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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题论文民国时期全国人口统计数字的来源侯 杨 方提 要: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数量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现有的多种民国时期人口统计数字,来源复杂,彼此矛盾,使人无从选择。民国时期,“四万万人口”的说法经常被提及,甚至被官方认可。事实上,“四万万人口”仅是一些主观估计的结果,而不是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关键词:民国 人口统计 人口普查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数量始终是一个谜:一方面现存有大量的民国时期人口统计数字,但另一方面,这些数字来源复杂,彼此矛盾。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是“四万万同胞”,这是当时人们对中国人口数量的一个宽泛的共识。但是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证明这个共识完全是错
2、误的,当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518亿。这一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果很可能意味着中国人口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突破了5亿。导致中国人口数量认识偏差的根本原因无疑是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全国人口统计数字均是4亿多人,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均是不可靠的,不符合实际的?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是否真实可靠,历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何炳棣认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1927年间所有的官方人口数字都是自欺欺人的”,同样认为19271949年间的官方人口总数“完全是揣测的,而不是普查得来的”。尽管他的著作标题表明其研究时期是13681953年,但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对1902
3、1949年间中国人口数量的研究。何炳棣的这一观点已经问世近40年之久,迄今仍未遭遇有力的挑战, 1953年人口普查也似乎为它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这是否意味着学术界已经默认了这一观点?姜涛在其中国近代人口史中持与何炳棣相同的观点,认为民国时期的多种全国户口统计数字“根本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民国时期的人口变动”,因此他没有“对这些数据一一加以考证和修订”,而是接受了1959年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对中国人口的回溯性的推算结果。深具影响力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国民党3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 87118页。实际上联合国的估计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根本不能反映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变动
4、,详见葛剑雄主编、侯杨方著中国人口史6卷(19001953) ,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7778、85页。不仅当时国人这样认为,联合国1954年人口年鉴(Demographic Yearbook 1954)也认为1952年中国 人口为4163亿。参见 澳约翰 查尔斯 卡特威尔(John C. Caldwell)中国人口的普查,载李成瑞 主编十亿人口的普查, 1984年,无出版处, 395页。官方的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方和民间的估计与之(指1953年人口普查 笔者)相比,都更多地依据猜测” 。但该书也同样猜测中
5、国的人口在1912年为413亿, 1933年为5亿。与之相反的是,比较能全面反映近年来国内人口学界研究成果的丛书中国人口 总论,从“近100个” “忽多忽少,前后矛盾”的全国人口数字中“经过反复比较”,“选出有代表年份的人口总数,这就是民国元年(1912年)的人口调查数,民国17年的(1928年)人口调查数,抗战前夕1936年的人口调查数,以及抗战胜利后1947年的人口调查数”,但选择的具体理由却没有说明。这一研究现状表明,迄今为止,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数量仍然是众说纷纭。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对这一时期各种统计数字的来源不甚了了,以致来源各异、良莠不齐的各种数字被不加辨别地引用,以讹传讹,
6、混淆视听。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全国乃至分省的可靠的人口统计数字只有可能来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关机构主持的普查(census)或人口登记(population registers),因为任何个人、社会团体都不可能有组织全国或分省人口普查、登记的能力,因此现存的各种海关、邮局、年鉴、社会团体、个人的所谓全国人口统计数字,如果其资料来源不是内务部、内政部的统计,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不可信的,本文不予讨论。对于民国时期人口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决非简单的“是”与“否”可以回答。笔者赞同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的观点:“不打算争论中国的人口统计是否有绝对准确的地方。没有哪一种人口调查是
7、全无差错的,毫无疑问,中国的人口登记方法比现代工业国家的人口普查方法所产生的误差要大得多。 ”中国疆域广阔,而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定,因此研究此阶段的中国人口必须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入手,分时期、分地区、有系统地研究,决不能笼统地以整个时代、整个中国的人口作为研究对象;也不能割裂时代与地区,不考虑人口的时期变化与地区间迁移,轻易断言人口统计数字的可靠与否。本文不是对民国时期的人口做全面的研究,这一复杂的课题远非一篇论文可以解决,而是试图阐明民国时期历次人口普查和统计的制度与过程,以及现存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几种全国人口统计数字的真实来源,进而揭示可能导致人口统计误差的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研究民国人口不
8、可回避的基础工作,而恕笔者寡识,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尚未见系统、完整的著述。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人口普查和统计的研究并不多见,其中有米红、蒋正华的论文民国人口统计调查和资料的研究与评价,米红、李树茁等人的论文清末民初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后一篇论文笔者已经作了较为详尽的评述,对其观点与方法持有异议,故在此不赘。在前一篇论文中,米红、蒋正华引用了不同年代的全国人口统计数字,评述了民国时期的人口普查和统计制度,但太过简略,不够系统全面,没有清楚地说明民国时期历次人口普查的背景及过程,当然也就无从说明民国时期各种人口统计数的真实来源。赵文林、谢淑君所著的中国人口史与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收入、
9、引用了大量的民国时期全国4历 史 研 究2000年第4期 关于1912年人口普查的评价,详见前揭侯杨方论文及即将出版的中国人口史6卷。侯杨方: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 兼评米红等人论文及其他有关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6期。分别刊于人口研究20卷2期, 1996年5月;历史研究1997年1期。 美 德怀特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宋海文等译,伍丹戈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251页。如果是来源于内务部和内政部,则应讨论统计数字的原始来源,而不能不加辨别地直接引用。中央政府主管人口普查和登记的部门19121928年为内务部, 19281949年为内政部。中国人口 总论,中
10、国财经出版社, 1991年, 6364页。因为没有必要的根据与论证。参见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42页。有关人口的第二章由费惟恺著。人口统计数字,但其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具体分析见下文。19121927年间的全国人口普查与统计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中央政府内务部即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即1912年人口普查。遗憾的是,此次普查的具体章程及执行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为人知。1931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的统计学专家刘大钧在对此次普查进行研究时已经无法寻觅有关的具体章程及执行情况的材料; 1934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在编写中国经济年鉴时,第三
11、章人口的撰写者陈长蘅同样也无从觅得。19161917年,内务部将此次普查统计的结果陆续出版。这些普查统计事项诚如刘大钧所评价的“夫民元人口统计虽不能为尽美尽善,然观于所列各项目,则诚可认为中国户口普查之最详细者”。1912年人口普查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人口普查项目最为详细的一次,也是此后整个民国时期人口普查项目最为详细的一次。更为难得的是,此次人口普查将各省的人口数按性别、年龄别,每5岁一组,自1岁至110岁编列;而对于死于传染病的人口数目也按上述方法分为每5岁一组,这也是1953年人口普查之前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按5岁年龄组统计的全国性人口普查。除了上述各项人口统计外,还对全国各县的面积、
12、耕地面积与非耕地面积、山丘的高度、河流的长度等也有统计。此次人口普查没有包括安徽、广东、广西、外蒙古、西藏、青海、察哈尔、川边特别区8个省级政区。但在内政部所编的内政年鉴第六章户籍行政所载的“民国元年户口统计总表”中却有察哈尔及青海的户口统计数,且内政部认为只有安徽、广东、广西、西藏、外蒙古5个省级政区没有普查,但内政部统计总表却遗漏了川边特别区,而察哈尔及青海的户口统计数字可能是内政部根据前内务部原始档案重新编列的。不论1912年人口普查究竟有几个省区遗漏,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1912年人口普查不可能有全国户口统计数,现存的所谓1912年全国户口统计数只能是以后的增补与修正数。现存的所谓
13、1912年全国户口统计数共有两个权威与流行的版本,一是内政年鉴版本,即内政部修正的人口总数为419 640 279人(见附表,以下称“内政部修正数”) ;一是中国经济年鉴 版本,即陈长蘅修正的人口总数为405 810 967人(见附表,以下称 “陈长蘅修正5民国时期全国人口统计数字的来源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 1934年,第三章人口, 16页;刘大钧:中国人口统计; 陈华寅:民国十八年中国人口总数之推测,统计月报2卷9期(1930年9月)。没有0岁统计,由此可以断定,调查用的是中国传统年龄。刘大钧:中国人口统计,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统计月报, 1931年11、12月合刊。此文的
14、英文 稿为D. K. Lieu , The 1912 Census of China ,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26 (part2) , 1933 , pp185109。英文稿比中文稿多一个各省份性别、年龄的统计表(Appendix B) ,但并无汇 总数字。此即前揭米红等清末民初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一文中所引的论文,笔者在拙文宣统年 间的人口调查 兼评米红等人论文及其他有关研究撰写时未及见。现核对原文,发现米文表3中 引用的数字是经过作者汇总后的数字,并非原文中的数字。1912年普查的各省份性别、年龄的统计另 见陈华
15、寅关于我国人口年龄统计之资料,统计月报3卷3期(1931年3月) ,表4。此表中的各 省份性别、年龄的汇总数字与米文中的汇总数字并不相同。内政部:内政年鉴,商务印书馆, 1936年,第六章户籍行政, 402页。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十一章, 480516页;杨子慧主编中国 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 1996年, 12851289页。数”)。何炳棣误认为1936年发布的内政部修正数即是19161917年公布的1912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因此,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比1911年的数字(宣统普查数 笔者)猛增78 000 000的原因” 。这是何炳棣彻底否定宣统人口普查与1912年人口普查的重要证据之一。此前何炳棣引述瓦尔特 威尔考克斯(Walter F.Willcox)的研究成果,认为宣统人口普查的全国人口总数为341 913 497人,因此才有此猛增近8 000万的论断。但是威尔考克斯的估计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受到王士达有力地批驳:他大大低估了当时中国的人口。内政部修正增补的原则是用宣统普查数来补充1912年没有进行普查的地区,计有安徽、广东、广西、外蒙古、西藏5个地区(但实际上西藏并无宣统普查数,此处系采用陈长蘅的估计数 笔者)。但内政部修正数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统计表有一些技术性错误,如云南、宁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