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对养老金改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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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债危机对养老金改革的启示欧债危机对养老金改革的启示【摘要】文章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希腊陷入债务危机的诱因,认为欧洲尤其是希腊的养老金体系存在的替代率过高、待遇率严重失衡、养老金财富总值超出支付能力等问题提升了老龄化的财务成本;中国养老金制度中存在参数不合理、缺乏个人激励机制、市场激励因素弱化、再分配因素失衡等潜在的财务风险,建议重视第二支柱的建设以部分转移第一支柱的财务风险,逐渐提高退休年龄以重建科学的制度参数,重塑账户的激励能以增强制度收入能力,建立制度“防火墙”以规避潜在财务风险。【关键词】老龄化成本 养老保险改革 债务危机 一、 养老金过度慷慨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诱因(一

2、)、引入“老龄化成本概念”:希腊危机的启示经过半年的谈判,2010 年5 月国际货币基金和欧元区终于决定援助希腊,但同时提出整顿财政、改革经济、削减福利三大条件:1、在养老金制度改革方面,这些条件包括恢复对高额养老金课征“特别税”;女性领取养老金年龄适当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引入一个与寿命预期变化相联系的机制;公务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从61 岁提高到65 岁;对第13 和14 个月养老金的领取额度要限定在800 欧元之内;养老金水平不得超过每月2500 欧元;取消复活节、暑假和圣诞节的养老补贴等。2、在福利改革领域提出了公共部门的奖金每两年不得超过1000 欧元;每月工资收入不得超过3000

3、 欧元;公共部门须削减8% 的津贴;事业单位须削减3% 的工资水平;改革雇工立法等。3、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要加大企业利润课税力度;将附加税(VAT)提高到23% ;奢侈品消费税须提高10% ;烟酒税和燃料税须提高;国有企业数量须从6000 家减少到2000 家;创建一个金融稳定基金等。希腊危机的救援条件揭示两个重要问题:1、债务危机背后的推手之一来自养老金。在传统的指标体系中,财政赤字的测量中只有总逆差、基本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总债务、公共部门财务净值等,这些量化指标显然不能对未来公共财政趋势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导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从天而降”。2、将“老龄化成本”引入到财政评估体

4、系十分必要。因为传统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具有较强的债务隐蔽性和较高的财务脆弱性,老龄化趋势使这两个缺陷逐渐显露出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一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传统含义。(二)、“老龄化成本”拉动欧洲福利支出:每10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在欧洲各国的统计中,福利支出主要由九项构成:养老金、遗属津贴、残障金、医疗卫生、家庭补贴、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失业金、住房支出和“其他”。在拉丁文化圈国家(指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中,由于其发展水平和福利起点都相对较低(法国除外),政府收入和社会支出的增幅都远远大于其他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大进大出”。尤其是希腊,其政府收入和公共社会支出增幅都在10 个百

5、分点以上,有些支出项目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福利赶超特征,例如,希腊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 比重和替代率等指标,都高于西欧甚至北欧。相反,近20 年,德国、荷兰和瑞典等北欧和西欧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拉丁文化圈的经济体,其政府收入和社会支出均呈下降趋势,表现出明显的财政纪律严谨的特点。北欧等人口老龄化程度稍好一些的国家,其主权债务没有超过警戒线,而拉丁文化圈的“欧盟五国”(PIIGS)老龄化情况最为严重,其债务形势就十分严峻。这说明,一国财政稳定状况要充分考虑到“老龄化成本”。(三)、“老龄化成本”的直接财务成本:养老金支出在欧债危机期间,欧洲委员会对“老龄化成本”做了深入研究,发布了可持续性报告,认为

6、老龄化带来的主要财务成本有五个福利项目: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保险支出。其中,养老金支出是“老龄化成本”的主要财务成本,其次是医疗保障支出。2010 年希腊的公共养老金支出水平名列前茅,占GDP 的11.6%,不仅高于欧盟国家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而且排位第四。到2060 年,希腊养老金支出占比将达24.1%,增幅为12.5%,排位上升至第二,仅次于卢森堡;2010 年希腊五项福利支出占比为21.9%,到2060 年将高达37.9%,增幅也仅次于卢森堡。这些数据说明,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希腊福利水平显然过度慷慨:2010 年希腊人均GDP 仅为26934

7、 美元, 而卢森堡则全球排名第一,人均GDP 高达108921 美元。二、欧洲养老金制度存在缺陷(一)、养老金“替代率”过于慷慨:养老金制度的主要问题替代率是测量和比较公共养老金慷慨度的一个经常使用的工具,它又分为理论替代率(TRR)和实际替代率(ERR)。欧洲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DB 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如果理论替代率与实际替代率二者之间差距太大,势必影响养老金制度的财务状况,进而影响财政状况。希腊强制性养老保险的实际替代率高达95.7%,按规定,希腊获得全额养老金的条件是缴费需满35 年,但事实上平均只有25 年(大约男性平均27.5 年,女性平均20.8 年),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本应不

8、到70%欧洲大陆主要福利国家养老金替代率平均水平已接近60%,高于美国养老金替代率(39.4%)20 多个百分点,而希腊养老金替代率则又高出欧洲平均水平将近36 个百分点。可以说,养老金替代率过高的现实是欧洲福利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难以彻底解决的财政风险,而希腊过度慷慨的养老金又成为欧洲各国口诛笔伐的一个极端案例,甚至成为欧元区成员国救助希腊时最大的阻力。(二)、养老金“待遇率”严重失衡:私人养老金普遍缺位待遇率是测量公共养老金慷慨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待遇率又可分为公共养老金待遇率、公共和私人养老金待遇率,是指占社会平均工资的平均待遇水平。在待遇率测量中,公共养老金包括正常退休、提前退休和其他养

9、老金。一般而言,正常退休和提前退休养老金是养老金的主要支出内容。欧盟各国公共养老金待遇率可分为五个组别:最高组是指待遇率超过70%, 目前似乎只有希腊超过了这个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元区员国在救助希腊时之所以提出诸多限定养老金的条件,主要就是因为希腊的养老金水平过于慷慨;高组是指待遇率在58% 70% 区间, 这些国家主要是拉丁文化圈国家,它们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中组是指待遇率在46% 57% 区间,共有波兰、奥地利、葡萄牙、瑞典、德国、芬兰、塞浦路斯和卢森堡8 个国家;低组是指待遇率在36% 45% 区间,在9 个国家中,有5个是中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是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捷克、

10、匈牙利、比利时、斯洛文尼亚、荷兰、丹麦、马耳他;最低组有6 个国家,是指待遇率在35% 以下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英国、爱尔兰和罗马尼亚。我们注意到,这个最低组别主要由中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构成,还有英国和爱尔兰。从养老金实际变化来看,不管是待遇率提高还是下降的国家,未来所有国家养老金的实际增长率都是正值。从中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养老金发展趋势看,它们承受着很大的提高养老金的压力,其养老金膨胀趋势将有可能大于目前的预测。从非缴费型养老政策的发展前景看,公共支出不断扩大的潜在要求将逐渐显性化。(三)、“养老金财富总值”相差悬殊:天文数字的隐性债务根据经合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数据,可以将

11、发达国家的养老金财富总值分为三组。1、养老金财富总值最高收入组,共有4 个国家,它们是卢森堡,其养老金财富总值是该国个人收入平均值的21.1 倍(这里均以男性为例,下同),荷兰是17.7 倍,冰岛是16.1倍,希腊位列第四,为15.2 倍。2、较高收入组,即养老金财富总值是该国个人收入平均值8.1 倍 15.0 倍,这个区间囊括了绝大部分欧洲发达国家。3、低收入组,养老金财富总值是该国个人收入平均值的8.0 倍以下,它囊括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6 个几乎全部讲英语的发达国家,欧洲大陆的德国和欧洲以外的主要发达国家,还有若干中东欧国家。在这个低收入组中,除爱尔兰以外,其

12、他均为主权债务较低和财政较为健康的国家。所谓加权平均后的养老金占社会平均工资比重则是将所有这些因素及其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同待遇都考虑在内、将工资分布状况与养老金权益的计算结合起来的一个综合测度办法。在对发达国家养老金加权平均后,我们可看到,其所占社会平均工资比重在各国之间变化较大,从最低的爱尔兰29.0%,到最高的冰岛100.4%。在最高的一组当中,荷兰、卢森堡、希腊和丹麦都在80% 以上;绝大部分国家分布在40% 80% 之间,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和欧盟国家的平均值分别是55.3% 和58.7%。低于40% 的国家分布情况与上述养老金财富总值中最低国家的分布情况相差无几,它们还是由美国、

13、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等讲英语的国家构成,此外,还有德国和日本等。在对发达国家运用养老金财富总值的方法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希腊等陷入债务危机或濒临债务危机边缘的国家中,养老金构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过高的待遇水平严重脱离了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高福利和高待遇直逼全球首富国家,显性化和货币化之后的“老龄化成本”对债务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中国应如何深化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一)、调整制度参数迫在眉睫,提高退休年龄首当其冲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十几年里,在OECD的34个成员国中,至今没有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只有6个,因为这些国家的退休年龄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高达65岁或67岁。2010年希腊

14、被迫实行提高退休年龄改革,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各国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进程: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纷纷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65岁、66岁和62岁。截至2010年底,所有欧洲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1岁以上,只有卢森堡等3个国家是60岁,英国、德国、西班牙、瑞典等绝大部分国家是65岁退休,冰岛和挪威是67岁。未来计划继续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有11个。在制度参数方面,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主要存在两个问题:1、法定退休年龄是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中最低的,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与寿命预期严重脱节。2、制度参数严重不匹配,参数之间存在矛盾,显示出潜在财务风险。中国企业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50岁(女干部

15、55岁) ,且提前退休现象十分普遍。重要的是,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参保人“最低缴费年限15年” ,而发达国家的“参考缴费年限”是41年,相差十分悬殊。覆盖面不断扩大带来的制度收入掩盖了制度的长期风险,财务风险爆发时间注定被推向了未来。(二)、强化个人激励设计,深化制度结构改革在欧洲,实行结构性制度改革的国家分为两组,一组是引入名义账户制的国家,他们是波兰、拉脱维亚、意大利和瑞典。另一组是英国和德国。这6个国家改革10多年来,各项指标均好于其他国家,国家财政负担明显降低。例如,瑞典这个昔日的世界福利之窗2010年养老金支出仅占GDP的9.6%,低于欧盟国家10.2%的平均水平,在未来50年里,瑞

16、典不升反降,将从9.6%下降到9.4%,意大利从14.0%下降到13.6%,而希腊将从11.6%上升到24.1%,其他几乎所有国家都将大幅上升。 在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制度中,个人账户的定位始终没有明确,空账运行的账户与做实试点的账户长期并存,个人账户承载的个人养老责任及其功能从未实现。辽宁省做实账户试点时规定的账户资金不能用于支付统筹基金的底线在2010年被突破,这个重大政策变动说明,我们的养老制度到了二次改革的时候。希腊的教训和瑞典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行名义账户制是一个有效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和可供选择的过渡性改革路线图,它既可避免转型成本,又可调动个人积极性。 (三)、高度重视职业年金制度,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与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希腊养老金制度严重失衡,结构畸形: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负担沉重,而第二支柱职业年金则刚建立于2002年,参加人数仅占劳动人口的0.2%,其全部资产仅为占当年GDP的0.01%,在OECD成员国中倒数第一,希腊与当年OECD成员国75.5%的平均值相距甚远。荷兰与希腊都是欧洲小国,人口规模很相近,但荷兰职业年金的参与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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