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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理想与现实：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内容提要：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和辩论式诉讼以及现代社会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职权主义诉讼相互借鉴、吸收等现象，表明了人类对理想诉讼模式的追求。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保护人权为指导思想，补充和完善了诸多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强化了辩护机制，增进了诉讼的辩论色彩和民主程度，使我国现阶段有了一部较为理想的刑事诉讼法典，它符合现阶段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但是，也应当看到，字面上的法要变为行为中的法，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新刑事诉讼法的落实过程，应当重视：司法观念的更新，司法独立的保障和司法素质的提高
2、等。否则，理想不可能变为现实。 一人类社会是一个从野蛮向文明不断进化的过程，体现文明进程重要标志的，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其中，刑事司法制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序的重要参照系或最基本载体。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适应，刑事诉讼制度经历了奴隶制时期的弹劾式、封建制时期的纠问式、资本主义时期的当事人式和职权式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诉讼模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无容置疑，历史上每一次诉讼模式的更替，都是人类文明不断演进在司法领域产生的结果，都是对理想的追求。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是刑事诉讼活动不断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从司法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从“不告不理”到国家追诉，从诉审合一到诉审分离
3、，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程序粗糙简单到精细复杂等变迁，记载了刑事诉讼程序理想化的足迹和科学化的历程。2在奴隶社会，实行弹劾式刑事诉讼，在这种诉讼下，没有专门的起诉机关，案件由当事人直接提起；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法庭不主动追究犯罪；原告和被告在诉讼中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行政和司法不分，没有独立体系的审判机构；利用宗教和当事人双方的身体力量，作为评断案件是非曲直的手段。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意识到犯罪行为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而且危及统治秩序，于是设计出纠问式刑事诉讼。纠问式的主要内容是：起诉权与审判权合二为一；司法隶属于行政，行政长官控制司法权；法官有权主动追究犯罪；实行有罪
4、推定和秘密侦查审讯：被告人没有诉讼地位和辩护权利；被告人的口供被认为是“证据之王”；刑讯逼供被视为合法。以“自由”、 “平等”、 “人权”为理想和口号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辩论主义诉讼。其主要特点是：司法权摆脱了行政权的传统桎梏，实行司法独立的审判制度；诉审分离，控诉方和被告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双方处于对等的诉讼地位；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尊重被告人的主体性，重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在辩论主义诉讼中，又存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实行于大陆法系国家，其主要特点是：诉讼的进行以法院为主，法官以积极姿态出现；在审判中，法官要主动讯问和展示证据；警、检机关依职权主动追诉犯罪，
5、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一般不公开；注重发挥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作用；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较少且在行使诉讼权利时有种种条件和限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实行于英美法系国家，其主要特点有：刑事诉讼通常从逮捕或传讯嫌疑人时开始，侦查中注意对嫌疑人的保护；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诉讼活动主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通过辩论展开；法官不主动进行调查，甚至不参加提问，在法庭上只起居中公断的作用。3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深刻反映出社会历史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从弹劾式诉讼到纠问式诉讼、从纠问式诉讼到辩论式诉讼，包含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民主思想对法律及司法制度的深刻要求。弹劾式刑事诉讼是与国
6、家社会政治文明程度低下，文化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心灵中对神的崇拜和畏惧，以及氏族原始民主平等印迹等联系在一起的。纠问主义刑事诉讼下国家追诉犯罪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大发展；在人们对诉讼无休止的冗长辩论和充满野蛮、蒙昧的神明裁判感到厌烦不安，迫切需要一种迅速有效而又非常权威的力量主持诉讼以更大程序地惩罚犯罪时，纠问主义诉讼应运而生了。到资本主义时期， “自由、平等、人权”的历史背景，使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诉审分立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原则、自由心证和无罪推定原则等一系列现代民主司法内容。因此，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是刑事诉讼活动不断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在现代社
7、会，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互相借鉴和吸收优点，以期建立理想刑事诉讼模式的趋势。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都有其优点、长处和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无容置疑的。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各自也都暴露出固有弊端，需要改进和完善，否则，就难以适应追究、惩罚犯罪的要求。就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而言，由于过份强调正当程序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可能导致诉讼活动步履艰难，旷日持久，不能及时惩罚犯罪，产生疏忽对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等后果；就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来说，由于过份偏重惩治犯罪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又难免造成对法律程序意义的轻视和对被告人个人权利的损害，带来积极惩罚、消极保护的现象。正因为如此，为了
8、使刑事诉讼活动充分发挥惩治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各国统治阶级都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4在保留各自刑事诉讼模式长处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完善。如美国在刑事犯罪日益加剧的威胁面前，开始实施强化犯罪控制的司法措施，扩大了侦查官员的权力，降低了搜查、逮捕、扣押的适用标准，使其刑事诉讼更加与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靠近。与此同时，大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也开始接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有益成份，如：日本、法国等的刑事诉讼中，吸收了英美允许律师从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协助被告人辩护的做法，诉讼程序注意起对人权的保护。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需要。刑事
9、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没有超阶级的民主，也没有超阶级的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模式内容、价值取向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关，刑事诉讼模式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但是，撇开阶级属性，从纯技术的角度考察，科学、民主的刑事诉讼模式是有其共同规律和特点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大刑事诉讼模式相互吸收、接近，本质上，是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和特点的深刻认同。二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没有二致。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比较，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职能，是
10、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通过惩罚犯罪，保护无辜，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和巩固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目的。1979 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在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5要作用。其主要特点表现在：第一，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手段广泛、多样，侦查权力强大。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分子，侦查机关有权决定采用包括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扣押、鉴定、搜查和通缉在内的各种侦查手段，有权决定对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强制措施。侦查机关在采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适用条件宽松，限制因素极少
11、。第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局限。为了提高侦、控工作的效率，侦查、控诉活动极具封闭性，很多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并对被告人的权利予以限制。如：在侦、控阶段，被告人无权获得律师帮助，不允许律师介入诉讼为被告人辩护，即使免予起诉的案件也是如此：被告人在侦、控阶段人身自由大多受到限制，缺少或完全不具备与外界接触的条件：被告人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相反，要“如实回答”；且没有保释制度对被告人的权利予以保障。第三，在审判阶段，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案件事实，以积极姿态出现，在审判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发挥积极作用。人民法院有权讯问被告人，核实证据，必要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对事实不清的公诉
12、案件。人民法院有权退回补充侦果；在庭审中，公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提问、发问、举证、辩论等活动，都必须经过法官同意或许可；对于违反法庭秩序者，审判长有权警告制止；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退出法庭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1979 年刑事诉讼法，是在我国法制极不完备的背景下生成的。与当时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集权型行政模式相适应，它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色彩，赋予了司法机关极其广泛和灵活的司法职权，侦、控权能强大，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审判权能廓不清界限；与此相反，而被告人的权利受到种种限制，使本来弱小的当事人更加难以与强大的侦控机关相对抗。因此，刑事审判中容易事先形成对侦控机关6有利的倾向性意见， “
13、上判下审”、 “先判后审”、 “辩不辩都一样”等不正常现象便顺理成章。16 年来的刑事司法实践表明，职权性有余、辩论和民主性不足的刑事诉讼，与现代刑事司法的普遍规律是不相适应的。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实质上是一场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益冲突和斗争。国家与个人力量的悬殊，要求建立科学的诉讼程序，限制司法权力的膨涨和司法手段的滥用，赋予被告人充分与控诉权或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在诉讼中达成控、辩双方的相对衡平，才有可能产生辩论和民主，才有可能在个人与国家的斗争中实现客观公正。因此，追随世界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步伐，借鉴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先进成果，认同刑事诉讼活动的国际标准
14、或共同规律，是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必由之路。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史上的里程碑，它翻开了我国民主司法的新篇章。该决定以保护人权为指导思想，对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较大改造，通过引进、移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关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若干规定，使我国职权主义刑事诉讼逐步“当事人化”。它较好地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普遍规律，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该决定的突出成果表现在：第一，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为有罪之前，应推定其为无罪的人。根
15、据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刑事司法将被告人在没有通过足够证据和合法程序最后结论为犯罪者以前，看作是与其他公民在权利上没有二致的社会主体，应当受到与其他公民毫无差别的待遇，甚至更为优厚。可见，平等、权利、争论是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刑事司法中所蕴涵的司法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无罪推定原则由于体现了人类社会法制和法律思想发展和进步的共同要求，7已为当代社会不同制度的国家所普遍采用。长期以来，我国将它视为洪水猛兽，给它定性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排斥，认为它将一切被告人都先入为主地假定为无罪的人，容易造成司法人员思想混乱，可能导致放纵犯罪。该决定规定，任何人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为有罪之前，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表明
16、，中国的刑事司法将步入现代化时代，会出现司法观念和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第二，对侦、控机关进行制约。在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刑事案件的侦、控机关，职权主义的侦、控方式，使它们在刑事诉讼享有广泛的侦查手段和极为自由的支配权力，出现了无人监督和制约的现象。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出现滥用，这在公安机关的“收容审查”和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印验。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取消“收容审查”和“免予起诉”，表明立法者对保护人权的决心和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职权主义侦、控行为予以制约的态度。从诉讼构造原理上讲，限制和制约刑事诉讼中的侦、控职权，是建立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只有取消侦、控机关的定罪和处罚权，才有可能将其塑造成当事人的角色，被告方才可能在诉讼中与控诉方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抗。第三，加强了对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决定规定，嫌疑人在侦查阶级便可以委托律师进行法律帮助，开展法律咨询、收集证据、代理申诉等活动；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委托律师介入诉讼，进行辩护，充当辩护人；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