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建立途径研究》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新形势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建立途径研究（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和谐机制建立途径研究主题：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此， “和谐社会”成了我国战略机遇时期的社会主基调，也成了各类媒体上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化矛盾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考验着政府决策层的执政智慧。把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机制提上议事日程，加以研究并付诸实践，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下文旨在抛砖引玉，对该问题进行浅析，希望能引起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一、背景分析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就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但社会分化也带来阶级、阶层之
2、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原来的各个社会群体都进行了激烈的分化和组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人民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社会问题却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变化。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尤其是微博的风靡，使得社会舆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藩篱百花齐放，公共性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各个阶层间利益博弈公开化日益加剧，国家每年的维稳成本都不断攀升。新世纪开始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经济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社会是否公正是决定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因素。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在一定道德体系下社会成员间合理地分配权力与义务。目前我国社会不公正
3、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当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相反对改革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我国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而言， “先城市，后农村，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然而这种模式使得长时期内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从而形成了目前制度性社会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暴露出我国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
4、层建筑和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成为舆情抨击的焦点和民意唾弃的根源。愈加严峻的腐败问题，农民工“二等公民”的尴尬身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房价物价的持续膨胀，公众的不满甚至愤懑犹如不断鼓胀的气球，刺激着这个社会框架的底线，并在网络传媒的催化下发酵酝酿，若不加以引导疏通，气球爆炸的危机将成为我国社会稳定最大的隐患。因此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和谐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二、对策研究首先，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机制必须从和谐社会的含义出发，从政治民主化、法治、利益分配合理化等几个宏观方面探索与实践。（一）政治民主化是
5、社会主义和谐机制建立的根本前提。实现政治民主化是经济转型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与公民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旧的政治体制开始不断地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公众普遍质疑和批评的对象。尽管中共十七大重申“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并且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 ，但在实际推进上和上述承诺差距悬殊，人们期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找到通向社会公正之路，解开推行法治和舆论自由的钥匙。这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却又是必须马上着手去推进的事业。权力民主化是政治民主化的核心。政治民主建设的实质是健全和完善民主授权、用权和监权的机制。麦克斯韦伯说：“权力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种
6、共同活动中违反参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 。权力驾驭资本是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我国绝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权力民主化的课题就是如何制衡权力任意驾驭资本。制衡权力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中国现在也有权力监督体系，但都是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展开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监督力量都是内力。外力制衡就需要破除政治垄断，开展
7、政治竞争，这正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只有将权力置于阳光下行使，权力的贪婪属性才能通过民主的监督得到抑制。只有权力显性、可控的政治制度才能保障民主渗透其中。（二） 、完善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机制建立的根本保障。笔者以为，法治与现有的依法治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分。厉行法治，必须跨越现行政治体制的牢笼，在政治民主化的框架下寻求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同时，法治又是政治民主化的最重要手段，完善法治对于社会主义和谐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有着决定性作用。完善法治，最关键的是确立法律的权威性，避免法律被频繁篡改和废立，尤其是我国的基本法宪法。因个人崇拜或者政治企图频繁修订宪法以及相关基本法，违背了法律的内在品质，容易使法律失
8、去权威性。其次，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治理当前腐败难题、扭转制度性不公正的“必杀技” 。我国现存的司法机关有依附于行政机关的趋势，究其缘由，大概与党权与政权混乱，司法系统财权不独立等有关。要实现司法独立，必须坚决从制度层面以下三点：（1）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干预，当然，立法机关可以对司法机关予以监督，但主要是通过立法手段及对法官的弹劾权进行监督，不得干预个案的审判。 （2）司法系统内部相互独立，即一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另一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法院上下级关系只是审级关系，上级法院除依上诉 程序、调卷令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外，不得干预下级
9、法院的审判。（3）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是指一个法院内部不存在上下级服从关系。法院是法官办案的地方，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法院里法官最大，用德沃金的话来说就是：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除了法律以外法官不服从任何别的权威。（4）法官保障制度。这是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方面保障法官无所顾及的捍卫法律。法官的地位及待遇来自法律，不是他的上级。这就包括由法律规定法官的职权，不可削减的待遇及其职位保障。对职位通常采用两种办法：一是 终身制（英美法的主要做法）；二是文官制度的保障。法官的高薪制也是法官保障制度的内容之一。（三）利益分配合理化是社会主义和谐机制建立的根本途径。众所周知，居民收入不平等到一定程
10、度会影响社会稳定。论语有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研究表明，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与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相关系数很高。收入差距越大，违法犯罪活动就越严重，社会和谐程度也就越低。现在我国每年的刑事案件徘徊在 400 多万起的规模，治安案件高达 600 多万起，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利益分配上的悬殊差距若迟迟得不到缓解，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将经受巨大的考验。利益分配关系是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只有切实重视并妥善处理好利益分配关系，才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挥发人们的主动性，才能够整合社会各方面的
11、力量，为建构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利益分配合理化是社会主义和谐机制建立的根本途径。实现利益分配合理化，首先应当搞好社会再分配，减弱不平等程度。社会再分配，就是一方面要扶助贫困，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来调节居民收入，缩小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它是实现社会公平、缓和阶层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常用的再分配手段有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财政转移支付等。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多为中间工薪阶层，对富裕阶层的征收率很低，本应是向富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成了工薪族的“人头税” ，与该税种开征的立法原意大相径庭。遗产税是保证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税种，目前已有建立这个税种的社会舆论，若顺利开征，对于社
12、会再分配制度也将起到良好的作用。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调节地方经济差距的重要手段，已经颇具规模，但制度上还有加以完善。实现利益分配合理化，还应当重视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俗话说， “光脚不怕穿鞋的” ，底层社会群体最敢于向现存秩序挑战。如果公民应有的工作权、健康权、住房权、迁徙权、受教育权等相应的社会权利无法充分实现，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安宁。重视民生，关注幸福指数，是保证社会安全的必不可少的措施，也是我国政府政绩考核中必须重点关注的焦点。政府应当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保持稳定的高就业率，推行合理的医疗保险制度，遏制高昂的房价，保障充分的迁徙自由和平等的教育权，从制度的层面保障民主，减弱制度性不
13、公正。此外，还应当在法律框架内建立一套畅通的利益诉求机制。利益多元化，势必导致舆论与诉求多元化。过去那种“舆论一律”的做法不利于各种意见的表达和沟通。因此，必须要形成一个沟通、表达、协商和拖鞋的平台。大众传媒的开放是重要的沟通渠道，有利于不同意见的表达和沟通。不同意见的表达渠道是缓解社会冲突的“安全阀”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大力培育脱离行政的中间组织。这些系统化的利益诉求群体，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与强调个人利益的个体之间的过渡带和调节器。目前的中间组织行政性太强，独立运作能力很有限，比如工会本应是中间组织，它代表工人的利益，在工人个体和投资者之间协调利益关系，是工人和投资者的谈判代表。把工会当成党和政府的下属机构，它就失去了中介作用，减弱了利益诉求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