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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沧桑话成都 （一）古蜀之谜有专家分析，成都正好处于北纬30度线上，而这条线，是世界公认的神秘之线，它把一系列世界奇观以及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串了起来。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大西洋的百慕大三角、英国的巨石阵、马耳他的车轨、 巴别通天塔啦等等，全都集结于此。而四大文明古国，世界五大宗教，也都发源于此。成都的史前文化也是如此，总是罩着重重迷雾，使人难以看清。西汉大儒扬雄在蜀王本纪中下了这样的断言：“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而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也吟出了充满悬念的诗句：“蚕丛或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
2、秦塞通人烟。 ”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大发现中， “巴蜀图语”的大量涌现首先将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断言推翻，使古蜀王国的文明程度一下子超出了前人的想像；紧接着，川西平原上风起云涌的古代遗址大发现，包括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市双河和紫竹遗址等六大古城遗址，让世人的眼光再次聚集到这块当今“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丰饶平原；而璀灿夺目、耀古腾今的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更将古蜀文明超绝尘寰的瑰丽光芒展现在世人面前，把古蜀文明牢牢地定位于“长江流域文明之源”的标高之上。它们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止是黄河流域一处，在广大而深邃的长江流域，同样孕育着高
3、度发达的中华古代文明。历史的真实终于被当代人还原。川西八大古城遗址与三星堆、金沙遗址一起，构成了夏、商、周时期古蜀文明的主体。它们一经出现于世，便成为古蜀文明光芒四射的华丽开端。湮没了数千年的古蜀文明的曙光，终于从荒涎不羁的神话传说回到了大地人间。成都平原的古蜀文化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500年3800年的宝墩文化，其后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大渡河上游的哈休遗址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和沙乌都遗址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为古蜀文化的发源勾勒了初步轮廓和脉络。这个过程中既有人群的迁徙，更有文化的互动和传承。大渡河上游地区北接甘青地区，东临岷江上游，南通凉山及云贵高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历史上
4、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两大文化中心区之间的文化和民族走廊。营盘山遗址紧邻茂县西南的岷江河谷，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高出岷江江面约120米，地势起伏和缓，颇有传统“风水宝地”的味道。从史料上看，这里曾经一度是汉代汶山郡的郡治，又是历史上岷江峡谷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如今还是阿坝州九环西线的重要一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里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岷江上游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2000年至2003年，通过对营盘山历时三年的大规模调查、勘探及试掘工作，考古学家们获得了非常丰富的实物资料。遗址发掘的成果显示，早在距今5000年以前，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远古人类聚集区。这里出土的大量实物，与成都平原上时间略
5、为靠后的宝墩文化，有着明显的共同文化因子。考古队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大型广场遗迹，营盘山附近还发现有大量的石棺葬、墓葬群、祭祀坑。这一切都说明这里应是举行祭祀等重大活动的场所，已经具备了较完整的原始宗教制度。这些考古成果对古蜀文明源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许多学者认为，该遗址代表了5000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当是研究古蜀文化的“金钥匙”。2006年，新华社发自成都的一纸百余字的专电，称大渡河上游马尔康县沙尔宗乡发现了四川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哈休遗址，距今55005000年。据考古人员认定，哈休遗址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出土文物的规格相当高，肯定是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区域
6、文化中心之一。哈休遗址文化因素包括本土土著文化，来自中原的仰韶文化和来自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哈休先民以定居农耕为主，狩猎、采集业为辅。出土石器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千余件。一些石器表面、个别陶片上还涂抹红色颜料。骨角器包括锥、笄、簇等，骨质细腻、坚硬，部分鹿角表面有切割痕。发现了大渡河上游最早的陶塑人面像、涂朱双孔石钺、穿孔凹背玉刀，还发现了目前四川地区最完整的陶小口尖底瓶。这些出土文物说明遗址的规格相当高，是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中心之一。虽然古蜀文明从岷江和大渡河上游找到了它的源头，但是古蜀先民从川西高原走进四川盆地，足足花了一千年！在距今约3700
7、年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支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已经存在于成都平原，考古学界将其称为“宝墩文化”考古发现，宝墩时期的成都平原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定居村落，其中，较大的村落还修筑了夯筑城墙。芒城遗址是1996年由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都江堰市文物局确认的一处重要的史前城址。该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由内外两个城圈组成的城垣造型，在同类史前城址中极为罕见。在1996年的试掘中，出土了许多距今4000年以前的陶器和石器，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宝墩文化距今已有4500年左右，其遗址位于成都西南新津县的龙马乡。经发掘的宝墩遗址城墙周长达3200米、宽处约25米、高处约5米以上，面积达60万平方米。如此
8、巨大的城邑，即使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各个方国，也极少有这样的规模。郫县古城遗址具体位置已经不可考了，但我们从望丛词中也可以看出它的大概 。望丛祠位于成都市西北郫县城西南部，距县城2千米，距成都市区23千米。望丛祠是纪念古蜀国两位著名君主望帝和丛帝合葬的墓地和祠宇。望帝杜宇、丛帝开明是先后创业、开发蜀地的两位著名古蜀国皇帝。杜宇发展农业，开明平治水患，为蜀地成为天府打下深厚基础，受到蜀人世世代代的崇敬。殿宇陵墓之间，水池环绕，碧波荡漾。临水就势建有“听鹃楼”等楼台亭阁。墓地及周围二百多株古柏，郁郁苍苍。望丛祠附近还有子云亭、杨雄墓和杜鹃城遗迹等游览点。如果不是特别紧迫与特殊的原因，或许宝墩人将会继续
9、着他们平静的日子。然而，在距今3700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考古证实，一股外力冲破了这种沉寂，一支新的文化进入成都平原。这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文化。成都平原的文化因此发生巨变，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年至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
10、、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一号坑的下埋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而一号坑的青铜器早的可以早到二里岗上层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阶段，而不见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期的前段。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二号坑下埋的时代大约在殷墟三、四期之间，出土的青铜器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围内，但有早晚之间的差异，可以分成早、晚二组：早期组相当于殷墟二
11、期早段，晚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二号坑在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上相当于三星堆遗址。在龙山至夏代（年至年）的成都平原，三星堆的发展已超过周围其它城邑，并成为成都平原的中心城邑。目前在这一时期还未发现青铜器，但已出现独具地方特色且加工技术高超的玉器，其中具有良渚文化风格的玉锥形器和具有石家河文化风格的陶器出土，说明三星堆一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有文化交流。在商代，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即早期蜀国，这是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时期，也是多年的古蜀国历史进程中最辉煌的时期，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这一最高成就可从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规模超过周围城邑、具有政治中心性质的古城的出现，高度
12、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互相结合进行合理利用与治理等。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中，青铜文明的自身文化特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影响范围也超出了传统的古蜀国分布的成都平原，扩散到陕南地区和江汉平原等地。同时，青铜文明也受到了中原夏商文明及长江中游地区、陕南地区的方国文明的强烈影响，表现出古蜀文明强烈的内聚和外衍的两面性。三星堆古蜀国作为“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中国古代中原周边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的“古国”之一。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
13、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他们，一个个都高鼻大梁，眉毛夸张地上扬，几乎占据了半个额头；他们，一个个的都斜竖着大三角眼，嘴巴几乎咧到了耳根。这尊立人像，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加上基座，通高262厘米，重180公斤。我们只能仰望他。从高度上讲，他已经超过了古巴比伦的祭师铜像，古埃及、古印度更没有青铜雕像可与之相比。据报道，它外出巡展时保险价为3500万美元。关于大立人的身份，多数学者认为，它应该是祭司、巫师或群巫之长一类的神权人物。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人像的身份应是双重的，既可能是群巫之长，也可能是某一代蜀王的形象。在远古时期，政治和巫术之间的脐带还没有断，通神的巫师和一国
14、之君往往是一人双兼的。三星堆后，古蜀国都邑迁往何方？“金沙遗址”的发现，使得答案浮出水面。2001年2月8日，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金沙村下水道的施工现场，玉琮、玉璧、玉璋、玉戈、石人、金箔、青铜器和大量的象牙等文物的发现令考古人员激动不已。这绝对不是一般性的聚落。从已经出土的大量用于祭祀的礼器分析，只有古蜀的都邑才配得上。考古人员将这一遗址命名为“金沙遗址”，并对其开展了慎重的调查。历时2年多的艰苦发掘，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文物、遗迹被揭露出来。遗址的规模更是超出人们的想象，目前能确认的就已超过4平方公里。在这4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不相连属的居住区、墓地以及中心的宗教祭祀活
15、动区。经研究人员推断，商代晚期至西周的古蜀都邑下落终于浮出水面。说到金沙，必说神鸟。太阳神鸟内层为十二条齿状芒的圆圈，外层有四只鸟作引颈展翅飞翔状，乍一看，确实很简单。太阳神鸟，一直被考古界认为寄托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十二道光芒，代表了12个月，四只鸟，则代表一年四季。古蜀先王认为，太阳的运动由鸟驮而行，因此才将鸟与太阳联系在一起。专家研究表明，这件金箔，至少采用了热锻、锤揲、剪切、打磨、镂空等多种工艺，外径 12.5厘米，重20克，只有一张复印纸那么薄，含金量达到94.2%这些指标，即便放在今天，无论从艺术设计还是工艺水平，都是很难达到的高度！是呀，3000年前的中国，尚没有剪刀之类锋利工
16、具，如此轻灵薄透的金饰，如何完成？它由何人设计？用途何在？当此时也，金子怎样生成？圆环怎样锤揲？金沙遗址中，有1400多件精美的玉器，成功搭建起了金沙文明的祭祀体系其中一件重达3918克的“玉琮王”，经考古学家证实是遥远的良渚文化的产物。良渚文明，发源于浙江余杭长江下游，比古蜀文明早1000多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黎明时代，影响跨越时空，但到底波及到何方，在金沙玉琮发现之前，一直是个谜。一块神秘的玉琮之王，就这样连接起了两个伟大的文明！从玉琮王上隐约看到40个人面，这可以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典型的简化人面纹。但奇怪的是，在另一面，却刻着一个人形符号，这样的人形符号，在已出土的良渚玉琮上从未出现过。玉琮上这个戴着长长冠饰、双手平举的人，神情庄严，长袖飘逸，双脚叉开，似乎在虔诚地祭祀或祈祷。他是谁？是首次亮相在良渚玉琮上，还是金沙人灌注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为什么要多加一个人？又是一连串没有答案的疑问。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多达1000余根。面对如此集中的象牙群，人们的迷惑更多了：为何如今不产象的成都平原，竟然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