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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何卫青内容提要：在历史追溯的基础上关注中国小说中的“儿童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中的“儿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存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将引出一个叙述学意义上的“人物小说儿童”的研究。一在过去一百年的文学历程中，中国小说对于儿童的“想象”经历了由“隐”到“显”的变迁。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曾掀起一股儿童个性解放思潮，这一思潮直接使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并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而且，不少非儿童文学作家也对儿童题材感兴趣。但这时，儿童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出现在作品中，还不如说是折射着一种新鲜的、灵动的、有活力的精神现象，这就是所谓的“童心”。在第
2、一批女性小说家冰心、凌叔华、苏雪林等的作品中，儿童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这种“童心”精神的承担者。尽管有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尽管在他仅有的二十来篇小说中，已有了几个难以让人忘却的孩子、几段沁润着深长情韵的童年记忆(比如故土、社戏)，但显然，作为文化巨匠，鲁迅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别处。30 年代以来，沈从文在他的翠翠(边城)、萧萧(萧萧)、三三(三三)身上寄托了其关于“人性”的理想，这些“小儿女”和张兆和的二小(费家二小)、李小还(小还的悲哀)、海南(湖畔)、招弟(招弟和她的马)等孩子在作品中的主体性大大增强，性格各异，各有各的命运。但沈从文要到 80 年代以后才成为热点，而张兆和则几乎不为现代文
3、学史家们提及。30 年代末，40 年代以来，则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童年回忆体小说”热：萧乾的篱下，萧红的小城三月、呼兰河传，骆宾基的混沌，端木蕻良的初吻等等。这一股热潮的出现与动荡的时代与作家个人的经遇相关。作品中的“我”往往是从残缺的故乡图景走进寂寞的童年世界，在借助片断的回溯中追索自己的个性和精神本原的同时，更真切深彻地将现实生活与童年足迹相互映照，在两种孤独的投射中沉浸于一种缥缈宁静的心境中，童年的回忆潜藏着成年回忆者对生命力激情的召唤。对于这些回忆者，童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过去存在，而是在现实的映照下获得了重生，蒙上了别样的意味。童年在这里，具有了弥合修补的功能：弥合种种经验人生中的痛苦不
4、幸所带来的创伤和疲惫，因为，“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的回溯中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注：施勒格尔语，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第 104 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年。)。在这些作品中，蕴含了两种孤独：一种属于童年的“宇宙性孤独”，这是一种安宁平和、抚慰性的孤独；另一种则是社会性的孤独，由于战火烽飞、时局动荡这样一个时代性他者的闯入，充满焦灼和不安。由此可见，在这些作品中，童年以及童年中的那几个孩子，仍然只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十七年文学”，尽管出现了“成长小说”的繁盛，青春之歌、红旗谱但这个本来最容易使人联想到孩子的“成长”，却几乎与孩
5、子无关，它所揭示的“成长”是一种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是一种“社会智慧”的成长。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小说，儿童的面影是很模糊的。而随着 1960 年文学理论界对“童心论”的批判，小说中已找不到可以让人审美的儿童了(注：但要指出的是，60 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出版了她的那部日后在大陆文坛给她带来极大声誉的小说城南旧事，小说以女孩林英子的眼睛“观望”30 年代北平城南的人情事态。不仅塑造了林英子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其儿童视角和天真叙述人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也产生了具有理论生发意义的审美价值。这种策略，在 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小说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
6、儿童自然也就“销声匿迹”。噩梦醒来是早晨。1977 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8 年卢新华的伤痕，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揭露伤痛、反思时代思潮的开始，那几个孩子王晓华、谢惠敏、宋学武也预示着小说中一种新的质素。其后，张洁的拾麦穗、森林里来的孩子则在表现孩童与童年上往深里拓展了。特别是拾麦穗，那个长大了想要嫁给卖灶糖老汉的小女孩，那个歪歪扭扭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甚至冬日阳光下柿子树上的那个孤零零的红得透亮的小火柿子，都给人以无穷无尽的童年想象。童年引起新时期作家注意的另一个佐证是：翻翻诗人们的诗集，几乎人人都有追忆或描写童年生活的梦幻般的诗。王小妮的孩子们、杨炼的海边的孩子、梁小斌爷爷的手杖、傅天琳
7、的我是苹果。时光流逝。翻阅八九十年代这二十年间的主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孩子们从不同的“方向”纷至沓来。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及了批评家们为着批评的便利而加以分门别类的各种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家族小说、新历史小说，还有更多的难以给予命名的小说。说及这些小说中的儿童和童年，有人们熟悉的小鲍庄里的捞渣、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爸爸爸中的丙崽，有莫言、苏童、余华、迟子建等评论界颇多关注的小说家，当然还包括了大量其他作家作品(如范小天、滕锦平、王彪等作家的作品)。它们对儿童(童年)的关注构成了这二十年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需要指出的是
8、，这些小说绝大多数无论从题材、立意或主旨上，都与现行儿童文学理论“框定”的范围相去甚远，有不少作品可以说是“儿童不宜”。它们展示了另一种“儿童观”，它不同于一般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研究者所倡导和遵循的“儿童本位观”。“儿童本位观”的前提是对儿童的生理、心理乃至生活氛围的深入了解，也就是说，是对“儿童文化”的本质描述。尽管这种描述不可避免地仍是某种成人视角，但它最大程度地追求着“非中心化”(注：“非中心化”在这里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尽可能地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最大程度地消解成人的思维。而上述小说中的那些儿童，无论他们在作品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还是边缘的位置，都或多或少地凝聚着作者(隐含
9、作者)的其他目的非“儿童本位”的目的。对儿童的描述所造成的叙事影响服务于作者(隐含作者)特殊的目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或是美学的。那些孩子或是被放到成年人的自私、冷漠、残酷或温情、关怀中，比如，莫言的拇指铐、阿真的我爱你，孩子；或是在回忆中熠熠生辉，以个人的历史折射时代命运与民族的历史，比如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梁晴的大院、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或是作为一种艺术建构手段，以童眸观照成人纷乱的生活，反思某种荒诞的时代精神，比如范小天的儿童乐园、韩东的反标；或是一种古老文化的象征，比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或者在时光的流转中寄托小说家的某种哲学情思，比如余华的呼喊与细雨。使得
10、这些作品相联的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童年。这些作品暗含了两种童年模式：一是“此时此地的儿童”生活其间的童年；二是“彼时彼地的儿童”生活其间的童年。这里的“时间”是针对作品中的儿童而言的。“彼时彼地的儿童”是处于成年人回忆中的儿童，特别是那些童年回忆体小说。这两种模式有时可能在一部作品中交叉出现，如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以及一些被评论界冠以“家族小说”的作品，如蒋韵的栎树的囚徒、徐小斌的羽蛇等。作为一个时空概念，作品所做的“童年想象”使得人们(小说家、读者)有可能重新构想这永存于心灵深处的时光的真实核心；作为一种被叙述的历史，这些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涉及“当代表现和历史记忆的问题”，为我们寻找作家
11、和文本之间的潜在关系和审美超越提供了另一条思路。而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儿童叙述人和儿童视角在文体叙事学上也具有与成人化、性别化、年龄化等其他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意义和作用。萨特曾经说过：“一种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联。”（1）技巧可能仅仅是刻意标新立异的游戏，然而，假如一种技巧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作品的共同“成分”时，的确体现了某种哲学意韵。面对上述作品，我们不妨将之称为“童年哲学”。二历史的追溯表明：儿童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小说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存在。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在学界还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这一忽视似乎不难理解。首先，文学领域的“儿童问题”往往被认为是儿童文学研究者
12、的“专利”，但儿童文学研究者往往可能忽视非以儿童作为受众的那些作品中的儿童(童年)，并且，儿童文学的“儿童”可能更偏向于作为读者的儿童。第二，由于前文所说的那些儿童在小说中的分布不是以集中的态势出现的，而是相对来说范围较大，多少有一些散乱，因此作为一个尽管普遍的现象，它还不易察觉。对一个处在时间流上的文学现象的关注，本身就需要时间，作为一个整体，近二十年对研究来说毕竟还太近，不可能所有的问题均能涉及。再者，由于这些儿童赖以栖身的小说多多少少都可以归之于当代批评家们加以分门别类的寻根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等，因而评论的重心往往在于这些小说、小说家在这些类别中的“位置”，况且，小说中的儿童
13、(童年)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小说的主旨所在。那么，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中的“儿童”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他们不仅变成了小说家面对个人历史乃至民族历史的“方法”，也是小说家体现其对现实儿童的责任心与保护心的“媒介”。这后一层面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小说在两个方向上体现了这一意义：儿童的成长、儿童与成年世界的冲突。90 年代以来，“成长小说”再度繁盛。与十七年的“成长小说”不同，这些小说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体现了“成长”的内涵。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随着家庭尺寸的减小，单个家庭的逐渐封闭化注定会增加儿童向独立与自由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儿童性别意识的逐渐增强。在并非将儿童作为读者群的“成长小说”中，儿童不
14、再以分离的方式被感知，而是处在年轻化和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八九十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成长着的孩子们：铁凝玫瑰门中的苏眉，王安忆忧伤的年代中的“我”，迟子建树下中的李七斗，周海彦月亮船中的难难，陈染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天米，蒋韵栎树的囚徒中的天菊，虹影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徐小斌羽蛇中的陆羽，杨泥红羚中的红羚。在这些小说中，孩子们都经历了她(他)们生活中的“奇”遇，她(他)们的生命历程因此而改变，特别是性虐待。法律和社会学是从“儿童保护”的角度看待这一行为的，关注的是其可见的直接结果，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儿童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实际上又是一定儿童观的体
15、现。法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无疑都是一种社会视野，它们往往忽略了儿童个人的细微感受，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显示了它的特点。在迟子建的麦穗中，女孩西西从未将图画老师的侵犯看成是“性虐待”，甚至怀着微妙的激动将这件事写进了课堂作文中!我绝没有为图画老师辩解的意思，毕竟因这一事件，天资聪明、成绩优异的西西被迫辍学，从此“跌入”了庸常的生活。应该把儿童虐待作为一个小专题加以研究，在与法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作比较的基础上，“看看”小说是如何表现这一问题的。这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特殊经遇，却往往被专门研究“成长小说”的论者们一带而过。儿童与成人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小说中，将儿童置于成人世界下，以见出成人的
16、自私冷漠，如莫言的拇指铐；或表现成人对儿童感受、观点的有意无意的忽视，如迟子建清水洗尘；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如王朔我是你爸爸；儿童生活的纯净与成年生活的畏缩，如王小波绿毛水怪，等等。更多的孩子难以归之于一两个主题之下。卢梭的爱弥儿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尽管绝对来说，孩子和年轻人都是虚弱的，但是相对而言，他们又是强壮的，他们的力量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就此而言，他们要比成年人更加强壮（2）。实际上，无论小说有什么样的主题、意蕴，那些孩子的一言一行仿佛都“嘲笑”成年人瞻前顾后的软弱。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的司马蓝找到 27 具因荒年饥馑被村人们遗弃而被荒野饥饿的鸦群啄死的孩子尸体，并把他们一一埋葬，这一年，司马蓝只有 8 岁。即便是那些表现儿童之“恶”的小说，在阅读效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