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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村社会资本变迁对乡村治理绩效研究摘 要：农村社会资本是实现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它的结构及其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 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急剧变迁，并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政府和社会应培育积极的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的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抉发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努力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和能力等。关键词：农村社会资本；乡村治理；法治社会20 世纪 80 年代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政府对农村政治控制的逐步松动，农村社会政治
2、生活出现了根本性变迁。在农业生产方式市场化转变、农村人口“经济性”外流、农村政治文化转型及新农村社会网络形成等农村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农村社会资本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变迁对乡村治理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功效，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当前，如何培育积极的农村社会资本，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改善农村的非制度化参与渠道，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则是当前理论界和政策界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笔者试图对我国农村社会资本的变迁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具体影响效绩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探讨如何促生积极的农村社会资本，以求
3、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目标。一、异化与新生：转型期农村社会资本的变迁（一）农村社会资本21980 年代以来， “社会资本”概念提出及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目前，尽管学界有关社会资本研究已取得一定的理论成果，但关于社会资本概念和内涵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共识性认识。不过，罗伯特普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相对而言为学界较为广泛的接受和普遍认同。1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对于社会资本研究，国内学界相关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就已有的
4、研究成果来讲，更多地是基于转型期农村人口经济性外流、农业经营模式市场化转变等分析视角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背景对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而从政治社会学视角探讨乡村社会资本变迁对乡村治理的绩效影响，则仍属于一个理论研究的“缺口”。本文认为，乡村居民之间的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乡村社会资本，这不仅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源。（二）转型期农村社会资本的裂变改革开放后，传统社会中的农村社会资本网络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资本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即由单一传统社会资本逐渐转向传统和现代社会资本并存，进而向现
5、代社会资本占主导的趋势发展。现代性因素的新生与传统性因子的复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资本的变迁，并最终影响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31、传统家族和宗族网络的复制与再生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而形成的乡村“差序格局”社会逐渐孕育出规范传统社会的宗规族约。在毛泽东时代，乡村社会家族宗法由于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背离，遭到批判而销匿。改革开放后，宗族组织和文化网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究其原委，作为一种自成体系并具有强大传统文化内核的非正式权力形式和关系网络，中国农村宗族势力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由于社会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宗族势力的内核并未真正的
6、消逝，仅仅只是改变了其外在形式。改革开放 30 年，传统的宗族观念在乡村村民和干部头脑中悄然开始滋长并日趋强化，诸如续谱、建祠、祭祖、修墓等宗族活动逐渐开展并日趋流行，诸如“族老会”、青苗会等宗族组织在宗族观念复兴和宗族活动开展过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重生。当然，改革开放后，复制与再生的中国宗族势力并未根本改变其基本特征。但是，与传统宗族相比，无论从其经济基础，还是组织结构等都发生了新的裂变，呈现出新的特征。2、新经济势力的崛起乡绅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由于技术、信息及科技等人力秉赋与资源禀赋结构制约，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普遍实行的是“地方自治”。那些在乡村社会中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在官僚政府和
7、民间社会之间能“左右周旋”的人物由于具有知识、信任和网络等相对优势而逐渐形成地方自治的半官僚性质的“乡绅”阶层。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乡绅”阶层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迅速消亡。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经济出现了新的4巨大变化。农村集体经济逐渐萎缩，个体、私营企业迅速兴起，村办集体企业也逐渐通过转制等方式转变为私营企业或者个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诱致农村社会加速分化并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这部分新的利益群体由于占据乡村社会资源的比较优势而迅速开始吸纳乡村经济政治资源，并一举成为主导村民自治、乡村治理及农村经济的重要影响因子。鉴于其作用和
8、功能，这部分实力雄厚的企业主逐渐被称为新经济势力或“新乡绅”。3、乡村精英结构的内发性聚变精英是一个社会学科的分层概念。传统社会中，国家对乡村资源汲取的政治需求及社会发展水平的经济限制，乡村治理的半官僚“乡绅化”是一种理性抉择。乡村一直是处于一种“政治精英民主”治理之中。那些乡村中德高望重的“乡绅”或“贤人”由于拥有联结国家与民间的政治资源比较优势而逐渐分化形成一个乡村政治精英阶层。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社会权力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中国乡村精英结构出现了连续性的变化。在中国农村转型过程中，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国内学者从理论规范和实证调研等方法对乡村精英结构及其
9、变迁都进行了大量研究。譬如，陈光金根据不同农村精英在不同资本上的比较优势，把农村精英划分为政治精英（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经济精英（致富有方的“能人”）和社会精英（德高望重的“贤人”、宗族精英等），贺雪峰则把中国农村精英划分为传统性精英和现代性精英，而金太军则把农村社区精英分为掌握正式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非正式资源的体制外精英。4、乡村自组织的再造与发展5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农民犹如马克思所言的“一袋马铃薯”一般，虽聚居一地，但彼此间相互隔离。传统社会中，农民之间关系网络的基础是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宗族组织。20 世纪上半叶，粱漱溟也认为中国农民很散漫，他
10、们必须“从分散往合作里走，以合作团体利用外部技术”。2正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民的“善分不善合”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则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人民公社体制孕育而生并成为毛泽东时代集农村政治、经济及文化资源的全能主义组织结构。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继替而起的则是“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类农村专业化经济合作组织、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中的乡村社区文化组织以及其他乡村民间组织。有学者研究认为，目前乡村民间组织主要有：半官方的体制内组织，譬如共青团、妇联等；原有乡社团体，诸如花会、香会、庙会等；新型的农村非政府组织，即 NGO，农民自发形成的公益性组织，如教育
11、基金会、行业协会等。5、乡村黑恶势力的复生与异化在新旧体制之交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对乡村自组织日益增强的客观需求下，农村自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方兴未艾，呈现多元化。与此同时，乡村中带有浓厚帮会性质的黑恶势力在一些乡村重新出现。那些在社会资本市场化流动和资源整合过程中并非实现自我经济政治利益诉求的部分农民，在现实生活中，采取打砸抢、聚众斗殴、寻恤滋事等手段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暗中参与社会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聚敛大量的不义之财，为其继续违犯犯罪、称霸一方水土提供经济基础，更有甚者部分黑恶势力通过威胁贿赂、利诱恐吓等手段收买政府官员或直接进入基层政权，为其“地下活动”披上合法公开的外衣。目前，黑恶势力逐
12、渐呈现出恶性循环之势。6二、积极与消极：农村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博弈绩效治理是指为获得公共秩序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认可过程，以增进民众利益的过程。3因此，国家、民间组织必须借助于行政权力、社会资本以及政治权利等资源禀赋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善治。其中，农村社会资本结构及其变化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农村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间博弈行为会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绩效。1、传统宗族社会网络对村治的绩效宗族，作为社会的一种非正式权力形式和社会关系网络，对乡土社会的规制和乡村资源的整合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乡村往往是村级政治领域与宗族势力范围重合但呈现出较强的
13、非兼容性，乡村治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宗族势力的掣肘。 “宗族势力的强弱主要体现为其在农村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是否重要。一般来说，宗族势力越强，其在政治中的作用则越活跃。 ”4那些宗族势力强、传统文化氛围厚的乡村，村治受传统阻力也越大。宗族势力往往通过宗族强人或能力等宗族精英影响村治。基层政权及乡村自组织一般都愿意与之合作，乃至妥协。另外，乡村政治中的某些民主原则也有助于宗族精英参加乡村治理。村民对于他们的宗族精英不但很信任，而且有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感。但由于农民阶层民主水平的局限性，再加上其强烈的宗族本位的思想，有时不可避免地会给村政带来负面效应，甚至产生严重后果。因此，宗族势力对乡村民主化制度化乡村
14、治理、农村社会稳定等都产生强烈的销蚀效应，不利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当然，宗族势力在乡村的复兴和蔓延并非没有积极效应，譬如，宗族文化中的尊老爱7幼、诚实守信、与邻和善等传统美德。 “宗族的复兴为农民利益的反映与表达提供了一个渠道，使农民感到一种特殊的心理满足，从而寻找到一种新的价值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降低了农民的心理失衡，这对于实现乡村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5 2、新经济势力的影响效用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新经济势力在形成过程和环境中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比如，由最初经济利益追逐转向政治利益诉求、乡村权威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对村治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力权重更强等。费孝通认为， “人们喜欢的是
15、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 ”6无论“新乡绅”以何种理由或者言辞表达来说明其主政的目的，其更本质的动机应该在于从权力得到利益，可能这些利益的表现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即表现为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当前“新乡绅”对村治的政治热情并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必然也会对村治引发多方面的影响效应。新经济势力通过占有比较优势社会资本参与村治竞选主政后，村治权威实现经济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统一。在监督机制缺位的情况下，乡村治理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生质变，而逐渐出
16、现“僭主政治”现象。乡村公共权力可能会变成新经济势力的牟取私利的政治工具，这不利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政治的民主化发展。当然，新经济势力对于乡村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乡村民众的福利提升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这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3、乡村精英的双重功效乡村治理的主体是政府与乡民。作为乡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自然对乡村治理产8生一定影响。首先，1980 年代，乡村社会中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村民逐渐被吸纳入正式体制内，成为治理精英并扮演着国家利益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角色。之后，随着基层政治体制与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压力型体制使得政治精英逐渐趋向形成单一的“赢利型国家经纪人”。角色的偏向致使政治精英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更趋于自我利益的实现与保护。其次，农村宗族的复兴是农民经济向家庭本位回归的产物，大部分农村在非集体化之后，村党“政”组织掌握的权力资源明显减少，不仅不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反而加重农民负担，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农民求助于传统宗族力量，来抗衡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同时，乡村社会宗族势力的复兴会淡化或消解国家意识形态在农村有组织的传播频度和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