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 清 末 金 融 风 暴 ： 滥 发 铜 元 致 政 府 信 用 崩 盘2013 年 03 月 29 日中国经营报雪珥核心提示：对于负责铸币的地方政府来说，更大的吸引力在于，铸造铜元本身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垄断生意这样的 疯狂，开始引 发了雪崩据梁启超《滥铸铜元小史》统计，这年的铜元兑银元汇率，从 6 月间 的 1 元银元兑换 96 枚，跌到了年底的 107 枚，这意味着铜元的面值贬值了 10%左右随后一路狂跌，到 1910 年则达到了 175~180 枚， 铜元面值贬值高达80%物价因此飞涨，民生凋敝，重演了 1902~1903 年的“贴 水风潮” 惨剧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3 年 03 月 04 日第５１版，作者：雪珥，原题为：《帝国的金陷阱》大清帝国的宪政考察团，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居然是考察银行此时的大清金融业，正以一种特殊方式绑架了国家的经济，并成为一大政治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铜元货币铸造的大跃进这一年（1905 年），大清帝国的铸币机规模，居然达到了 846 台，如果全部开工，每年可熔铸铜块 1.87 万吨，可生产铜元 16.431 亿枚，4 亿中国人人均 40 枚。
上海西人商业会议惊叹，“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币制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危机——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就是一袋马铃薯而已……生财捷径铸币大跃进的动力，一是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二是币制落后带来的市场需求，一个拉、一个推，铸币就成了各地最为短平快的支柱产业始作俑者，是李鸿章甲午战争前后，因为旧法铸造制钱（即旧式的外圆内方的铜钱）成本过于高昂，中央下令停铸，但机铸铜元的诞生却一直延迟到了 1900 年这年，李鸿章南下出任两广总督两广正面临经济危机，李鸿章到任后，一方面通过严打，整顿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报请中央，开始用机器铸造铜元，以缓解市面上的钱荒，拉低银价大清国的第一批机铸铜元，就此上市继广东之后，福建、江苏也跟进用机器铸造铜元，因其品质优、成本低，中央在 1902年 2 月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省搭铸通行” 这不仅给铜元发放了通行证，而且也将造币的权力赋予了各省——事后证明，这造成了金融领域的各自为政，加剧了全国的金融混乱和各省的离心倾向铜元投放市场的开始阶段，大大满足了各省贸易的需要，并且，因为制钱的长期匮乏，造成铜元的市场价值超过面值，官定兑换价是 1 银元换 100 铜元，而不少地方都只能换到88~95 枚左右，铜元升值幅度达到 5%~15%。
铜元的流行与坚挺，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 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 ”对于负责铸币的地方政府来说，更大的吸引力在于，铸造铜元本身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垄断生意铜元是一种名义货币，其实际价值远低于币面价值，以面值“当十” 的为主——即 1 枚铜元相当 10 枚老式制钱，1 两白银的官方牌价是 100 枚“当十”铜元最初，铸造铜元的原料，来自回收的制钱，而机铸 1 枚“ 当十”铜元，只需要溶化 3.7 枚制钱，其价值却等同于 10 枚制钱，这就意味着官方铸币可以获得至少 63%左右的毛利当市面上的制钱逐渐稀少后，中央又批准可以使用紫铜铸币，成本更低，而有的省份不顾中央反对，坚持用掺杂了铅的黄铜铸币，又将成本推向新低这令铸币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主要渠道在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的第一场“金融战役” 中，他就依靠大规模推行铜元，而战胜了史称“ 贴水风潮”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除了不良商人过度投机造成之外，还有个很关键的技术因素：缺乏货币直隶地区的主币已经多使用“银钱票” ——钱庄任意出具的票据，其因缺乏准备金，而大幅贬值，最终引发了灾难性的“贴水风潮” ；而辅币则大量使用竹片、洋铁皮和纸条以供找补，市场一片混乱。
袁世凯超常规促使直隶银元局恢复生产，1100 万枚新铜元在数月内就投放市场，对救市成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直隶银元局，不仅帮袁世凯渡过了难关，而且成为一只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从 1902年到 1907 年的 4 年多时间内，该局铸造的各种铜元，其面值相当于 68000 万枚“当十”铜元，铸币获利 193 万两白银这批利润中的 128 万两，被袁世凯用于军警建设和军械购置，62 万两则全部用于开办实业、推广教育等新政铸造铜元，大利当前，各地纷纷上马，“利之所在，孰肯相让于是争先恐后，百事废置，而为铸铜元之为务”自 1902 年中央开闸放行之后，当年除了直隶之外，还有安徽、湖南、湖北，总共 4 省开始铸造铜元，到 1910 年，全国自铸铜元的省份达到 19 个省，超过当时 70%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划有的省甚至设了多家铸币厂，最夸张的属江苏，共有 7家铸币厂这些不同省份的铸币厂，开足马力生产铜元据梁启超统计，1904~1908 年，全国共铸造了 124 亿 2667 万枚铜元《申报》在 1910 年的估计更为惊人，说是全国共有 722亿枚铜元在流通环节，正规铸造的和走私铸造的大致各半走私的铜元，大量来自日本、朝鲜。
日本人在上海和天津租界内开炉铸造，客户要哪个省的，他们就铸造哪个省的铜元，根本无视中国的金融主权；而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为了逃避日本人用镍铜币强行取代朝鲜红铜元的掠夺政策（比价是 1∶10 ），而低价向中国走私倾销红铜元这些都大大抬升了本就高企的中国铜元流通量对于负责铸币的地方政府来说，更大的吸引力在于，铸造铜元本身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垄断生意这样的疯狂，开始引发了雪崩据梁启超《滥铸铜元小史》统计，这年的铜元兑银元汇率，从 6 月间的 1 元银元兑换 96 枚，跌到了年底的 107 枚，这意味着铜元的面值贬值了 10%左右随后一路狂跌，到 1910 年则达到了 175~180 枚，铜元面值贬值高达 80%物价因此飞涨，民生凋敝，重演了 1902~1903 年的“ 贴水风潮”惨剧这一史称“铜元危机”的金融风暴，因铜元的失控现象遍及全国，其规模和危害远较 “贴水风潮” 为甚，不仅造成经济萧条，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的隔阂与矛盾日益尖锐中央试图整顿，在这年下令将各省的造币厂统一收归中央，以直隶银元局为基础，成立户部造币总厂，各省的局厂一律改为户部造币分厂，废除各省原有的铸币旧模，统一铜元及银元的式样、成色和名称等。
但是，地方政府推行新政以来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铸造铜元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中央的整顿最后仅仅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的造币厂，实际上依然是各自为政当时大多数官员都认为，铜元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的过度供应如袁世凯在 1907 年给中央报告说：“臣维经济之定理，以供求适当为目的供不给求固穷，供过于求，亦适以致困难” ，“ 为今之计，惟有暂行停铸铜元，一面亟行设法 ”铜元停铸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各地政府的财政与铸币产业挂钩过于紧密，各地督抚群起对抗，从四川开始，不少省份都提出了种种理由，中央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开口子，结果口子越开越多，铜元停铸半途而废其实，铜元危机的实质并不在于货币供应过剩，而是货币供应地域分布不均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无论是“ 市场” 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 “市长”这只看得见的手，都是残缺而功能不全的，一些中心城市因铜元过于集中而造成拥堵时，很多边远地区依然在饱受货币投放不足的烦恼银两、银元，制钱、铜元，都在同时流通，而且一个地方一个花样，大清国这样一个公认的中央集权国家，却根本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货币度量衡同样的金融乱局，在 1899 年和 1904 年引发了两次财经整顿，但都虎头蛇尾收场。
1899 年的整顿，由军机大臣刚毅主持，1904 年的整顿，由兵部左侍郎铁良主持，因此，被媒体称为“钢铁”（刚、铁）整顿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为了应对繁重的军饷等各种开支，大清国的中央财政不断向地方放权，战后，这一放权模式延续下来，在改革中，本应由中央统收统支的改革经费及各种对外赔款，也被分割后摊派给地方为了让地方政府接受摊派，中央一边高举组织人事权这一大棒，进行逼迫，一边高举政策倾斜的胡萝卜，不断地开口子准许地方开征新的税负——显然，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造成了权威资源的不可持续、不可再生的滥用，在丧失了对地方财政实际控制权的同时，中央也丧失了更为宝贵的权威资源铜元危机的背后，其实是币制危机，币制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危机——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就是一袋马铃薯而已，当中央的袋口无法扎紧时，马铃薯就到处乱滚这或许正是帝国宪政考察团将银行列入考察范围的重要因素载泽详细记载了法国财政部官员有关银行信用的讲解，显然，他被深深触动了法国人说：“ 所行钞币，必先范以规则，行有存金，以作纸币之实，方能保其真值，不致导于虚空危险 而控制钞币发行量，则是保持银行信用度的最有效途径：“ 钞票之数，固日有所增，然必以存金与信贷之数增长，则钞乃可增，否则必有虚悬危险之机。
盖由商业日盛，母财日增，必利用钞币以济故钞币之数，必与本国实有之金数为比例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只是，帝国中央日益式微，还有什么政治资源能够阻止金融信用、乃至政治信用的崩盘呢？雪珥，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研究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著有“ 中国改革史系列”《国运 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天子脚下》等雪珥信箱：snowswo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