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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研究（上）基本内容：一、 宏观经济状态的划分与判别二、 宏观经济节奏性调控与最优增长三、 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控与最优发展四、 转轨经济与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发展 基本观点：1 理论落后于实践之理论短缺意味着理论创新时机的成熟。2 按既定进程用常规方法搞改革，我国确实存在严重的通缩压力，改革受挫是必然的。3 经济运行、增长、发展和转轨，均存在分岔现象，自由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指向均衡和发展。宏观规划和调控是必要的，运用得当，消极言可稳定经济，积极言能加速经济发展，20 世纪东西方的发展经验可作证。4 应区分节奏性调控与结构性调控，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隐含微扰论思想，故它只适用于前者
2、，对后者并无成熟理论，而我们要解决的主要是结构问题，实践中常出差错在于误用理论。5 计划经济、转轨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职能不同。计划经济是在全面短缺条件下既普遍满足公众基本需要又快速积累物质资本以形成新的物质生产力的有效模式，它借助行政强制和紧货币政策确保实物资源沿主渠道配置和循环。转轨经济职能有二：一要释放现有物质生产力的潜能，二是让各种实物资源通过市场流通实现基本的市场价值，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则要解决均衡（基本市场价值已2经实现）条件下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发现其超额市场价值的问题。用西方经济理论指导经济转轨，难免捡芝麻丢西瓜，基本价值尚未界定，又何从估量较精细的超额价值？6 增发货币设
3、立 10 万亿元规模的国家平准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化和市场化流通，可直接解决社保基金缺口、国企改革和启动市场的问题；可点活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只市场经济龙睛，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工作；并继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后提供一个更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资本市场的公开操作，将使我国经济比西方国家运行的更稳定、更高效，具有更高的市场竞争力。 经济学理论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它应具有可操作性，而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分析。我国经过 20 年改革开放实践，已进入了全面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新阶段，从而经济理论思维也应当具有设计性思维的特点，不应满足于对经验的实证分析。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可
4、操作性观点和设计思维的角度，对宏观调控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特别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判断、经济运行节奏和经济结构的宏观调控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并认为用发展的、前瞻性的观点来处理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 一、宏观经济状态的划分与判别 均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三种最基本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迄今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三种状态都真实出现过，都是可能的基本状态，而均衡状态是市场比较有效率的状态。有效的理论首先要求有明确的逻辑起点和分析框架。为此，我们从理论上可把现实经济抽象为一个纯粹自然的无约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诸多现实3因素总合而成的约束体系两者的
5、结合体，进而考察自由市场经济的宏观图景以及在约束作用下的演化规律。根据想象和经验，可以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包含三种基本状态，一种是呈现正常波动且自发稳定的均衡状态，其中市场机制起着基础作用，但是这种均衡的范围和均衡稳定的程度仍是不确定的；另两种分别是呈螺旋形发散的通货膨胀状态和呈螺旋形收缩的通货紧缩状态，并通过物价和通货诸指标充分显现出来，这两种状态是自发不稳定的，市场失灵和不经济的，我们能确知它们的演化趋向，但我们却无法确知它们的演化起点或它们起于何时。概言之，我们在定性上是可以作出确切判断和描述的，但定量上则是不确定的。实际上，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或自由度的存在，才为制度设计和宏观调控提供了内在
6、的依据。现实经济都是程度不同的有约束的市场经济，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制度约束和经济政策，就其合理的一面而言在于它们部分地解决了这种不确定性。例如，古代文明中的制度约束大多侧重于解决秩序、稳定和控制，而对效率和发展问题关注不多。近代西方文明则强调既定均衡秩序下的竞争和效率，其制度约束对大范围的均衡稳定和局势控制问题相对忽视，只是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冲突，特别是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对这类问题引起重视，才确认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质是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它应当是设计出来的。借鉴历史经验和必要的理论分析，我们大体可以这
7、样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合均衡状态管理的基本制度来确保市场活力和发展效率，我们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它能够识别、控制、治理通胀和通缩等特殊状态，能够增强均衡的稳定和效能范围，可以解决自由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问题。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规范机制，用来解决基本制度和宏观调控体系所可能引起的新的不确定性问题，使得它们与自由市场经济4本身的关系是相容、自洽的。现实经济是有约束的市场经济，这些约束常常会使市场基本状态发生变形，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例如，西方市场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是外部约束较弱的成熟市场经济，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模型的差别较小，我们用通货、物价持续上升或下降的经验判据来识别、确认通胀或通缩
8、状态，基本上是吻合的，可行的。但是，象我国这样的外部约束仍较强的不成熟市场经济，通胀或通缩状态通常是以潜在压力的形式出现的，外在表现不一定明显，如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判据来识别就易出偏差。 我国的经济是一种约束程度较高的市场经济，目前处于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压力状态中。如何确切判断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不仅对正确的经济决策有重大影响，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典型意义。现在，理论界对我国通货紧缩现状的确认、对通货紧缩表现的特殊性的认识，意见已基本一致，但对通货紧缩程度的判断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分歧的原因在于所依据的判断方法不同。我们认为，在物价、通货等指标方法失效或部分失效的条件下，判断通货紧缩需引入新的方法。为
9、此，本文采用了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为“约束变动法”，即用约束强度来推断通货紧缩程度。例如，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存在较强的约束，现在通缩压力尚没有大到冲破这些约束而失控的地步，说明通缩还不是极严重的或恶性的。如果通缩是轻度的，则完全撤除这些约束不致于产生太大的通缩感受或冲击。但事实是，98 年我们进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试验，相当于部分撤除了约束，我们就感受到极大的失业压力和通货紧缩压力，而且人们对国企改革、结构调整的许多举措都泛化形成了较强的通货紧缩预期，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压力决不是轻微的，而是较为严重的，第二种方法我们称作“干预观察法”，即用宏观调控力度来推断通货紧缩程度。调控力度与约束
10、关系不大，较易取得一致的看法，这几年我们为治理通货紧缩大部分5常规措施都用上了，调控力度较大应无异议。如果通货紧缩程度是轻微的，宏观经济应会有明显的回升；如果是极严重的，则仍会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实际情况却是，经济止跌企稳但回升不明显，人们情绪稳定但信心仍显不足，两种力量处于相对平衡之中，这同样说明我国通货紧缩程度是较为严重的。应当肯定，这几年治理通货紧缩是有成效的，它基本控制住了通货紧缩发展势头，保障了一些改革措施的平稳着陆，并为确切判断宏观经济走势提供了充足的信息。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适度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是改革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改革过程中，适度的经济增长是支持、推动
11、改革顺利进行的最基本的条件，是改革有效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改革完成之后，适度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是改革效益具体实现和充分释放的基本途径，是为未来改革积累改革资本的最佳方式。过去由于理论上的原因，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改革方案都隐含均衡这个前提，对改革效益的预期，也是用均衡条件下的收益成本来估计的。如果现实经济也是均衡的，则改革会产生预期效益；一旦现实经济不是均衡的，改革的实际结果就会与理论预期不相吻合。例如，我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放开物价，它带来市场活力，也伴随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在均衡条件下，价格改革有正常而显著的效益故成功可期。在通货膨胀状态下，价改的通胀效应被乘数放大，一旦超过收
12、益，价改的净效益就是负的。80 年代后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改革的负效益是如此明显，达到了令公众切齿痛恨的地步，价格改革闯关最终失败也就势在必然了。而在通货紧缩状态下价改的负效应则会被抑制或抵消，会产生价格改革的超额效益，这就是为什么治理整顿期间价格改革进展反而出奇顺利的主要原因。但是，正是 1992 年高能启动带来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发展，才使国民经济摆脱低迷阴影，并及时化解了国内外严峻的政治压力，价格改革的丰厚回报才得以具体兑6现。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和政策措施大多带有较明显的紧缩效应，在设计时同样也以均衡为前提。在 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于均衡区间，故有关的
13、改革措施和试点方案都进行得较为顺利和成功。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也一下子被拉入严重的通货紧缩压力状态之中，有关改革措施的积极效益被抑制，而紧缩效应则被放大和过度释放，改革产生了超额成本，实际结果也常常达不到预期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热情。此时若一味强调推进有关改革是极具风险的，这种盲目急躁的举动有可能使改革全面受挫。当然，轻言放弃而使国企改革半途而废也是不明智的，关键是要调整策略，设计一个可行的攻坚方案使国企改革能决战决胜。我们认为，国企改革攻坚的时机已经成熟，应把全面解决国企改革问题作为今后 35 年内的工作重点，经济发展要服务于国企改革，要用发展来消除改革的超额
14、成本，确保国企改革的全面成功。 二、宏观经济节奏性调控与最优增长 现实经济既然存在着三种最基本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宏观调控和干预就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规范这种干预。当我们从几十年、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时间跨度来评价和选择时，显然只有均衡才是经济学上最优并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在均衡状态中，正常的景气波动具有自我恢复和稳定的功能，只要设计制定的市场规则合理而明确，均衡条件下市场机制就会自动发挥作用，规范运行，无为而治，可获得最优的市场效率和最低廉的社会管理成本，而有效率的市场本身又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成为支持均衡稳定的重要力量。故均衡运行状态一般无须干预。但是，在某些特定
15、条件下，如存在发展性不平衡（市场发育不成熟、经济结构转型等等）或外部不平衡（国家间较大的发展差距等）压力时，7对均衡运行的市场进行阶段性干预可以获得超额收益或超常规发展。因为宏观干预在大范围内动员和配置资源的能力是市场力量所不及的，干预相当于注入了某种社会资本，这样，阶段性的高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有效益，就不必硬压下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状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即使勉强维持也是代价高昂的。再加上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其市场效率是极不经济的，故它们是宏观调控所力求避免出现的非正常态。然而，由于存在着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内部社会大变动的影响，人类理性有限性等诸多因素，通
16、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状态又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有谁能保证今后几十年、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时间内它们不会再出现呢？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必要的防范和监控机制来控制常规风险的产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象防洪工程那样的防御极端状态的调控机制，能从容应对可能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的突发性危机的冲击，我们才能化风险于无形，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当前，我国正面临体制转型、结构升级调整与经济周期低谷相交汇的巨大压力，以及即将入世可能带来的冲击，潜在风险是空前绝后的，尤其需要有这样的机制来承重和化解各种可能的风险，为改革开放的成功造就必然之势。实际上，有能力控制极端状态，也就有能力控制各种可能状态，我们就有从容的机会通过宏观调控实现最优发展目标，有机会优化调控方式实现最佳的调控效能和效率。反之，如果连局势都控制不了，谈论宏观调控和最优发展也就缺乏现实基础。我们认为，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一个规模在 10 万亿元左右的国家平准基金体系，在中期完全能够承担这一防御职能，并可以此为契机启动经济，实现经济均衡运行和发展，并为各项改革工作的开展创设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调节经济运行节奏，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和最优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