民先生2012年第 11 期 炎黄春秋，责任编辑黄钟拜读了周育民与我商榷的大作我看“ 义和团的真面目 ” （ 炎黄春秋 2012年第 9 期） ，尚有一些浅见，谨按周先生大作的顺序，逐一请教。我在拙文的第一部分，列举了几条史料，并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实质： “ 如果说烧杀抢掠无辜的教民还打着,灭洋 ? 的幌子，实际干的是盗匪勾当， 那么，烧杀抢掠无辜的平民、 回民和官署官员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了。 ”周先生对我讲的事实一概不顾，只指出我举出的县令张瑞芬禀报山东长清县团民勒索教民 40 余家、平民十余家的例子， 说：“ 似乎坐实了山东义和
2、团打砸抢的罪状。其实，要找到这类,罪状 ? ，岂止长清县，山东几乎到处都有。” 言下之意，自是不能 “ 坐实 ” ，只要这个例子不能 “ 坐实 ” ，我举出的事实和论证就全部站不住脚了。周先生论证说，长清团民勒索教民、平民之事，是袁世凯1900 年 1 月 19日上报诸清单的一份。“ 作为袁世凯研究的专家，侯先生应该知道袁世凯对这些案件的基本看法和结论： ,实由民、教积怨构成， 而巨盗奸民， 因而从中煽惑。 ?”如果袁世凯的判断基本正确，“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是激于洋教压迫而起” 。而后又说： “ 是教民 ,鄙俗的贪欲 ? 激起了平民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平民搞义和团以一逞
3、对于教民,鄙俗的贪欲 ? ？读者是相信以前众多历史学家得出的 ,人云亦云 ? 的,陈词滥调 ?，还是相信侯先生的新发现，尽可以自作判断，至少在我看来， 历时百年之后的今人， 见识仍不应不如百年之前的袁世凯。”我确实知道袁世凯说过上面那几句话。但是，他说的是“ 实由民、教积怨构成” ，这话不难理解。而 “ 积怨” 之构成，责任可能在甲方，也可能在乙方，他并未言明在哪一方，请问周先生：是从袁世凯所说的哪个词汇里断言“ 义和团运动是激于洋教压迫而起 ”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一直实行禁教政策。其后虽然解禁，但暗中仍对教民严密监控， 予以打压。 有些平民由于种种原因， 也极其歧视欺压教民。 如直隶2
4、曲周县牛家寨的平民耿作林、耿洛协等，在1872 年就带人多次捆打辱骂教民，并用粪水强灌， 还让教民设宴赔礼， 讹索教民京钱十三千文， 毁坏教民秋禾， 不许教民吃村中的井水，不许使用碾磨，逼令他们反教。（转见黎仁凯等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 第 92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涞水县南高洛村平民与教民结怨， “ 此事起衅，在同治末年，该村有习摩尼教者六家，其村首事阎老福，恶其淫邪，禀请县令于子坚笞辱之。 六家挟仇， 遂入天主教以图报复。 ” （艾声： 拳匪纪略， 义和团 1，第 448 页）调查资料亦证明，“ 当南高洛村信教人去北高洛村传摩尼教时， 却遭到北高洛村绅士阎洛福的严厉斥责。阎洛
5、福原是北高洛村大户 为防止摩尼教的蔓延，有一天他准备了一些狗肉去南高洛村，强制所有迷信摩尼教的人吃狗肉，逼使他们反教 （民间流传吃了狗肉能破邪教） 。不久，意国传教士在南高洛村建立了天主教堂，那些被迫吃了狗肉反摩尼教的人们，怀着对阎洛福的仇恨加入了天主教。在洋教士支持下， 不断扬言准备报复阎洛福，并伺机寻衅。 ” （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151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信仰摩尼教的教民并没有欺压平民，而且还未投入天主教，阎洛福却禀请县令 “ 笞辱 ” ，强逼他们吃狗肉反教，公然侵犯剥夺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信教自由。 显然，最初结怨的责任不在教民，而在仗势欺人的阎洛福。 有了这
6、最初的结怨， 方有以后的六家人改投天主教，挟仇伺机报复。 山东巡抚毓贤在 1899 年也坦然承认： “ 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 （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24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 。他是极力庇护义和团的高官，不会诬蔑平民，所言应当可信。这些说明，民、教最初的积怨，至少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平民首先欺压教民所构成。我的见识很可能不如袁世凯，那就看看他对义和团的基本看法和结论吧。据我所知，袁世凯上任山东巡抚路经德州接见吴桥县令劳乃宣时，即称赞劳乃宣请明降谕旨惩办 “ 拳匪 ” ， 并电促直隶总督裕禄上奏。 上任的第二天，就颁布了禁止义和拳匪告示。1900年 1 月 13 日上
7、奏说：“ 该匪等虽托名仇教， 而观其举动，实祗在于纠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赃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 （沈祖宪辑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第 15 页，项城袁氏宗祠藏版1938 年）5 月 1日，清政府征求把义和团改为官办团练的意见时，他又上奏说：“ 该拳会聚众游3 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 最后又不容置疑地说：“ 是宜严禁预防， 未可权宜迁就。 ” （ 义和团档案史料 上册，第 95 页）这两次上奏，他不仅指出义和团 “
8、 仇教 ”“灭洋” 只不过是 “ 托名” ，实际上是 “ 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 ” ；同时极其明确地道出义和团“ 实祗在于纠众劫财” ，“ 劫取财物” ，“ 焚杀掳赎 ” ，“ 掠害平民 ” 。他到底是指教民有 “ 鄙俗的贪欲 ” ，还是指团民有“ 鄙俗的贪欲 ” ，表白得够清楚了， 用不着再把他多次下达剿灭义和团的命令指示罗列出来吧？周先生还举出署济宁知州汪望庚在禀报中所言：“ 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 之后说： “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教民教士的控告大多失实，各县据以汇总的清单未必就是历史真相。” 用以证明长清县义和团烧杀抢掠教民、平民，不是“ 历史真相 ” ，
9、不能 “ 坐实 ” 。周先生既然认为 “ 教民教士的控告大多失实，各县据以汇总的清单未必就是历史真相 ” ，不足凭信，就不应再用这样的清单作为立论的根据。而周先生引用的这条在全文中唯一的史料， 恰恰就是汪望庚在教民教士控告后汇总禀报给巡抚毓贤的清单， 而且对其所说坚信不疑。 这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张瑞芬是奉袁世凯之命禀报的。袁世凯是为防止“ 各教士藉端勒索 ” 而下令各州县 “ 确查详勘 ” （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505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的，有何理由认为张瑞芬禀报的不是 “ 历史真相 ” ？否定某条史料当然可以， 但必须摆出事实， 举出有力证据。周先生并未对张瑞芬的禀报进行考
10、证，去伪存真， 仅仅和一条连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的史料加以比较，即加否认，是否轻率武断了些？我在拙作中说： “ 只因烧杀抢掠、绑票勒赎向为社会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 ,扶清灭洋 ?的口号。 ” 在此，我仅说明口号提出的原因，并未指明提出于何时。 周先生却硬说我认为在1899 年 11 月以前，义和团没有提出这个口号。并以山东冠县梨园屯玉皇庙基地的争执为例，证明义和团提出“ 灭洋 ” 在前，“ 向教民索讨罚款 ” 在后。是否如此，且看事实。梨园屯的居民将近300户，其中入天主教者20 余家。庄内旧有义学1 所，玉皇阁数
11、间，学地38 亩。后经兵火灾伤，义学已废，阁亦倾圮。1869 年 3 月 14 日，庄中各首事议定四股均分。分单写道：“ 立清分单：冠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公，因村中旧有义学房宅一所， 护济义学田地三十八亩， 日久年深， 风雨损坏，墙垣坍塌，无力修葺，今同三街会首、地保公同商议，情愿按四股清分。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 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 上带破厅房三间， 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地三亩零九厘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邀同各街会首、地保觌面较明，并无争论，同心情愿，各无忌言，亦无反复。恐后无凭，立清分单存证。 ” （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第125 页，齐鲁书社 1980年）但教
12、民分到宅基地之后，也无力修盖教堂，当年将“ 地基献于传教士梁司铎（即梁宗明）名下修盖教堂。” （ 山东教案史料，第 124 页）1873 年，梁宗明修盖教堂， 三街会首阎立业等到县控告教民拆毁义学、庙宇，盖立天主堂。 知县韩光鼎听取了双方供词，核对了当年分单，判曰：“ 此案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殊属不合。” （ 山东教案史料，第 125 页）并将原来的分单移送主教。这次依分单判决完全正确，阎立业等败诉，受到责押，后经人保释。1881 年 2 月 7 日村民庆祝玉皇神会，经过天主堂时将教堂大门挤开，教民出来计较，然亦不过空言争论。韩光鼎再次审明案情，判决：“ 至该教堂地基，断令民、
13、教仍旧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议归还。”（ 山东教案史料，第 156 页）这次判决改为地基由教民“ 暂行借用 ” ，违背分单和法理，是错误的。1887 年，传教士费若瑟购买砖瓦木料，欲重建教堂。三街会首刘长安等又到县禀报： “ 前因教民将庄内旧庙改建教堂，庄民不愿，屡经涉讼。现在教民王三歪等复将教堂拆修，扩充地基，庄众忿怒，拟往拆毁教堂，索地修庙。” 并发动村民 “ 用教堂砖料在堂内盖瓦房三间，装塑神像。” 堂内衣物亦有失少。知县何式箴等到该屯查验情况后判决：“ 因查刘长安等理曲肇衅，本应究惩，姑念衅非一日，议出多人，从宽详革监生，断令遵限拆还教堂” 。教民仍然上控。新任
14、知县魏起鹏又会同何式箴审理。正在提讯间， 经绅耆调处， 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与该村为庙， 刘长安等亦情愿另购地基， 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 言归于好。何式箴和魏起鹏考虑到“ 此案刘长安等肇衅理曲，本应仍照前断勒令拆还教堂” ，但为了避免民、教 “ 嫌衅滋深 ” ，既然 “ 两造悔悟请和，莫如就此完结，以期民、教得以互释前嫌。 ” （ 山东教案史料，第 126128 页）维持了韩光鼎的第5 二次错误判决。法国主教马天恩以韩光鼎初判后移文内“ 有,既已明立分单于先， 何得追悔混控于后 ? 等语，并将分单串票移交教堂管业，未有,暂行借用 ? 之说。可见教堂并未霸占地基，地方官屡以此地为教堂产业
15、” （ 山东教案史料，第 128129 页）为由，又提出重新审理。其后的发展过程，戚其章先生记述较为详尽，兹节录于下：马天恩提出异议后， 巡抚福润令东昌府提集复审，1892 年改判为： “ 将庙宇让与教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该县何令捐银200两，京钱 1000 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设立义学。俟新庙工竣，再拆毁旧庙，移置神像。”教民仍不满意，扬言要将控争之人拿究。村民也不服，当年4 月底，请来道士魏合意赴庙主持， 并将办团练的枪械移存庙内。教民畏惧， 纷纷逃避。 济东道张上达亲往查处， 到后魏合意已被何式箴拿获。 他们又传集附近乡耆开导， “ 该庄居民情愿遵照原断，仍将庙基交出，
16、让改教堂。” 并“ 将庙内正殿三间拆毁 ” 。1897 年春间，教民王太和等备齐砖瓦木料，准备在庙基上建堂。 该村 “ 十八魁” 阎书勤等见状不悦，约请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于3 月 24 日到梨园屯 “ 亮拳 ” 。“ 亮拳 ” 活动进行了 3 天，四周 20 里内拳众到者甚多。教民虑及村民意图阻拦修盖教堂， “ 遂以梅花队阻工、谋叛为词，向冠县投递信函” 。村民不服，前往教堂理辩。教民见 “ 人多势众，闭门不纳，并上房抛掷砖石，开放洋枪，致激众怒，群起相投，以致互有受伤” 。4 月 27 日，阎书勤等带领村民，各执刀械，攻打教堂。“ 在格斗中，教民王太清重伤致死。全村25 户教民，除 2 户外，俱遭抢掠 ” 。村民还拆毁教堂， 重新将庙盖起。 案发后，东昌府知府洪用舟前往查办，他认为“ 庙基为始祸之由，议为归官经理，作为义学。另为洋人置买地基，建立教堂” 。费若瑟转商主教马天恩， 马天恩不同意， 坚持惩凶， 归还教堂地方， 赔偿教堂损失。洪用舟与新任县令曹倜传到赵三多，晓以利害， 令其解散梅花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