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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体验与哲学思考如前所述，水利的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水利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也是直观的和迅速显现出来的。但水利建设对自然环境的作用所引起的自然的反作用，长期以来却不为人们所重视。人们总是把自然环境作为外在的消极的和基本稳定的客体，它只会平静地承受着人们任意的塑造和装扮，而不必担心它是否接受，是否会说“不”，是否会对人们的改造以自己的方式反作用于人类社会。这种反作用会不会违背人们兴水利的初衷，而变作新的灾害或加剧灾害强度呢?历史事实说明，自然界的这种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其结果或许并不立即显现，而在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才逐渐变得明显。古人对此已有所察觉。时至现代，随着人们改造自然能
2、力的提高，这种反作用也变得日益强烈，并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行为的后果。一 历史的启示一一自然反作用于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一)过度围垦湖泊使洪水灾害增长人们兴修水利，改造自然，以及自然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典型例证之一是宋代对鉴湖的围垦。_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 年，第 14 页钱宝琮在算经十书的周髀算经提要中认为， “周髀是公元前 100 年前后的作品”，中华书局，1963年，第 4 页。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 年，第 535 页汉书宣帝纪，王国维， 观堂集林西域井渠考2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
3、科学出版社，1975 年，第 337 页。鉴湖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山北麓，建成于东汉永和五年(140)。当年人们在近山低地周围兴建堤防，积蓄若耶溪来水，形成水库。水库北面是地形较低的农田，可以引水灌田，再北则是大海，有利于农田排水。丰富的水源和适宜的地形，使鉴湖成为一座“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顷”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并兼有防洪和向绍兴城及运河供水的综合水利工程。一直到北宋年间，鉴湖都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在江南一带，为增加土地资源，出现了普遍的围垦水面的做法。太湖下游塘浦河道被蚕食围垦，破坏了原有的排水通道，水旱灾害急剧增加。也有地方官为表现自己的政绩
4、，废湖为田的情况。由于鉴湖水浅，也被地方官陆续围垦，以至到南宋初年，鉴湖的水利功用已丧失殆尽。鉴湖废毁后，失去了对水资源的调蓄，被围垦成田后的 100 年比前 100 年，本区水灾和旱灾分别增加 4 倍和 11 倍，围垦所失明显大于所得。可见鉴湖的围垦是人们追求眼前利益的一种短视行为，是违背自然规律并遭到自然报复的一个例证。鉴湖被围垦后，绍兴平原逐渐进行水利调整。北部平原形成了几个新的蓄水湖泊，部分代替了鉴湖的功用。明代嘉靖年间又对绍兴水利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导浦阳江北出钱塘江，减少了本地的来水，同时修建了三江闸，提高了对江河的调蓄能力。经过 400 年的努力，绍兴水利才重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关于
5、围垦湖泊的利弊得失还有这样一次有趣的争论。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曾大力提倡兴修水利。有人建议排干梁山泊，可以得到良田万顷。王安石觉得有道理，但又顾虑因此失去蓄水之地。当时一位大臣插话说，只要在梁山泊旁边另外开凿3一个梁山泊装水不就行了吗?王安石大笑而止。这件事看起来像是笑话，其实当年大规模围垦鉴湖等湖泊的做法，不正是类似排干梁山泊的建议一样荒唐吗?近代以来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显著提高，在人口加速增长的重压下，围垦湖泊变本加厉地进行。近 40 年里，全国总计围垦湖泊面积达 13 万平方公里，尤其东部平原与江河关系密切的湖泊围垦更加严重。江汉平原通江湖泊水面缩小了 6000 平方公里，不足 40 年前
6、的 13。太湖水系湖泊面积在近 30 年里，水面减少 650 平方公里，相当于 l4 个太湖。围垦的结果是得到了土地，却失去了调蓄洪水的库容。在 1991 年江淮大洪水的受灾面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围垦的湖泊面积。这些地方的被淹，事实上是洪水强制还原了湖泊原貌。如果从水产、旅游和环境生态角度来看，许多湖泊围垦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失策。(二)水土流失导致河流防洪能力的衰减人类改造自然与自然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情况在水土流失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提出滥伐森林将导致水土流失和洪水灾害。西汉末年有一位叫贡禹的大臣就曾指出，过度地采矿，必将滥伐森林，如果“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
7、此也”。也就是说，缺少森林植被涵养，降雨迅速汇入江河，导致洪峰流量的增长，水资源_通典州郡十二转引刘宋孔灵符， 会稽记。周魁一、蒋超，古鉴湖的兴废及其历史教训，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 年。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二。氾书贡禹传卷 72。4利用率降低，必将导致水灾并继而引起旱灾。清代中期，我国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嘉庆年间陕西、四川、湖北、安徽、浙江等省开垦山地种植之风盛行。因而严重破坏山区植被，水土流失加剧。这是人类向自然宣战，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的斗争。当时人对此曾有争议。一些人认为，无业农民开垦山地，使人无闲民而地无遗利，应该提倡；另一些人认为，这将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泥沙被雨水冲下，必
8、将淤积河道和陂塘，降低行洪调蓄能力。新开山地收获很少，而山下原有良田却因水旱灾害增加而受病，即所谓“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得不偿失。但是，近几十年在“以粮为纲”政策下，滥垦现象变本加厉，再次重复了历史的错误。人类活动造成大面积植被破坏，更进一步影响河流状况，导致水土流失和水旱灾害加剧。例如，历史上泾渭清浊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大致表现为，从事农业垦殖将加速水土流失；而由农转牧，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减轻。汾河的情形也相类似，唐代以前植被破坏较小，而宋代以后，由于农垦的普遍进行，汾河含沙量剧增，导致洪水灾害增长，都是人类活动导致植被严重破坏的结果。(三)社会发展要与自然规律相适应的自然观人类改
9、造河流的活动直接影响河流的演变，而河流在人为作用下的自然演变也将更直接地反作用于人类社会。西汉年间黄河的情况便是明显的例证。西汉年间，黄河频繁决溢，成为朝野关心的大事。 汉书沟洫志记载了当时人陆续提出的多种治黄方案，诸如分流、滞洪、水力刷沙、改道、筑堤堵口等。之后，班固又以远较上述方案为多的笔墨，记述了贾让的治河三策。贾让三策大约提出于公元前 6 年。他首先分析了黄河演变的历史。上古时代，河流有河流的位置，人有人5的住处，各不相干，因此，河流两岸并不筑堤，只在洪水波及的居民区附近修些低矮的堤埂，抵御洪水漫流就可以了。本无所谓水灾。但是到了战国时代，位于黄河下游各诸侯国的社会经济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10、，为了取得稳定的发展环境，先后在两岸筑堤防洪。当年黄河两岸堤距达 50 里之多，洪水尚可以在其中宽缓游荡。此后，老百姓开始占据黄河肥美的滩地来耕作并修建村落，每当洪水到来时，则在堤内另起堤防以自救。围垦一再深入，以至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道民堤。最近的民堤距离主河床远的不过数里，近的只有一里多。而且河道宽窄不一，河线再三弯曲，严重阻碍行洪。可见，由此引起的洪水淹没房屋田产的灾害并不是黄河的过错，而是人们过分地侵占滩地，不给洪水以足够出路的缘故。于是，贾让认为，由于人们不适宜的开发引起的洪水灾害，那是人们自讨苦吃，与洪水无关，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贾让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个方案。对于贾让三策，古
11、往今来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其具体治河方案也未见得像他本人设想的那样有效，但是，贾让从黄河历史演变的分析中得出的“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的结论，即治河必须适合河流的客观规律，留足泄洪断面。人_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 10， 记棚民事。杨国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环境演变与下游河道变迁的关系，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四集)第 97 页，地质出版社，1993 年。汉书沟洫志卷 29们生产和生活应当主动避让洪水，而不能去侵占河滩，压迫洪水，否则必受洪水之害减轻洪水灾害损失的途径，除应控制自然态洪水，减少其泛滥成灾之外，还应6调整社会发展以适应洪水。他对黄河堤
12、防发展史的分析，以及他对人类与河流洪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是比较客观的和积极的。但问题并未就此了结，人们受围垦河滩地局部的眼前的利益所驱使，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内仍不断地与河争地，以至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皇帝竟为此亲自下了一道谕旨， “不知堤内之地，非堤外之田可比，原应让之与水者。地方官因循积习，不加查禁，名曰爱民，所谓因噎废食者也”，是贪小利而损大利的短见行为。老子曾高度赞扬水的品格，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认为水不与万物更不与人争，住在人们不愿居住的恶劣环境，水的品格最接近他所提倡的清静无为的道。这是当年的人与水的关系。但若人们无节制地过分压迫水，至柔至
13、顺的水也会与人相争，而表现为灾害的。总之，人类社会通过劳动生产不断扰动和改变着外在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与此同时，变化了的自然界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影响又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被改变了的自然界按着人们改造自然的初衷，完成了兴水利、除水害的任务，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而另一方面，却也存在着变化了的自然制约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后果，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在水利史上是屡见不鲜但并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方面。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干扰已遍及全球，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甚而开始向邻近星球进军。与此同时，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也显著增长，达到再也不容忽视的地步。例如加速增长的洪水灾害损失，大多来源于这种反作用。
14、可见，我们在研究人类改造自然的种种传统科学之外，同时要主动地深入研究变化了的自然界，是如何反过来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促进与制约两方面)社会的发展，从而引申出人类对自身社会与外在自然相互作用进行合理调控的新的研究课题。 二 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7水利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修建工程以兴水利，除水害的合理性，无法从单纯考察水利自身运动中得出，而必须由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总体结果来说明。也就是说，要认识水利这个有限系统的合理性，只有把它放到人与自然共同组成的大系统中来评价才能做到。其实，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借鉴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他们既高度赞扬人类在认识和改
15、造自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评价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盲目性。他们举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滥伐森林的例子。当地居民滥伐森林后得到了耕地，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但由于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积蓄和贮存水分的能力，日后却使这些地方成为荒芜不毛之地，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于是恩格斯在 1876 年写道：“到目前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 ”团他进一步告诫我们，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
16、界的胜利。对于 _清会典事例卷 919，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年。老子道德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 517519页。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8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可见，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最终需要与自然进化规律相适应才能持续下去而不是使自然混乱或瓦解，从而真正有益于人类的长远利益。自恩格斯揭示了掠夺性地开发自然所带来的恶果至今，又过去了一百多年。遗憾的是，在治水以及其他许多生产领域中，我们并没有从前人的痛苦经历中得到足够的启示，奉行着的依然是急功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