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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郑孝胥与沈曾植的交游及书学思想 李石生一、郑孝胥和沈曾植交往始末在展开郑孝胥和沈曾植书学主张相互影响的考察之前， 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二氏一生交往的主要情况， 以下叙述主要以 郑孝胥日记 中记载为依据。 郑孝胥和沈曾植的交往始于1886年 （目前无见更早的交往记载） ， 虽不一定是张謇介绍， 但之后的几次见面均有张謇在场。 二氏一开始交往， 郑孝胥便在日记中记下 “谈甚洽” “谈久之” 等语句， 往后的交往也多是如此， 可见二氏一见如故、 相互倾心。 自此二氏成为一生的挚友， 或谈论时事， 或论诗赏书画， 可谓指点江山、 诗酒唱和而不亦乐乎！二氏一生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
2、氏同时居住并任职北京时。 尤其是在1890年， 也就是郑孝胥随李经方出使日本的前一年， 二氏的交往更是频繁。 是年郑孝胥充镶红旗官学堂教习， 沈曾植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 至郑孝胥九月出京， 还抵福州（该年九月十一日后郑日记缺失） ， 二氏共频繁来往约48次 （一日计为一次， 下文同） ， 几乎每月都要相见几次而且多数还是连续隔天互访，已是惺惺相惜。 第二阶段是郑孝胥出使日本下旗归国后到光绪末年， 1895年11月2日郑孝胥归国后， 二氏初次见面便 “相见悲喜” ， 真是情深意切。 该年最后两三个月二氏相见约18次， 后来二氏又同就张之洞幕， 之后几年互访依然频繁。 1898年约20
3、次， 1899年约20次， 1900年约38次。 第三阶段是二氏同时寓居上海期间， 自1911年清朝灭亡， 民国继起之后 （除1915年郑日记无二氏交往记录外） 直至1922年沈曾植逝世二氏交往最是连续和频繁， 此一时期也是二氏 “不与世事” 、 寄情诗书的时期， 更是二氏书学交流的重要时期。 对于二氏交往的次数， 以现今来看， 或许不该算多， 但是在当时交通等各方面都不便利的条件下， 足见二氏情份之深。郑孝胥和沈曾植作为文人士大夫， 书法对于他们而言仅是余事， 但是他们却同样一直精研书法， 且多有创见， 寓居上海后更是书名日盛， 允推大家。 关于二氏的书名和造诣， 沙孟海在1930年发表于
4、东方杂志 27卷第二号的近三百年的书学 均有提及且推崇有加， 并且郑孝胥也是该文发表时存世的唯一一位书家， 只是后来由于政治、 历史原因在重新出版时删除了与郑孝胥相关的部分。 另外， 从当时二氏的鬻书情况和时人及后人的评述均显见其书名之盛。郑孝胥其人 “多负气” ， 于诗如此， 于事如此， 于书法亦是如此。 检郑孝胥56年的日记，基本上是以他的书学观点示人， 对于同时人让其服膺的也就两人， 一个是郑孝胥的叔祖郑世恭， 其日记记载：1882年5月3日： “是日请叔祖书一联纸，余自集 礼器碑 独见天意， 永享牟寿 八字。 叔祖八分书， 极有汉人意味。 ” 1885年3月17日： “晨， 作楷， 觉
5、颇合，袖呈叔祖， 谓 甚得古人意； 但用笔近剽，乃似唐写经手。 余请从登善入晋人， 叔祖以为然。 ” 郑孝胥四岁从叔祖郑世恭授 尔雅 ， 17岁归闽又从其习举业， 对其敬重有加。 此后郑氏对八分书的临习伴随一生， 并从中多有意会， 认为 “写隶可避俗” “以隶写草、 以草写真、 楷隶相参” 等， 也有 “罢黜馆阁” 之说， 这些观点的萌芽应该也是受其叔祖影响。另一个在书学上让郑孝胥服膺的就是沈曾植了 。 除了其叔祖郑世恭之外， 沈曾植是郑孝胥当面请益书法的第二人。1914年11月11日： “以日来所作草字示子培。 ” 1919年2月19日： “作字。 元王聘三、 刘洙源来， 遂同赴子培之约，
6、携大七、 小七、 小虎所临碑字示子培。 子培谓， 大七所书太整齐，宜取 石门铭 试写之； 谓小七、 小虎所临且未可换。 ” 1919年11月3日： “作字。 过子培， 观所作章草， 隶书及诗数首。 ” 从其将自己的作品和子弟的习作让沈来评点和指导， 可以看出郑孝胥对沈曾植在书法造诣上的推崇， 同时也说明了郑孝胥本身对于沈曾植在书艺上的关注和了解。 当然沈对郑的书法也是颇为满意的， 并曾嘱其代书寿联。 二、对黄道周的取舍历史无法重现， 而后人在研究过程中也难免将某些问题复杂化， 这使得读者在解读历史人物时也往往抓不到重点， 彷徨揣测难有定见。 对于沈曾植晚年书法变法的根基和得力处历来众说纷纭。
7、在艺术风格特征上， 曾熙称： “ （寐叟） 工处在拙， 妙处在生， 胜人处在不稳。 ” 在题沈曾植易箦联上， 郑孝胥有题诗曰：蹀躞意未敛， 沈吟神更遒。 九原如可作，下从忠端游。 忠端即是黄道周。 郑孝胥此联从沈曾植的艺术特征和取法进行了高度简洁而贴切的概括。 “蹀躞” 有 “事情、 文字等方面费斟酌”意思； “沈吟” 亦作 “沉吟” 有 “深思” 意思。而此二词又对应了 “未敛” 和 “更遒” ， 可谓在矛盾对立中统一了 “意”和 “神” 的艺术审美概括。 后二句又道出了沈曾植取法和得力的对象黄道周。 从郑孝胥的识力和与沈曾植的交往的长期和密切来看， 自有其准确性和可靠性。 沈氏弟子王蘧常认
8、为： “先生晚年自行变法， 冶碑帖于一炉， 又取明人黄道周、 倪鸿宝两家笔法， 参分隶而加以变化。 于是益见古健奇崛。 宁拙毋媚 ， 自具风貌。 ”黄道周为人气节忠义坚贞， 素来为遗老书家们所仰慕， 加上黄道周与遗老们似乎有着同样的政治黄道周 行书自书诗卷史论评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83境遇和抱负， 使得跌宕起伏、 古拙奇崛的黄道周书迹为当时海上遗老书家们争相收藏、 临习并传阅。 郑孝胥海藏楼诗集 有 又题雨山所藏黄石斋文治论卷子 唐元素求题石斋小楷孝经 和 为拨可题黄石斋与乔柘田手札三首题黄道周书迹诗， 郑日记中也多处提到友人 （王仁堪、 王仁东、 钱冲
9、甫等） 携黄道周书迹画作相示。 郑孝胥日记中也有携黄道周书迹示沈曾植的记载：1914年12月15日 ： “ 又过沈子培， 以 黄石斋尺牍 册示之。 ”1914年12月29日： “过子培， 适移居四十四号， 中岛， 波多亦在座， 携石斋尺牍 归。 ”沈曾植当时应该很关注黄道周书迹， 并留心研习， 所以郑孝胥才会携示并留其寓中半月之久。 时隔六年之后， 二氏又同时在 黄石斋与乔柘田尺牍 题诗， 沈题诗为庚申八月， 郑为冬至后七日， 且也分别认为此卷 “为沪上黄书第一” “此卷宜为最” ， 均提及此帖留在斋中 “两月” 和 “久无以应” 之事。 从以上考察， 我们应该可以窥视到沈曾植取法的得力处正是
10、黄道周。 沈曾植晚年书风翻覆盘转， 笔势洞达， 委曲得宜， 跌宕遒劲， 奇趣横生， 与黄道周在形态取势、 风神面貌上极有渊源。当然黄道周 “持论主遒媚” ， 可 “媚” 却是二氏共同反对的。 至于对 “遒媚” 的褒贬我们暂且不论。 罗振玉1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信提及沈曾植 “服膺安吴， 故诋毁赵” ：而乙老则以撝叔而誉萧山之二任 （以书法言， 赵与包安吴不同趣， 乙老服膺安吴， 故诋赵。 此二氏但可描写图样付手民雕刻耳，摹老莲形似， 全无一毫心得） ， 弟乃不复言矣。 甚矣！郑孝胥1919年2月26日日记也有这样的记载：从朱古微借来张纶英婉钏大楷临 郑文公碑 ， 有印章曰： 七十后作 。
11、婉钏乃翰风之女， 乙盦云， 赵撝叔于书家无不轻诋， 而独称张婉钏之能。 余观所作殊不善， 尚未及张廉卿、 李药农阅历之深也。 赵撝叔油滑入俗，不可为训， 足见前辈于魏、 齐碑所得尚浅耳。沈曾植如何诋毁赵之谦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从他与郑孝胥的交流后， 郑孝胥认为赵 “油滑入俗” ， 可见沈曾植对郑孝胥的影响。 赵之谦的流媚华妍风格是对邓石如、 伊秉绶等人古朴雄强的北碑风格的反叛， 也是其应时代而生的新的审美范式， 这是他的成功， 也是他的局限。沈、 郑二氏非常清楚赵之谦的成功， 但作为有远见卓识的书法家， 他们又深知开拓和反叛的重要性， 为此他们必须重新站在时代的高度，努力寻求突破前人窠臼的发展
12、模式， 而赵之谦便是他们最佳的突破口。 沙孟海认为： “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 陶濬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 只有郑孝胥了 。 ”而究竟该如何矫正 “流媚” 之习呢？ 沈曾植认为： “盖南北会通， 隶楷裁制， 古今嬗变， 胥在于此。 ”郑孝胥也认为 “六朝人书无不楷隶相参者” ， 1915年9月16日又认为：楷势作书， 遇生纸则墨不入， 所谓笔不能杀纸也； 若用隶书下笔取势； 则笔倒墨注，挥霍自如， 此间未达一间， 久持当可造自然，临造像中活泼变化诸刻， 用草隶法似颇得手， 以作 瘗鹤铭 亦有合。楷隶相参不但能取势新奇且能 “笔倒墨注， 挥霍自如” 矣。 为此， 对于赵之谦的“流媚”
13、，二氏异口同声地批判， 势必在黄道周“媚” 上也是尽量避而不取的。 楷隶相参实则以隶法作楷， 这本身也符合书体演变的作书方式， 这点沈、 郑二氏是了然于心的。三、碑帖兼用当时的遗老书家为什么如此的重视黄道周的书法呢？ 除了对其学问品格的推崇之外， 又是什么原因让郑孝胥、 沈曾植等将其视为取法的主要对象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沈曾植题黄石斋与乔柘田尺牍 诗的其中一首： “笔精政尔参钟索， 虞柳拟焉将不伦。 微至只应鸿宝会， 拟山园帖 尔何人！ ” 沙孟海先生当时看到此诗， 得到 “极大的启发” ， “进一步去追黄道周的根， 直接临习钟繇、 索靖诸帖”， 并认为 “从来评石斋书， 无如此诗允
14、惬”。 从沈曾植的此诗和书迹的考察中， 沙孟海认为： “他（沈曾植） 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 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 方法是用这两家的， 功夫依旧到钟繇、 索靖一辈子的身上去， 所以变态更多。 ” 由此可见重视黄道周的原因在于可“参钟索” 。 沈曾植此诗作于1920年， 而在这之前的1914年， 郑孝胥在与沈曾植的交流中亦有相似的论述。1914年9月21日： “作草字，若有所会。 ”1914年11月11日： “以日来所作草字示子培， 子培曰： 薛道祖欲为此体而未成就， 宋高宗意亦在此， 亦不能佳。 知此径途不易觅也。 余曰： 子敬尝叹章草宏逸，余又恶草书纵笔有俗气， 故欲以皇象、 索靖为
15、归耳。 ”1914年11月13日 ： “作草， 忽念以隶为草，以草为真必有异趣， 皇象、 索靖实有此境。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郑孝胥在书法上对沈曾植的认可， 郑孝胥也曾在自己书写的草书礼部韵题跋中提及： “沈子培晚年所作草书颇有进苦， 其鸢肩火色近于险躁尔。 孝胥学之， 至今犹未脱稚拙之状， 亦可笑矣！ 康德三年， 丙子冬至日， 再书于新京夜起庵， 年七十有七。 ”题跋中对沈曾植的作书状况、书风特点作了概括， 且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其对于沈曾植一直以来的学习， 并对学而不及感到惭愧。 日记中， 郑孝胥此时以草字相示， 是因“若有所会”“欲以皇象、 索靖为归耳” 。郑孝胥曾有题跋： “笔短意则长，
16、二王无臣法，不见萧子云、 幼安 （索靖字幼安） 忽相接。 ”尽管沈曾植对郑所作草书并非很赞赏， 然而“笔短意则长” 正是郑避免 “纵笔有习气” 而欲取法皇象、 索靖的一个原因。 薛绍彭和赵构均以 “二王” 为宗， 所作草书虽也追溯章草结字及用笔， 但终难脱 “二王” 窠臼， 所以沈曾植认为此 “径途不易觅也” 。 我们不知当时沈曾植沈曾植 隶书俗美道高七言联 138cm33cm2 纸本84是否找到了 “径途” ， 但是郑孝胥的 “欲以皇象、 索靖为归耳” 的主张却在沈曾植身上得到了实践并取得成功。沙孟海 近三百年的书学 把沈曾植和黄道周及倪元璐三人归为 “于二王以外另辟一条路径的 （这是郑苏堪先生对我说的， 不知道前人也有这样说过没有） ”。 “二王以外” 是不是就是指钟繇和索靖呢？我们先来看一条郑孝胥的日记：1914年9月22日： “笃甫以所藏黄石斋小楷 孝经 ， 及 送远图 求余题跋， 将付石印。 旭庄携黄石斋信札一册来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