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益耀教授教学研究随感

《–郭益耀教授教学研究随感》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郭益耀教授教学研究随感（2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 中国学知识社群研究计划中国学知识社群研究计划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主辦、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參與）中心主辦、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參與） 郭郭益益耀教授访谈稿耀教授访谈稿 采访者：饶兆斌博士，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受访者：郭益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前高级讲师、岭南大学社会科学院前院长、 澳洲马夸里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现为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荣誉资深书院导 师 访谈标题：五十五十载，冷眼看中国政载，冷眼看中国政经经大大战略，战略，波涛起伏波涛起伏 郭益耀教授教学研究随感郭益耀教授教学研究随感 1.

2、这个访谈是希望能够探讨您的学术生涯。我们可以先让你自己介绍一下 您的学术历史、契机和过程。 我出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第二省首府的成邦江，1957年 12月在古晋中华中学高中毕业后， 1958年 1月拿到国际青年商会香港分会奖学金到香港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 个成员书院）攻读经济学系。1961年秋拿到西德政府的“德意志学术交流总署（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简称 DAAD）”奖学金留学德国，先在佛来堡（Freiburg）大学，后 转往马尔堡(Marburg)大学，最后一年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1966年 12月在马尔堡大学取得政治

3、经济学博士学位。1967年 1月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988年 8月应聘为澳洲悉尼市马夸理 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创所所长暨中国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赴澳洲履新前，曾以香港中 大告假进修的身份，获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奖金，在哈佛大学研修将近两年（1969-1971）， 期间又在美国西密歇根大学任教两个学期。1977年 12月至 1978年 9月以“大学校际协会” （Inter-University Council）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身份，在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 （英文缩称 SOAS）进行研究工作。1984至 1985学年也以香港中大告假身份，获英联邦大学协 会

4、奖金，再度在“东非学院”进行研究。1986年夏天再次应 “东非学院”邀请赴伦敦完成研究 工作。 2. 请问可以谈多一些中小学时代的事吗？包括古晋中华学校是怎样的学校， 对你日后作为学者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另外，是否可以谈谈家庭背景， 包括父母的职业，兄弟姐妹的状况？成邦江是一个怎样的社区？ 打从成邦江入读“华侨公立中华公（小）学 ”开始，我便一直接受中文（华文）教育， 以至于在古晋中华中学完成初中和高中学历。我 1957年毕业后，因应学生人数日益增加，古 晋中华中学便开始 “分解”为“一中”，“二中”，“三中”，以及“四中”等分校，但都属 于华侨社团，早期称为“中华校董会”主办的。记得小学的

5、老师，都是我们潮州人，几乎都是 出生于汕头市的“金山中学”的。他们的华语，当年称为“国语”，都是自学的，因此带有很2 浓厚的潮州口音。这使我至今鬓毛衰矣，但讲起“普通话”时，依然“乡音无改”，也可说是 “本色不变”，不亦乐乎。 至于中学，那“中国色彩”，就更为鲜明了。打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我们的老师绝大多数 都是来自香港，原出身于中国大陆的流亡青壮年学人，而且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分属不同省 市，有广东的，也有浙江江苏北京的。我印象较深的是，高中三年的“国文”老师，都姓李， 而且都是湖南人，所以我后来听了毛泽东在电视上的演讲，对他的湖南口音很熟耳。也记得一 位姓朱的老师，祖籍江苏武进，当我起行赴港

6、留学时，他送给我一本精装的日记簿，留作纪念， 扉页上签名自署为“江东”朱某某。这清楚折射“不忘江东父老”，或曰“楚虽三户，忘秦必 楚”的“情结”。 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后，遇到的同学，不少都是“超龄”的大陆流亡学生。从所周知，新 亚书院的三位创校元老，钱穆 （历史） 唐君毅（哲学），以及我的恩师张丕介教授（经济 学），都是流亡香港的大陆知名学者。他们都以复兴中华文化，经国济世为己任。而且我选读 新亚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新亚是以“国语“教学的，可说是与成邦江和古晋的华校传统，一 脉相承。我刚到香港时，粤语连“一二三”都讲不出来。 很显然， 这个中小学和大学的启蒙与教育背景，很自然地促使我这几十年来，

7、在教学和 研究方面的工作，都离不开或可说是“与生俱来”的中国历史文化情缘。这个自然的“文化情 结”，归根到底，一方面还得感谢当年英国殖民地（砂拉越和香港）政府相对“自由放任”的 教育政策，让“英校”与“华校”并行不悖。另一方面也因为我父亲和母亲都是第一代的华侨， 与潮洲揭阳祖家的乡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家里头，讲的都是潮州话，连三个小 孩，香港出生，自小在祖父祖母身边长大，也能对答如流。 父亲只念过小学，但对潮洲揭阳老家的人情风土，世故习俗，了如指掌。在严格的庭训 下，他待人接物，诚恳亲切之余，严守礼仪规格，循规蹈矩，可说是个典型的“顺民”。母亲 陈氏，出身潮安，目不识丁，而性格刚强

8、，忌恶如仇，但她也特别讲究“礼尚往来”，不负于 人。与父亲一样，母亲也是个“很怕事”的人，当然就更不会“无事生非”。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时家里头有洋人博士教授来访，看到我父母亲两老，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仪态大方，客气 有嘉，竟然不知如何应对是好，深感汗颜。我心想，洋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礼仪之邦”的概念。 一笑。 父亲还未“过番”到南洋之前，一早便在揭阳家里头跟一位叔伯辈的长者学会了一套土 牙医的技能。到成邦江后，便靠这套小技能谋生，二战后也兼做一点杂货小生意。成邦江是一 个深山野林恶水（鳄鱼出没）边上的小阜镇。当年只得六十间店铺，商住两用，排成一条街， 父亲是唯一的牙医师。因此日寇来时，父亲也就

9、靠他的那套小功夫保了命。事缘日寇也免不了 牙痛的困扰，而刚好当地一个叫铃木的宪兵头子便是父亲的常客，彼此“克恭克敬”。当然我 们家人有时也难免被日寇驱赶上山，参与一些种植（番薯）劳役。我与哥哥也如此当过“童 工”，两个妹妹还小，幸免征招。 3. 中共49年建国，马来亚1957年独立，还有砂拉越 / 沙巴 1963年加入马 来西亚，这些事件对在青年时期的您什么影响？ 3 1949年大陆政权变色时，风起云湧，我刚入读小学不久，便不时听王义源老师谈起大陆 内战输赢变化莫测。也记得马来亚独立前后，在某一部电影记录片中看过东姑拉曼首相与马共 领袖陈平见面的画面。还记得评论员说，没想到陈平在森林中打游击战

10、多年，居然也长得肤色 白皙，身材胖胖的。 砂拉越和沙巴 1963 年加入马来西亚时，我已经身在德国，在一个讨论“（大）马印（尼） 对抗”（ confrontasi）的公开论坛上，我还代表马来西亚与代表大马大使馆的一位官员，为大 马声辩呢。也就在那时，听说我最小的妹妹，被同情“砂共”的激进分子游说，遁入森林打游 击战。这对我的父母亲而言，显然是天大的打击，我得知消息时，试图竭尽所能，通过不同管 道，营救妹妹出来，但其时也，也正值我在德国开始筹划撰写博士论文之际，谈何容易。 4. 您堂兄郭益南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可否再谈谈您堂兄的故事对您的人生 观有何影响？您是否有关注砂共（或称北婆罗洲共）的运动？

11、 谈起我堂兄郭益南，那就更为不忍开口了。他比我父亲只小十岁，同我父亲一样，他也是 在揭阳祖家学会牙医手艺的。他是在 1944年农历新年（1月 21日）前三天，惨遭日寇百般血腥 酷刑后，斩首就义的，时年才二十三岁。就义现场就是今日沙巴首付亚庇（Jesselton, 现称 Kota Kinabaru）市的飞机场附近的烈士纪念公园。他于 1943年双十节（10月 10日）前夕夜晚，率领 2000多人的游击队（主要是华侨子弟）发难，烧毁当地日军的宪兵总部，杀死了 60个倭寇， 并占领了整个亚庇市区。三天后日寇从古晋市调兵增援，逼使游击队转入神山 (也称中国寡妇 山)，主要凭当地俗见的“弯刀”，苦战一个

12、多月。 据伯母 （益南生母）亲自对我口述，郭益南是在 1943年 12月 19日（？），被一个土著奸 细出卖而就擒的。行刑之前的酷刑是绝对不可言喻的。每天晚上在监狱里头，日寇对准他被以 利刃剥开的脚腕和小腿经络，撒挤盐巴。伯母一闻爱儿惨叫，即刻昏倒过去。行刑之日（或之 前不久），日寇将十几个游击队领导的手腕刺穿，用铁线串成一团游街示众，惨痛嚎哭之声， 让身临其境的街坊，无不心如刀裂。我熟读日寇侵华历史，本来已经恨之入骨，听完伯母口述 益南兄如何惨烈被杀后，几乎要起而飞天，直冲东瀛三岛，踏平日寇老巢而后快也。 1960年代砂共 （亦称 “北加里曼丹”）发难时，我已经从香港转往德国留学， 后来 回

13、家省亲时，才获知我高中同班不少同学，如同我妹妹，也参与游击，其中有些也牺牲了，包 括一个叫杨柱中的同班同学，还有我至亲的侄孙女，叫郭静英的，也被打死了。至今在古晋一 个墓园中的“英烈榜”上，还刻有他们的名字，呜呼哀哉。我印象最深的是杨柱中同学，也是 个潮州人。当年只见他气宇轩昂，能言善辩，所向披靡。他伙同其他“激进分子”，闹学潮， 搞罢课，让我不胜其烦，转学到我堂兄郭益光（郭益南弟弟）负责的一间教会中学，念了一个 多月的英校。 5. 据知您曾经到当时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游历过。当时是以什么 身份到访？ 4 我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做博士论文研究时，几乎每周都要到东柏林的图书馆搜集论文 资料，

14、因为我的论文是研究当年东德的经济体制以及国营企业改革问题的。后来也参加了学生 团体到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后改称圣彼得堡）进行考察与参观。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进修 研究后，从美国途径欧洲大陆返回香港时，也顺道游览了捷克的布拉克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 大城市，希望借“感性”认识，强化对东欧各国苏式经济的体制改革的“理性”认识，以及对 “是非对错”问题的分析与判断能力。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与经验。 6. 您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资深学者，在香港研究中国经济，遇到过 什么样的困境和挑战？您担任的教学任务包括哪一些？ 研究方面：中国大陆不发表统计数据期间（1960-1978），难以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但透过报纸

15、 和书籍，也可了解基本政策导向的调整与变动。 教学方面：主要负责“比较经济制度”（含“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发展”课程，也兼及 “国际经济理论”，但不负责数理经济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课，后者不属我的专长。 7. 当年有没有想过回来马来西亚服务的可能？和马来西亚的学术界接触广 泛吗？对马来西亚的学界有何评语？ 在思考博士论文题目时，曾想到研究如何透过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操作，平衡马 来西亚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利益问题，但最后还是决定研究东德的经济改革问题。这也就 决定了我后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长期方向。 我与大马学术界的接触不算广泛。与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倒是时有往来。新大的东亚研 究所所

16、长王赓武教授和研究部主任黄朝瀚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大学着。尤其是黄教授的研究 与著作范畴与我的非常接近。他不时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评论性专文，每当传给我时， 都必详细拜读，深受启迪。 8为何后来决定不研究马来西亚的经济问题而转到东德的呢？是否可以评 论一下您对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看法？ 我“转向”研究东德的经济问题，一则因为看到许多留英留美留德的学生，因乘利便， 一般都以研究所熟悉的“本国”问题，“摸混”过关，这多为人诟病。因此，我决定“闯硬 关”，研究东德问题，与德国人“一决高低”也。二则因为研究东德问题，属“比较经济学”， 或曰“制度经济学”范畴，算是我的本行，因此，也可说是“因乘利便”，心安理得也。而且 说白了，我对当年的“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也委实所知极少，冒冒然上阵，恐怕事倍功半， 何况自己当年因为妹妹忽然遁入野林，参与砂共打游击，无影无踪，我急于完成学位，回家照 顾父母亲。 5 9. 那时候不少海外华裔学者都多多少少和新加坡南洋大学沾上边？您呢， 是否有和南大接触过？ 好几位高中毕业的同学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