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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学研究 作为行动领域组织中的权力 与规则 评费埃德伯格的权力与规则 杨甜甜 “斗争有其规则” 米歇尔.克罗齐埃 现代组织研究始于韦伯对于科层制的分析，随后的研究主要发生在英美社会学界，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法国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CSO）对组织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的研究路径 与英美组织研究的探讨方式极为不同，他们主要讨论的是组织中行动过程如何展开和行动关系如 何建构，组织被看作是一种行动领域，权力和规则是行动者建构行动领域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一 定意义上， 权力与规则是这种思想的总结性著作。 在权力与规则一书中，费埃德伯格提出组织研究应该从行动领域如何建构的角度来理 解和分析组织
2、（费埃德伯格，2005：3） 。在他看来，组织运作的过程就是行动者在一定的规则条 件下争夺权力的过程。换言之，组织现象的本质不是正式的组织结构、严格的规章制度、职位权 责，而是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本文希望通过对组织研究路径的分析和比较，讨论在现代组织 研究中， 权力与规则的贡献及其对发展组织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从组织到行动领域 一、从组织到行动领域 现代组织研究自韦伯分析科层制开始，就将组织看作一种有别于其他集体行动的人类合作方 式。在经典组织理论中，组织是具有高度统一性和凝聚力的组织实体，组织成员严格执行规则并努力追求效率，而特定的组织目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则为组织高效完成目标提供了条件
3、（Taylor,1947; Fayol, 1949; Weber, 1978） 。这些理解背后蕴含着三个层面上有关组织的假设， 首先是个体行动者的理性行动，其次是组织依赖规则建立起来的高度整合力，最后是组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清晰界限，这三项假设构成了费埃德伯格所言的“组织的经典模式” （费埃德伯格， 2005：22） 。颇有意思的是，费埃德伯格认为 20 世纪以来组织理论的演变过程恰恰是上述假设不 断遭到批判和修改的过程。 具体而言，有关行动者的理性。研究者们无法证明绝对理性无处不在，因为行动者所获得信 息是有限的，他们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也是有限的。针对组织中的一系列问题，行动者只能找 到部分
4、解决办法，并且最终选取其中相对有效的一些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组织无时无刻不 受“有限理性”影响（March Elster, 1989） 。 其次，关于组织作为高度整合的实体。从工具化的角度来讲，组织的作用是提供高度的控制 本文是邱泽奇老师指定的作业，三易其稿，耗时一年。正是在反复思考和修改的过程中，笔者才有机会比较透彻地理解费书的内涵及其对组织研究的价值。本文的最终完成得益于邱老师提供的建设性意见和诸多同学的批评，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里所说的集体行动是从广义上来讲的，包括一定数量的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协调、冲突、竞争等关系，有别于狭义的集体运动。根据全文的理解来看，集体运动和正式建构
5、的组织都属于集体行动。 这里所指的理性行动基于一种“绝对理性” ，相对于西蒙詹姆斯C. 马奇和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 1社会学研究 力对成员进行控制，大量科层组织设置“金层塔结构”意在由上至下贯彻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但 是 很 多 研 究 表 明 ， 组 织 运 作 的 事 实 并 非 如 此 (Merton,1940; Selznick,1966; Blau,1955;Gouldner,1964; Crozier,1964)。组织目标常常是多个而非单个，它们是含混不清而 非清晰的；并且，组织成员自身具有不同于组织目标的个人目标或者群体目标，这为长时期统一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造成了困难。最典型
6、的案例是塞尔兹尼克有关田纳西河流管理局（TVA）的研 究（Selznick,1966） 。塞尔兹尼克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清晰地指出，所谓的“正式组织”并非完 整统一的整体，其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行动者尽可能利用行动的自由为自己牟利，这使得有 关组织目的的设想高度统一的目标和凝聚力过于理想和简单。费埃德伯格则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他认为不仅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它们是作为组织维度的本质而非功能障碍而 存在的。正是如此，他指出组织研究有关组织整体的设想应该从“完美的整合体”过渡到“竞技 场” （费埃德伯格，2005：49） ，在大量矛盾或冲突的情景下，组织的运行受到来自各个群体的影 响，组织成员的
7、行为并不是简单地制定/执行规则，而是周而复始地协商与谈判。 最后，关于组织与外部环境的清晰边界。虽然与之相关的一些议题，如“组织间关系”和“组 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拓展了早期的组织理论，但在后来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这 一假设其实简化了组织之间的关系和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Crozier & Friedberg, 1980） 。 以权变理论和种群生态理论为例，一定意义上，它们的价值恰在于提出了“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 的关系”这一新的议题，从而弥补早期的组织研究。在权变理论中，伯恩斯和斯托克区分了两种 不同的组织模式，组织的机械模式和组织的有机模式，它们所适应的环境具有迥然相异的技术
8、变 革速度和竞争程度（Burns & Stalker, 1961） ；而种群生态理论则假设分享相同资源的组织之间 会因为争夺资源而相互竞争,这样的竞争直接影响到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邱泽奇，1999）。这两种 研究将学者们的注意力由组织内部转向了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但是，一旦对组织成员的行动给 予足够的关注，一旦注意到行动者建构组织这一事实，就不难发现，组织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与外 部环境间的关系均来自个体与集体的互动，“组织的成员，并不与一个抽象环境相互作用，而是 与有限数量的真实的人进行互动，这些人成了他们拥有特殊地位的回应者” （费埃德伯格，2005： 83） 。正是如此，费埃德伯格认为，有关“
9、组织与外部环境间关系”的研究应该突出强调组织间行 动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对其行动产生影响的制约机制。 通过梳理组织观念的演变过程和“组织的经典模式”遭到瓦解的过程，费埃德伯格获得的启 示是，既然组织并不像经典理论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高度凝聚的整体，它们如同其他人 类集体行动一样充斥着矛盾、冲突、混乱和无序，那么，我们能否取消或至少是降低组织作为特 殊集体行动的地位？如果组织仅仅是人类集体行动的一种形式而非特殊形式，在“正式结构”和 “正式规则”的效力有限的情况下，行动领域的事实是什么呢？基于这种反思，费埃德伯格认为 组织研究需要关注的是一种普遍化的组织，即取消掉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二元划分的
10、集体行动， 同时，远离传统分析中的诸多简单观念，降低组织目的的合理性，放松规则对于行动者的约束力， 回到行动领域的层面来对组织行动与规则的实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费埃德伯格， 2005：105） 。 二、行动领域的建构：权力与规则 二、行动领域的建构：权力与规则 法国学派将组织作为行动领域来研究，具体的分析路径则围绕权力和规则的关系而展开。有 关权力的分析直接涉及到行动者的理性行动，而规则的提出则在于分析为行动者之间的权力争夺 塞尔兹尼克在著作的第二部分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哈考特摩根教授（Dr. Harcourt A. Morgan）作为田纳西大学和田纳西流域当地势力的代表如何影响 T
11、VA 组织运作的，这一利益群体和组织管理者的另一方（A.E Morgan 所代表的群体）在很多关键事宜（如组织 机构的设定、实验项目的选取、农业关系部门的人员设置）上都存在明显的分歧和争斗。 2社会学研究 提供条件的特定机制。 任何社会组织，其存在的基本动力在于通过成员之间的合作达成单个个人难以完成的目标， 而组织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组织如何维系成员之间的合作。早期组织研究对于这一问 题的探寻遵循这样两种思路：一是组织为行动者提供某种刺激而促使他们积极工作，从而最大效 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流派均是如此。只不过前者强调的是经济利 益，后者注重的是人际关系、情感等
12、因素。而韦伯则从组织作为控制体系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科层制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既能够持续运行又能高效达到目标，主要依赖 于具有目的理性的行动者能够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在他看来，现代组织除了技术上的提高之外， 主要是通过对职位关系的最合理安排来达到组织效率最大化的。换句话说，组织最大效率实现目 标依赖于人们依据目的理性各司其职，照章办事。两种思路的共同之处是强调了行动者的理性行 动，而组织的运行依赖于为理性行动提供持续的动力或约束。 法国学派的分析正是从行动者的理性行动着手。他们认为，科学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的 弊病是，将行动看作一种基于刺激而做出的反应，行动者是被动的；同时，这
13、种理解简化了人类 行动，理性和情感因素被简单对立。事实上，组织成员必须同时面对实现集体目标的功利理性要 求和非正式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压力,“在人类情感的每一层面都有理性的算计,而在所有的决定中 即使是最具技术性的决定中都有情感的限制和制约”（克罗齐埃，2002：179）。正是如此，纠缠 于理性/情感的二元划分难以把握行动的本质。 而在韦伯的分析中， 他其实洞察到理性行动导致科 层制的控制体系不可避免地具有“缺陷”，组织的运行是理性行动者循环地制定规则和违反规则 的过程。韦伯的研究无异于抛砖引玉，他提出了值得探索的问题，但就理性行动本身的特点和机 制没有做详细深入的讨论。哥伦比亚学派深受帕森斯“结
14、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对韦伯的拓展主 要集中在组织功能上。有关理性行动的最大进展，得益于马奇和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 （March & Simon, 1958） 。 克罗奇埃就“有限理性”的价值做了非常详尽的论述，他认为“有限理性”会使人们“对于 技术和经济理性的世界和人类情感的世界所进行的互补分析变得更加容易” ， 因为拥有有限理性的 个人 “不仅拥有一双手和一颗心， 还拥有一个头脑， 一种计划， 一种自由”（克罗奇埃， 2002： 180） ； 更为重要的是，有限理性指出了行动中的大量不确定性，其长处是“可以以一种实际得多的方式 讨论权力问题”（克罗奇埃，2002：180）。克罗奇埃对“有限
15、理性”和权力关系的分析可以简要 概括为：“有限理性”造成了行动者互动中的大量不确定性，进而为行动者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争 夺权力提供了可能。 费埃德伯格对“有限理性”的理解与克罗奇埃并无二致，重要的改进体现在，除了权力之外， 费埃德伯格明确将规则纳入到组织分析的核心要素之中。在他看来，权力的产生以及作用的发挥 是和行动者如何利用规则联系在一起的，行动领域也正是在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建构。 具体而言，权力的产生首先基于行动者的“有限理性”，在行动者的彼此交往中，“有限理 性”导致行动者的行动对他人来讲具有大量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为行动者之间的谈判、协 商提供了条件， 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控制他人
16、行动中的不确定性来获得于己有利的权力。 正是如此， 为了维系组织的持续运作，组织试图通过各种规则来对处于各种职位上的成员进行协调和约束。 结合职位的等级结构来看，规则设立的目的其实是为上级控制下级行动中的不确定性提供条件。 但是事实的情况是，规则的约束力是非常有限的，表面上严格的正式结构背后是一种不断延续的 组织化过程，上级下达命令-下级不完全执行-上级发现这一事实随之修改命令-下级进一步回应。 这意味着，在行动者的策略行动面前，规则永远不可能消除不确定性，它在对一部分行动进行约 束之时又创造出了新的不确定性， 行动者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来追求他们所认定的利益， 这就是说， 对于科学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的具体讨论可见邱泽奇（1999） 。 克罗奇埃对于权力和有限理性的讨论可见杨甜甜（2006） 。 3社会学研究 与“有限理性”相伴随的是有限的规则。 具有悖论意义的是，正是这种规则的不确定或者说局限性为权力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如果说 规则是确定的，可以明确限定每个人的行为，那么行动者不会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