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知识和语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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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外知识和语言技能涉外知识和语言技能 第一节 要当“杂家”，当“通才”第一节 要当“杂家”，当“通才” 江泽民 2O 世纪 90 年代中在北戴河接见我国驻外使节时曾提出，外交人员应当是“杂家”。“杂家”原指战国末至汉初折衷和揉合各学派思想的一部分学者。汉书艺文志说他们“兼儒墨，合名法”。儒、墨、名、法，都是不同学派的名称，杂家把它们都“兼” 了起来和“合” 了起来。今天我们说杂家，意思是他在有自己的专长以外还什么知识都有一点，是一位“通才”。我们体会，江泽民要求外交人员当“杂家”，就是要求他们什么知识都有一点，不能孤陋寡闻，要成为“通才”，要“一专多能”。 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要成为“杂家”或

2、“通才”，当然不是说他一定要像传说中的诸葛亮那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占通今，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世界上不可能有“无所不晓，无所不能” 的人。杂家或通才的要求是根据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的特点提出来的。比如一位驻外大使或政务外交官当然首先应当熟谙政治外交事务，这是他们的“专”，但他们又必须同驻在国各个方面的部门和人上打交道，所以又必须“杂”。为了发展同驻在国在经济、商务、文教、科技、军事、体育以至像核能这样多种不同领域里的联系，相应的专业外交人员固然应在那个领域要起主要的作用，但大使和政务外交官也不能对此“一窍不通”，“一问三不知”，也必须都学一点，懂得一点相应的专业知识。同样，一位专业外交

3、人员，比如文化参赞，固然他首先应熟谙文化交流业务，应当“专”，但他也应懂点政务。再就文化交流而言，它的覆盖面也很宽一位文化参赞如果只懂文学不懂艺术，或只懂艺术不懂文学，或者懂了文学和艺术却又不懂科技、教育、卫生、出版、图书以至体育等也可属于文化交流范畴的业务，他都不能从容地应付业务。所以，他又必须“杂”。这就是说，无论是大使、政务外交官或专业外交官都必须在有所专的条件下是“杂家”或“通才”，只是“杂”或“通”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认为， 在任何岗位上的外交、 外事和涉外人员， 都应当追求他所需要的“专” 和“杂”。总而言之，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要有足够的知识，既有足够的“纵向”知识，也有足

4、够的“横向” 知识。“纵向” 是指本专业内的纵深知识，也包括必要的历史知识；“横向”则指环绕专业周边，同专业有不同联系的各类必要知识。涉外工作者应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地深，不“浅尝辄止”，又要使自己的周边知识尽可能地博，不断扩大知识面。比如，一名海关工作人员不仅应当熟悉和钻研海关业务，还应当熟悉必要的海关历史，特别是中国海关的历史。随着中国的开放、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以及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意向和努力，一名中国海关人员需要接触和处理的事务愈来愈复杂，他又必须不断扩大知识面，跟上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种愈来愈深的“纵向” 知识和愈来愈宽的“横向” 知识，单靠学校所学知识已远远不够，必须在工作中

5、学，实践中学，边干边学，边用边学。 一专多能，既深又博，其实任何一个行业中的从业人员都应当这样要求自己。只要从事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的人员尤其应该当本行业中的“杂家”和“通才”，以适应工作中日新月异的新要求和高要求。“无所不能，无所不晓” 固然是不可能的，但在适当程度上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和“博古通今” 式的知识面却是绝对需要的。 第二节 过好语言关第二节 过好语言关 一、语言是外交的主要武器一、语言是外交的主要武器 外交采用的方式是和平方式，所以外交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语言。周恩来所说外交是“文打”，就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性质。占希腊的外交家和演说家德谟斯芬也这样说过：“大使没有战舰，没

6、有重兵，没有碉堡，他们的武器是语言和机遇。” 既然语言是外交的主要武器，在语言中也就有了“外交语言” 这一类别，比如，外交学院英语专业所主攻的英语就叫作“外交英语”。不少人对“外交语言”有一种误解，认为“外交语言”就是“外交词令”，把二者等同起来。更有不少人又认为，凡“外交词令”总是不真诚的、敷衍的，甚至虚伪的；这同样是一种误解。外交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所以任何在执行外交也包括外事和涉外任务时所使用的语言就都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上反映国家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事项的政策、反应、态度、立场或情绪。如果执行任务的人使用的是“外交词令”，那么这种“词令” 反映的同样是一种政策、反应、态度

7、、立场或情绪。比如，“无可奉告”是一种外交词令。当一位外交官对某一事件用“无可奉告” 来表态，这就可能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本国政府对事件是有态度的，但尚未到公诸于世的时机，所以一时不能明确表态；二是本国政府对事件采取什么态度尚未做出决定，或外交官尚未收到本国政府的明确指示，所以他无法表态；二是本国政府对事件本身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宜采取任何明确的态度，所以无态可表。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无可奉告”对于任何一位使用者来说其实都是“有所奉告”的；要知道，哪怕是真正的无态可表，那么“无态可表”也是一种态度。1978 年 12 月 15 日，中美两国政府决定互相承认，并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建

8、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分别于 1978 年 12 月 15 日和 16 日发表声明宣布这件事。12 月 15 日，美国政府在发表声明之前，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召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通报了这件事。当多勃雷宁走出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时即被敏感的记者们包围。他们问多勃雷宁同布热津斯基讨论了什么问题，多回答说：“圣诞节。” 记者们不满意又追问，多又回答说：“国际象棋。”这位苏联外交家任驻美大使长达 24 年，经验丰富，他明知再过片刻，记者们就会知道中美决定建交这一将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但他作为首先知道这一确讯的第三国外交官无权也绝不应该从他口中泄露这一暂时还是绝密的信息。他只能“王顾

9、左右而言他”，只能使用“无可奉告”式的外交词令。但他没有说“无可奉告”，而是先用“圣诞节”，后用“国际象棋” 来回答。我们认为，多勃雷宁在这种场合用“无可奉告” 来问答记者是完全可以的，也同样是很恰当的，而且可以一用再用，记者也无可奈何，无可挑剔。但多勃雷宁如这样回答，尽管挑不出什么，却味同嚼蜡，毫无味道，毫无幽默感。多勃雷宁先后用“圣诞节”和“国际象棋”作答则非常巧妙，而且让人有无穷的回味余地。苏美两国高级外交家讨论“圣诞节”，这当然涉及一件大事，而且是一件好事；苏美两国高级外交家又讨论“国际象棋”，这更意味着这是一件足以牵动国际“棋局”的大事。中美建交正是一件足以牵动国际“棋局”的大事和好

10、事。多勃雷宁的回答尽管不着边际，但愈是不着边际，愈能暗示即将发生一件他不便明说或暗示的震惊世界的大事。我们不知道多勃雷宁是在什么时候想出这两个回答的。也许他早已猜想到布热津斯基将通报他什么事件，从而已考虑好如碰到记者他应怎样作答；也许他在得到通报以后才边走出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边已在考虑如何对付记者；也许他只是在记者发问之时才灵机一动作如是答的。不论是哪种情况都表现厂这位老资格外交家的机智，也向我们说明，机智地、巧妙地和恰当地使用“外交词令” 是外交家，也是任何一位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应当学会和掌握的一个本领。顺便说说，“无可奉告”尽管已是尽人皆知的一种外交词令，外交官今天不见得常常使用它。也

11、应该指出，过去搞欺骗外交的外交官确有玩弄外交词令的恶习，所以人们对“外交词令” 的印象不佳，但不能因此否定“外交词令”。从事坦诚外交的中国外交人员较少使用外交词令，更不允许玩弄外交词令。 外交词令是存在的，外交人员应当有能力在必要时恰当地使用它。但外交词令只是外交语言的种，而且只占极小的部分。从总体来看，外交语言分书面的和口头的两大类。书面的外交语言和门头的外交语言又因不同情况有种种类别。既然语言是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的主要武器和工具，所有从事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的人当然都应当培养自己掌握熟练运用语言的技能，过好语言关。“过好语言关”首是说应当过好母语关，对我们来说就是过好汉语关，或中文关（少

12、数民族的母语当然是本民族的语言，但也应该和需要通汉语），其次则至少应该掌握一门外语。本节着重谈过母语关和对一般的语言技能的要求，下一节我们将专门谈谈掌握外语技能的问题。 二、外交语言是多风格多姿采的二、外交语言是多风格多姿采的 对于外交语言还有一种误解或错觉，就是外交语言属政治语言，又常需遵循一定的格式，使用一定的套语，所以这是一种干巴巴的、枯燥无味和缺乏生气的语言，不像文学语言，比如，不像曹雪芹的语言，或莎士比亚的语言那样耐读和值得学习。我们说，外交语言是外交的重要武器或工具。古今中外，凡高质量的武器或工具，又同时具有非常精美的工艺，无论是古代的佩剑佩刀，或现代的步枪手枪都是利器，又都可以是

13、非常精美的工艺品。同样，语言在外交外事战士的手中和口中，也既应该是利器，又可以和应该是精品。外交本身是艺术和技巧，如何使用外交语言也一样是艺术和技巧。外交语言，无论是书面的或口头的，可以因形式、内容、场合和使用人身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风格和色彩。外交语言还常带有本民族的民族特色和使用人本本的个性。外交语言有时是庄严的、严峻的、刻板的，有时是幽默的、俏皮的和富有情感的；有时是条文式的、政论式的，有时是抒情的和散文式的；有时是非常简练、平易和口语化的，有时又是非常文雅、优美和带有文学性的。总之外交语言因人因事因需要而变化，绝非千篇一律，而是可以和应该具有多样风格和多姿多彩的。事实上,古今中外杰出的

14、政治家外交家常常同时在语言上有很高造诣，是语言技能的大师和文采突出的雄辩家、政论家和著作家，像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等都是。毛泽东生前常为新华社起草外交评论。1949 年，蒋介石政府被推翻，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信，承认尽管美国给予蒋介石全力支持，终因国民党政府本身的腐败而被深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所推翻。 毛泽东从 1949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6 日为新华社写了五篇评沦白皮书的文章， 文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把毛泽东的犀利笔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五评白皮书”并不署名，但从蒋介石到美国记者都能从文章的独特笔

15、法猜到它们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笔者曾有机会多次为周恩来和陈毅担任口译。周恩来同外宾谈问题总是胸有成竹，出口成章，严谨周密，条理分明。他的每段话不短不长，便于翻译为他翻译，也便于对方记忆记录。翻译为他翻译时，他总是注意译得对不对，观察对方的反应，而并不利用这一间歇考虑下面的措词，这说明他对于整个谈话全局在胸，不用边说边想。所以，为周恩来担任口译必须十分精确，必须逐字照译，犹如笔译。陈毅则潇洒豪爽，谈笑风生，信手拈来，滔滔不绝。为了阐述一个问题，陈毅有时可以连续讲上三四分钟甚至更长才告一段落。译员需要有极强的记忆力和记录能力才能完成翻译任务。陈毅是一位诗人，他善于用诗来表述思想。他颂扬中国和缅甸

16、人民友谊的诗篇为中缅两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同饮一江水。”缅甸的大河萨尔温江源于中国的西藏，流经云南入缅甸，在中国境内则称怒江。这是一首美妙的诗，更是十分美妙的外交语言。1956 年夏，英国首相艾德礼访华，由北京来到上海。印度驻沪总领事在官邸花园举行酒会款待艾德礼，上海市长陈毅应邀出席。他和艾德礼在官邸草坪边踱步边交谈，长达 ZO 多分钟，笔者有幸任他们的翻译。他们踱回酒会中心地带时，服务员托盘送上酒水，艾德礼拿的是一杯威士忌苏打，陈毅则拿一杯红葡萄酒。当两人碰杯时，陈毅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两人拿的酒不同，但这不妨碍我们碰杯。”这番话真是信手拈来，非常生动地和恰当地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令人回味无穷，是对陈、艾草坪长谈画龙点睛的一笔。1997 年 7 月 1 日前夕，中国行将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收回香港。钱其深和人民日报评论曾数次使用两句唐诗来描述英国和中国当日寸的心态。描述英国心态的诗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描述中国心态的诗句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唐诗三百首，那是现成的，但要从中挑出这两句如此活龙活现，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