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走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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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走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走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研究综述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研究综述 吴俊 马小斐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吉首 418000） 2016 年 9 月 10 日-11 日，由西南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生与吉首大学联合主办的、 经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吉首大学召开。 此次论坛共收到国内众多研究机构与高校学者的共 61 篇论文，上述论文围绕着中国民族研究中西南方面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民间信仰与仪式变迁，民族走廊与区域生态

2、变迁、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六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笔者就本次论坛论的基础上，对此次论坛所涉及内容进行的总结与评述。 一、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一、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会议中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确实成为了讨论热点。有以信仰理论为分析工具，为“什么是民族志”这个社会科学的经典谜题给出自己的解，尝试寻求出路。用案例分析，从科学立场、研究方法、解读及理论解读等方式，以中国文化 背景下生产的社会科学普遍理论假说为工具，呈现民族志的本质，在挑战与被挑战中同其他民族的思想并驾齐驱，推动中国学术重返世界思想舞台。1有学者策略性地选择食物作为分析与探讨的主题，通过社会的、结构主义的、象征的、

3、唯物 主义的、文化的、实践的等视角，就食物选择与食物消费偏好呈现出食物的社会学意义、食物方 式的环境因素、在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与转换、社会关系的符码、文化理性、阶级品味、甜与 权力的社会性建构、整体社会等级和权力关系关联以及食物的行为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 深入而详尽地探讨，认为文化概念在解释社会与文化现象时，仍然是最具分析力的工具性概念1蔡华： 20 世纪社会科学的困惑与出路 与格尔兹的对话,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23 页。 之一，但仍需要超越自然与文化的二元论(nature-culture binary)。2有学者从工商人类学的视角，在梳理工商人类学学科 理论发展百年

4、历程及近年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联系当下我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到 2020 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所要求的实际成果，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一些务实的观点、看法、应对措施。对确保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整体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有重大实践意义。3还有学者关注到博阿斯学派与历史 研究之间具有的“反历史”倾向，对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做出新的探索。4 在亲属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相较于西方学者，两岸中国学者的亲属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承袭了西方民族 中心主义偏见，同时一定程度内也在观念上存在着汉文化民族主义偏见，从而形成一种二元双 重性偏见。作者以台湾泰雅族与云南大理白族亲属研究为例，说明这种二元双

5、重性偏见存在的 事实，进而主张，中国人类学的亲属研究，需要诸如大卫施奈德式的深刻自我反思，来 进一步探求不同文化人群的“亲属”。5还有以人类学话语中的社会网络与互惠为切入点，经过梳理总结，认为人类学关于维持社会网络运作的讨论基本上围绕着互惠的两个视角展开的。6还有学者从 “大叙事”、“典范 历史”与“民族常识”的反思与再出发，对云南古代“三大族系” 理论的检讨，要求必须立足自然地理单元的文化脉络与地方传统的梳理，把材料还原 到当地民族与文化大背景之中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民族研究的深化与发展。7 更有新意的一点是，有学者通过对拟亲属关系的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为例，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寄名

6、亲家习俗的实践， 包括拟亲属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实践范围，以及在当代的社会条件下缔结拟亲属关系的功能与意2兰林友： 人类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 发表 30 周年的文化反思 、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42 页。 3 亓光勇： 工商人类学理论在民族地区社会 扶贫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59 页，是作者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青年项目“十三五期间民族地区社会扶贫发展对策研究” （项目编 号：2016GMC009） 、参与的国家民委科研项目“东族地区建成小康社会路径研究”（项 目编号：14ZYZ007） 、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

7、准扶贫研究”（项目编 号：YB2015005）的系列成果 之一。 4刘海涛： 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博阿斯学派新解 、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72 页。 5马腾嶽： 对中国人类学亲属研究的再思考 ，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73 页。 6张连海： “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之社会团结： “费孝通问题”与“涂尔干主义”的对垒 ， 宁夏社会 科学2015 年第 1 期，第 42 页。 7李东红： 坚守还是改变？对云南古代“三大族系” 理论的检讨 ，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226 页。 义，进而提出拟亲属关系有其独立的文化内涵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并不仅是一个依附

8、于亲属关系 而存在的亚文化单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文化单位。8以及有学者从发展人类学的视角，对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实现共享发展路径进行的探讨页很有可取之处， 讨论发展人类学对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探讨国外社区旅游 可持续发展领域里的最新理论与方法在国内旅游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的前景。9 二、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中国西南地区地域广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通过各类民族走廊如“武陵走廊”、“古苗疆走廊”、“藏彝走廊”等相互交往与融合，创造了璀璨的西南地区历史民族文化。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国老一辈的民族学家费孝通老先生来到武陵山区

9、视察以后，便在武陵行一文中载道：“这个山区在历史巨浪不断冲击下实际上早已不再是个偏僻的世外桃源了, 已成为从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这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还保持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 , 成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在费老的笔下，武陵走廊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的一个通道。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民族走廊的存在与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 此次论坛众多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中国古代不同民族或族群为了生存的需要，迁徙活动是经常发

10、生的， 它们给迁徙民族和相关地区的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西南地区，除藏彝走廊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存在。并从“黔蜀走廊”走廊入手，于古籍中找出古代西南地区关于“黔蜀古道”的记载。从“獠人入蜀”、“乌蛮”向泸南的扩张、苗民与羿民的北移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古代“僰国”地区处于多元文化8张冰蓉： 当代鹤庆白族的拟亲属关系研究 以新华村“寄名”习俗为例 ，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488 页 9陈刚： 发展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生态旅游开发以云南泸沽湖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09（3） 及交融的局面， 揭示了这条通道上的民族迁徙活动， 以及这些活动给古代 “僰国” 地区的民族社会和民族关

11、系带来的深刻变化；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亦是一个多民族的身份，历史上曾在此涌现过古滇国、乌蛮、南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此次论坛中，学者以“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为个案，综合人类学传统上与新近出现的关于仪式的理论，对茨中村的一场葬礼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场葬礼是茨中村民共同完成的一场“展演”，它超越了民族与宗教的边界，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人们构建出了属于所有人的村落共同体。并得出茨中村是一个多民族、 多宗教并存的村落。 在这里， 无论是民族身份还是宗教信仰，都没有在内部造成明显的区隔，人们在村落层面结为了一个整体；此外。讨论中还有学者以“走廊”与“通道”为论题， 认为“走廊”首先作为研

12、究西南中国区域研究的雏形、继之而起的“通道”模式成为西南中国区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西南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亦有相关学者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首先对河湟民族走廊进行了相关的定义，然后从东西农牧区之间的河湟民族走廊、河州历史上的跨民族跨区域的贸易行为、改革开放后河湟民族走廊上的跨民族经济活动、跨民族商业贸易与跨区域流通网络的构建、跨区域的经济活动与跨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对纵向、 横向时期的河湟民族走廊的跨民族跨区域的民族经济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河湟民族走廊上各民族在历史上和市场经济中构建的商贸集散网络， 满足了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及文化上的需要，促

13、进了农耕和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间相互补充，促进了汉藏地区经济交流与发展； 跨民族跨区域的经济行为与跨民族跨区域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与互动息息相关， 跨民族跨地域的经济行为不仅促进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之间的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流， 同时也促进不同民族和区域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 而不同民族和区域间良好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是跨民族区域经济交流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 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行为不仅满足着不同民族之间的能量需求和经济发展， 而且也是不同民族区域促进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 增进多民族相互依存和和谐共生关系的有效方式。 自春秋以降，至魏晋南北朝、直至安史之乱以后的漫长历史岁月中，生活在华夏大地

14、上的中华各族先民之间通过民族走廊等不断融合与交往， 最终建构出当下中国民族分布的区域格局，随着我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这些曾经在历史时期承担中华各族先民迁徙、 交往的民族走廊已经成为当下人类学民族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 三、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我们知道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伴随着近现代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而产生， 在西方的人类学界，关于族群认同理论较有影响的当属根基论和工具论。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的传入，关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也随之成为不同时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所关注的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而居住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则占了我国境内民族的半数以上， 西南地

15、区各族之间的族群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研究，也成为本次论坛探讨的重点。 此次讨论中， 有学者从宏观的层面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提出近年来由于国内外政治、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等的变化与冲击，多种次国家认同逐渐复兴并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影响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因此，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仍是一个“历史性任务”。对当下我国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整体情状做了分析，就引发国家认同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增强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相关路径。最后认为，公民意识、国家认同与民族社会稳定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民族地区公民意识状况，实际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

16、认同情况，更决定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此外，其他学者还从宗教信仰方面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其指出在现有国内研究民族对国家认同的成果中， 普遍忽略了宗教信仰对一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影响。亦缺乏少数民族学者对自身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的成果，造成了该研究领域不足。 对于在建国前部分发育程度较低即还没有能力建立国家的少数民族来说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与少数发育程度较高、 历史文化厚重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存在明显差异。并以其长期的研究对象藏族、维吾尔族为例，从目前国内研究国家认同的范式和维度、从“民族”概念差异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少数民族自身研究本民族国家认同的积极意义、 宗教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关于藏族的国家认同研究、 关于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等上述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建国前发育程度低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取决于这些民族在现实中获得利益的多少； 而发育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受制于国家对这些民族的政治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否。 并最终认为这些民族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