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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从“泛标签化泛标签化”到到”污名化污名化”“污名化”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1。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 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污名化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 盖其他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 签” 。 “贴标签”是污名化过程中的重要策略，而大众媒介是传播这类标签并使之合法化的 一种主要的制度化根源，特别是它们经常对那些行为不符合主流社会规范与价值的群体进 行刻板印象式的报导2。“污名化
2、”与“泛标签化”的逻辑如出一辙，在”泛标签化“过程中，媒体强加给其他 群体的特征，必然是对自己无害而对该群体无益的，所以“污名化”是“泛标签化”的一 种必然结果。农民工农民工“污名化污名化”情况概述情况概述 在 1 月份山西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 报告透露，该省新生代农民工 大多数渴望城市生活，但长久定居城市的较少，最怕身份歧视。 这种渴望归属感、感觉受到了歧视，是农民工群体缺乏社会归属感得表现。这种现象 城市社会对外来人口的自然恐惧以及一直以来城市媒体对农民工形象污名化、对刻板印象 加深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国，由于刻板印象的标签引发的媒体对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十 分普遍。 媒体作为社
3、会的守望者，在农民工形象构建与再现的过程中掌握着强大的话语权，媒 体的再现不但影响着大众对与农民工形象的认知，同时也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定义， 很可能成为指引农民工群体意识和行为的重要参考。形成“污名”的恶性循环，这在下文 中会再度提到。 下文将以“农民工”在媒体中的呈现为例，解释媒体“污名化”这一群体的表现。第一、第一、 “农民工农民工”称谓上的刻板成见。称谓上的刻板成见。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过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而出现并被逐渐 接受的一个词语。大众对其的刻板印象，从“农民工”这一称谓就可见一斑，他们具有农 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处在城乡两种体系的夹缝边缘，是游离与城乡之
4、间的“边缘人” 。 首先，关于“农民工”这一称谓的“农民属性” 。与其相关的概念有以下几种：民工、 流民、新民工、外来务工人员、新工人、新市民。大众媒体对这些称谓的提及次数决定了 受众对这一群体称谓的选择。 表一新民晚报2003 年至 2009 年 1 月 1 日3 月 31 日关于农民工称谓的文章篇数。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外来务工人员12283842365231民工140157215135204220239农民工12317053146178203数据引自从上海纸媒报道看媒体对农民工的误读 ；尤游、张静；传媒调 查通过表格可以看出， “外来务工人员”这个相对
5、中性的词语的出现次数远远少于“民工” 、 “农民工” ，近两年甚至下降的趋势。 “民工” 、 “农民工”表现其农村户口属性的称谓次数呈明显上升趋势，这种“命名”已经成型，媒体以及民众已经不再考虑这其中可能涉及的 歧视偏向。 其次，是关于“工人”的身份属性。大众媒介对农民工工人身份的合法性界定模糊， 给受众留下了“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员工”这样错误的标签概念。例如工人日报 2010 年 09 月 14 日 07 版的报道：农民工“转变”进行时中，该报道以农民工史晋文 等人通过刻苦学习知识、学技术，或者成为技术骨干， “从一名合同工到正式矿工，在煤层 深处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身。 ”该报道中所
6、说的农民工是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 合同制工人（简称合同工） ，根据劳动法 ，企业的合同工都是企业的正式员工，只是合 同期限的长短不同而已，在身份性质上没有区别。既然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已 经是正式员工，又何来“华丽转身”一说呢？工人日报是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尚犯 这种低级的法律错误，是因为无论是受众还是大众媒体，都将“二等公民”这一的刻板成 见加到于“农民工”这一群体标签上。 媒体中经常将“农民工、临时工、合同工、非正式员工”等表述混用，将“农民工” 划出到“正式员工”概念之外，这种报道屡见不鲜。再如这一条网络新闻：中建五局启 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农民工和正式工同台竞赛 ，报道的是
7、一次劳动竞赛，文中多次出现 “员工、农民工共计 120 人” 、 “农民工与正式职工同吃同住”等将员工与农民工分为两个 群体的表述。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篇报道正文并未把农民工的表现作为重点，却将其作为 标题，有将“农民工”作为噱头“夺眼球”的嫌疑。 随着 60 后、70 后农民工的逐渐老去，80 后、90 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粉墨登场，成为 企业用工主体，新生代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强、消费 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但是仍陷身份歧视的困境。第二，民工形象的塑造的第二，民工形象的塑造的“污名化污名化” 城市居民对外来打工人员群体偏见的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
8、构下城乡差别、贫富差距 所形成的差异巨大的价值观、文化水平、身份地位等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大众媒介对农民 工片面的报道，进一步促成了这种不满。受众通过都市媒体认知的农民工形象，那种勤劳、 坚韧的品行所见不多。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 “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污名化过程相当普 遍地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身上。” 从 2003 年开始，媒体已经有意识的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再现农民工，但是还是会通过 新闻报道对农民工群体实施隐性的贬损，强加给农民工群体不该有的标签，加深了人们对 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在 2003-2004 年“天价葡萄”和“馋嘴民工”事件中，报道
9、突出的是 葡萄的“天价”与民工的“愚昧” ，一面倒的以葡萄的高科技强调农民工的愚昧，又将”馋 嘴“这样一个特征加到农民工群体印象当中。随着葡萄的定价从 40 万跌落到 378 元，媒介 的舆论导向有着戏剧性的变化。通过这一案例，以及 08、09 年报道中出现的“跳楼秀” 、 “跳桥秀” ， “泛标签化“的“污名”并没有太大改观，明显的歧视与误解仍然存在，农民工 “含辛茹苦的外来者” “愚昧落后”的形象并未有很大好转。 媒体对与“农民工”这一形象的塑造的时候，报道涉及的对象以区域性和全体农民工 为主，这就更巩固了“农民工”的群体污名。表二:新民晚报2009 年一月、二月、三月内关于“农民工”部分
10、的报道个数。原文作者选择这三个月是由于这三个月关于农民工的各方面报道最集中。政策措施 就业教育社会问题 农民工带 来的问题欠、讨薪 春运1 月85311762 月7178 33 月286 15 总计17301712129- 数据引自从上海纸媒报道看媒体对农民工的误读 ；尤游、张静；传媒调查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关注的热点主要是政府政策，帮助农民工就业；农民工 教育（技能培训、子女教育） ；欠薪、讨薪；春运民工潮。在这些报道中，大多是自上而下 的报道，突出的是国家、政府和市场，农民工被塑造成为被帮助、被援救的形象，仍把农 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看做城市的“边缘人” 。这种转变仍停留在表面的人
11、文关怀，实质 上阻碍了农民工在报道中的主动呈现，仍无法改变农民工角色描述的“污名” 。 “污名化”并不会自动消除，而是不断的延续转移。现在“新生代民工”逐渐走入大家的 视野，很多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在长大后会被标签为“新民工”，他们从小生长在城市，价 值观等都与城市接近，但是他们还是要背负上一代延续的“污名”的标签。除此之外，与 “老农民工”相比，他们被标签为不够踏实肯干、好高骛远等等。 另外，媒体企图在淡化农民工的“污名”的时候，变相的将另一群体“污名化” “包工头” 。近几年农民工跳楼、跳桥、服毒讨薪的报道层出不穷，事件的当事人无一不指 向包工头，将“包工头”这一群体贴上“黑心老板”的标签。
12、从农民工从农民工“污名化污名化”解读解读“泛标签化泛标签化”的恶性循环的恶性循环 第一种恶性循环是，第一种恶性循环是， “标签标签”的加剧巩固。的加剧巩固。 新闻媒介作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其从业者容易受到社会上已有固定成见的影响，在 报道中会无疑是的渗透着这种态度的影响。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抢新闻的心理常常让很 多信息以及新闻源无法深入的探索，新闻制作过程中不免要借助刻板印象来做出判断。城 市媒介在农民工的报道中，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而这种刻板印象的代入，无疑将加深城 市受众对“农民工”的成见，让“农民工”这一标签更不堪重负。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这将导致第二种恶性循环是这将导致“撕裂人群撕裂人群
13、”的效果。的效果。 话语权的不平衡分配，使得农民工一直以来作为被媒体再现的对象。农民工群体与传 媒业者社会地位悬殊所造成的天然隔阂，造成了他们的话语权“被忽略” 、 “被定义”的命 运。另一方面，农民工无法从大众媒介中获得有效的提高自身素质，融入城市生活所需的 必须信息，又进一步导致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知识沟”的扩大，陷入无法解脱的 怪圈。 媒体的“泛标签化”对某一群体特征的大肆报道，会使群体由于这一特征明显的区别于 其他群体，从而将这一群体从人群中撕裂脱离出来。通过符号互动理论，自我是人们在与 他人互动的过程中获得的，就好像他人是一面镜子，我们从他人那里认识自己。在某种程 度上，媒介所设定的刻板印象就会成为这一群体对自己印象的定位。他们会不自主的强化 这种被标签的行为，将其作为行为标准，从而使媒体宣扬的刻板印象成为了“自行应验的 预言” 。而这种特征的自主放大，将加剧这一群体与其他人群的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