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产、交换、市场在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时，有值得注意的新事物，即人口的急剧增长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内会促进生产的集约化和细分化，是以明清时代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现象，它促进了商品粮与经济作物种植的普及，同时，也发展了农业加工和动力原料的开采和制造明清始终是一个封建社会，它的生产中心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是这时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由于明清时代已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时的农业生产不仅在于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有一部分系为满足工业生产原料和市场的需要而生产的所以这时农业生产是多种多样的据《天工开物》的记载当时天下的主食为稻、麦它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什三”又云：“燕、泰、晋、豫、齐、鲁诸道，烝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而饔飧不及焉种余麦昔五十分而一，闾阎作苦，以充朝膳”以上推定是否正确，固有待考究，但在明代主食生产只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即高粱、玉蜀黍、蕃薯等新品种开始普及，这对于养活明清以来大量增长的人口有一定的意义。
特别是十四、五世纪前后的湖广地区已成为天下的谷仓，故有“湖广熟、天下足”这谚语的出现，到了清代，台湾以及东北的粮食生产也发展很快，福建的军糈民食有一部分仰给于台运粮食生产以外，也有为满足衣着生产的棉、麻、苧等，还有染料蓝靛、红花等等以及其他手工业的生产原料其著者，则蚕桑的栽育几遍天下，江浙、四川则为著名产地，还有柘叶，山东、贵州、四川均有种植特别是棉花种植的普及，种遍天下是明清时代的一件大事， “有木棉、草棉两者，花有白紫二色，种者白居十九，紫2居十一”①又有“江花出楚中，……北花出畿辅、山东，……浙花出余姚”②诸称棉花种植普及的原因，自然由于商品生产的发达所刺激而成的江苏的棉花种植，即和当时商人的大量贩运有关 “自上海、练川(嘉定县练祁塘)以运及吾州(太仓州)，岗身高仰，合于土宜隆、万中(1567 年——1619 年)，闽商大至，州赖以饶”③浙江的余姚亦然， “姚邑之北乡濒海，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④山东兖州府的郸城， “土宜木棉，贾人转鬻于江南，为市肆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矣”⑤就是这些地方棉花的种植，完全为满足市场的需要，二是出于政府财政的需要，以绵布、绵花折算米、麦来纳税的。
洪武九年(1376 年)夏四月己丑云：“绵苧布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又洪武三十年(1397 年)冬十月癸未条：“绵布一匹折一石，……绵花一斤折米二斗”⑥三则是政府和地方官的鼓励明初“下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② 徐光启；《农政全书》② 吴伟业：《梅林家藏稿》卷 10，木棉咏井序④ 光绪《余姚县志》卷 26，物产⑤ 万历《兖州府志》卷 4，风土志 ⑨ 《明太祖实录》卷 255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勤情，不如令者有罚”①．这种不问地方具体条件，一律种植棉花，虽然做到自给，然却妨害了集中，这也影响到棉布业生产长期停留于家内工业的阶段至于麻、苧的生产，亦极3普遍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染料作物的种植也兴盛起来所以当时各地山区遍布有种植菁、靛的菁民、蓝徒、靛客，他们的产品称为山货，是农家的一项重大收入此外，还有烟、芋、蔗等作物，亦为明清的新兴行业其他如果树、花草、药材、茶、油料作物以及林木等等，也都因地制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业品种和数量的增长，这就促进农产品加工和手工业的繁荣江南《无为州志》纪云：明志云：白土丝，郡所出也，畜养缫绎去涮与甚。
木棉山乡种艺颇多，民贫不暇自谋，率货之外商苧麻园种亦夥红蓝、青蓝、白蜡、黄蜡及白蜜诸品，时亦有焉酒则有蜜淋离、秋露白豆酒、蜡酒、廛井濁醪常飡耳．以豆作乳，柔适胜他境顷来邻江居山三民，类能榨造油纸，油以芝麻、桖、菜子为之，纸用楮皮，瘠土为劳，岂直免游食之哉食乎按州境民家虽工蚕桑，不为专业，地颇产棉，而南乡善纺织，其布较他郡为佳种麻者少，市所鬻者多自江南来，麦秋时菜子广有，沿江州地所产尤多，油坊亦夥，贩榨饼行丹阳者，顷获利焉绵料纸张，造自北李家街者，颇堪适用，其余无多②又如山东青州、章邱一带：————————① 《明太祖实录》卷 17② 乾隆《无为州志》卷 7，物产其地近长白山，产薪炭，亦多园林，富于梨枣其次，明季人皆错南山内外而居，多槲材可以构室，而锦川为诸水所汇，有菱藕芦苇之利清平多植桑，善饲蚕，能织纱帽下三乡地宜棉花①青州多槲，俗曰山桑，叶大如桑，登、莱、青、兖四府凡有山谷之处无不种植，不论顷亩，以一个所饲为一把手，有多至千手之家，不供赋税，4坐享千金之富②重要的是，明中叶以后社会分工的发达，把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的生产，已开始出现逐渐脱离农家副业的趋向如江南松江的棉布业， “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媼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③．苏州、南京的丝织业， “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④。
其他如江西的陶瓷业，闽浙赣边界山区的造纸业、制茶业以及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制造业，都有着显著的发展随着农业加工和手工业生产的发达，生产资料的生产也跟着发展起来明代煤铁生产有很大的进步，地区分布很广，数量亦多宋元以后，中国各地早有用煤的习惯，称为“会燃烧的黑石头”所以《天工开物》记云：“凡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锻炼金石之用……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碎煤有两种，多产吴、楚……臭煤燕京、房山、固安、湖广、荆州等处间有之”⑤这些煤炭是当时冶炼工业的主要动力燃料，并且在燃料消耗上比例很大，占有百分之七十 “凡火炉中之炽铁用炭，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37，山东 3② 光绪《临朐县志》卷 8，风土③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690，松江府部④ 同上书，卷 676，苏川府部⑤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 11煤炭居其七，木炭居其三”①煤的用途和产量的增长，又和炼铁工业分不开的关于铁冶， 《明史．食货志》所载，颇为详尽：“铁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进贤、新喻、5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泽，潞各一，凡十三所，岁输铁七百四十六万余斤。
河南、四川亦有铁冶十二年益以茶陵……十八年罢各布政司铁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旧贡十万斤，缮治兵器，他处无有’乃复设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复焉末年，以工部言，复尽开，令民得自采炼，每三十分取其二永乐时，设四川龙州、遼东都司三万卫铁冶……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开铁冶，……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嘉靖三十四年，开建宁、延乎诸府铁冶隆万以后，率因旧制，未尝特开云”②这些铁矿的生产规模，是很可观的兹引广东为例言之：铁莫良于广铁广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参流，则知有铁，掘之得大铁矿一枚，其状若牛是铁牛也循其脉路，深入掘之，斯得多铁矣然产铁之山，有林木方可开矿，山苟童丐，虽多铁亦无所用，此铁山之所以不易得也……凡开炉始于秋，终于春，以天气寒凉，铁乃多水……下铁矿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其焰烛天，黑浊之气，数十里不散铁矿既溶．液流至方池，凝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钧，则炉太王，炉将伤……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炉之费，不止万金。
月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是有命焉然诸冶惟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悉是锴铁，光润而柔．可拔之为丝，铸镬亦坚好，价贵于诸炉一等③似这种每炉聚众数百名工人的生产规模，不仅广东一地，其他有如福建政和：“每炉一座，做工者必须数十百人，有凿矿者，有烧炭者，有煽炉者，其余巡炉、运炭、6运矿，贩米、贩酒等役，亦各数十人，是以一炉常聚数百人 ”④川陕湖三省边区，“铁炉高一丈七八尺，……每炉匠人一名，辨火候，别铁色成分，通计匠佣工每十数人，可给一炉其用人最多，则黑山之运木装窑，红山开石挖矿运矿，炭路之远近不等，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不必千数百人 ”⑤同时，炼铁的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步，如福建和广东，自明中叶以后，冶炼技术从原来的竖炉冶炼，发展成为鼓风炉型盼炉，并且在各个生产程序中，使用着原始的机械，进行着较详细的分工——————————————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 lO关于明代采煤作燃料，嘉靖《邓州志》卷 2 云：“知州潘庭桶始开洞儿山、花墓山两煤洞．……邓地多沃壤，四望平旷，其菽粟之所出可他州比，独无山谷以繁林木、洲诸以产蒲苇，民之樵采无所给，而资之以炊爨者惟黍稈焉耳、麻稭焉耳，其为物既微，苟遇旱涝，则所出益寡，价愈腾贵，虽中人之家犹难致之，而况其贫室无升斗之积，而又病举火之难，其几何不嗷嗷转而为莩也。
……(知州)乃毅主斯役，征匠于南召，得善煤者数人，又择勤事之乡耆刘有庆董之，给之工直，……殚力遍搜，忽于山之西三里许若有挟之以行者，得煤穴一道，试燃其焰，灼灼然，与前之煤迥异于是率吏民诣山祭告，仍凿深广，以便运输已又于山之近内乡之西二十五里花墓山访获一洞，又命乡耆张廷翠往凿之，三月而是即吿成功，殆易于前山也自是民朝夕咸赖以爨，而向之黍稈麻稭减价十之三四，老稚欢呼，各得其养矣② 《明史·食贷志》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④ 《政和县志》卷 9，赋税，明万历知县车鸣时：申革炉议7⑤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 9，山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增多，必然的会促进交换的发达我们已知封建经济是需要交换的，无论是封建主或农民都需要交换本来，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下，中国农村人口是单纯的，交换是简单的如正德《颍州志》记载明代前中期的市集情况时云：“夷陵店(在东乡六十里铺，过客逆旅，土主客户杂处)，留陵店(在东乡六十里水站，土主客户杂处)，枣庄店(东乡六十里，田家交易主户多)，岳厢店(在北乡一百二十里，田家交易主户多)…… ”①这里的交换，基本上是农家的以物易物但到了明中叶以后，生产力的进步，初步具备着货币、运输、交通、道路等条件，因而这时的交换不仅有近距离的交换，且有远距离的交换。
利用白银作为货币，始于唐宋时代，但真正成为主要的通货却是自明代开始的，并且在弘治以后逐步普及的②是以明代银矿的开采极为发达其主要者，有“福建龙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局四十二座，始于洪武末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余两永乐间，开陕州商县凰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史往之又开福建浦城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耻宣光镇金场局、葛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③银矿的不断增开，固出于封建主的贪婪无厌，万历以后，且成矿祸，然亦足说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需要有更多通货作为交换手段和储藏手段万历以后，吕宋银逐大量输入中国，成为人们的一个追求之物有了繁盛的工农业，————————① 正德《颍州志》卷 2 ’② 参考拙稿：《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文约中的通货》，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 3 期8③ 《明史·食货志》有了货币，为着顺利进行交换还须具备有运输、交通、道路诸种条件明承元后，水陆交通工具，较前尤备有洋船，有漕舫 “元朝混一，以燕京为大都，南方运道苏州刘家港、海门黄连沙开洋直抵天津，制度用遮洋船，永乐间因之，以风祷多险，后改漕运，平江伯陈某始造平底浅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