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争论及其与国际人道法的联系包富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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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红十十字字国际评国际评论论 亚洲价值争论及其与国际人道法的联系亚洲价值争论及其与国际人道法的联系 包富锐* 一场贯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关于权利和价值的普遍性以及这种普遍性与亚洲人民共同 的价值和权利观念是否相容的热烈争论,引起了亚洲和其他地区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关注。尽管 这场“亚洲价值争论”在最近几年已经平息,但它在许多方面引起了争议。在关于“亚洲价 值”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影响,以及在关于“亚洲价值”的本质、名称、 问题的描述、甚至对参加这场争论及其相关问题人的身份和地位方面,都引起了不同观点之间 的冲突1。事实上,把这场关于“亚洲价值”的讨论界定为“争论”,都有可能被一些

2、人看作 是无法接受的偏见的证明。不过,就像“西方价值”一样,已经有一场关于“亚洲价值”的存 在、性质及其分支的争论被提出来。此外,在争论中语言有时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旁观者甚 至可能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就像在一场世界水平的网球比赛中,观众的头不断地从一方转 向另一方。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既无意对亚洲价值下一个定义,也无意参加这场争论,因为无论采用 何种方式,即使是提交一个心平气和的意见,也可能有理由被认为是只有天真和鲁莽的人才会 做的事情。这篇简短的评论由一个非亚洲人所写(尽管目前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是否 属于亚洲,本身也是争论的内容之一),许多年来他有特权在亚洲的不同部分工作和生活,

3、并 且声称不具有争论所涉及问题的专门知识。同时也必须承认,即使是试图进行一个心平气和的 分析,也可能被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无论是文化还是其他方面,任何作者都会有与生俱来的 偏见。尽管如此,参考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关于亚洲价值的著作,不应当被理解为支持其中的某 一方。同样,引用或者不引用在这场亚洲价值争论中高频率出现的人物的意见,也不意味着暗 示支持或者反对他们的立场。这篇评论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对争论本身的概述。 问题问题 不管是在亚洲的内部还是在亚洲以外,都已有过关于亚洲价值的争论。“亚洲价值”和 “西方价值”不同,它主要是关于国家义务与个人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相对“西方价 值”来说,涉及范围显

4、得更为广泛。因此,它关系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国家在保护个人 权利方面的责任问题。但无论“亚洲价值”被如何地界定,它与、或者已经与有关人权观念和 国际人权法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因此,“亚洲价值”与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道法个人在武装 冲突中提供保护以及与国际人道法赋予国家何种责任的问题,一定会被提出来。 这场争论对国际人道法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国际人道法对亚洲的意义和 在亚洲的实施;第二,也是更广泛地,在关于文化或价值基础上对国际人道法的性质或适用的 影响的讨论。因此,这场争论对国际人道法就不仅仅着重在法律方面提出了问题,因为国际人 道法在适用范围方面具有普遍性;而且在道德或社会价

5、值方面也提出了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 际人道法所反映的共同利益和观念。关于根本的社会或文化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形成或创造了法 律的问题,也是自然地与公正的观念及其来源相关。但是,无论国际人道法作为人类共同行为 准则的主张,是基于与有效作战行为有关的纯粹实践和(或)实用主义的原因,还是基于与人 类面对的基本行为准则有关的更为理想主义的原因,这场亚洲价值争论都与我们怎样解释创造 了国际人道法的根本一致同意以及这种同意在国际社会的适用有关。 亚洲价值已被定义为强调步调一致、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社会秩序与和谐、尊重老 人、纪律、家长式统治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首要作用,还有与之相联系的“亚洲国家和人*红十

6、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现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太平洋地区代表团悉尼办事处法律顾问。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法学博士和拉美研究专业文科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本文所阐述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 点。 1 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亚洲价值”是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价值,它只是被新加坡的精英们所继承,并不一定是亚洲或新加坡本身所有的。米歇尔贝克曼:亚洲人与维多利亚价值,载远东经济评论,2000 年 3 月 第 30 期,第 32 页。 红红十十字字国际评国际评论论 民有共同的价值和行为模式”的前提2。与此相反,“西方价值”则被认为与透明、责任、全 球竞争、世界性的观点和实践以及强调个人主动性和个体独

7、立性相联系。3 在上述定义所引用的文章亚洲价值:资产还是责任中4:韩筍钧教授认为,被提出来 作为最近几十年亚洲经济快速发展驱动力的亚洲价值,被政治家和学者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 而回应西方对亚洲的批评;使一种权力统治或政治体制合法化;保护传统免遭可觉察的西方影 响的破坏;作为经济快速发展原因从学术方面所作的回答;作为与西方冲突的一种根源(许多 西方人声称:所谓“亚洲价值”其实并非仅仅局限于亚洲);反驳“西方对诸如人权和环境等 问题的强调,如果能使其干涉缺乏根据则最好,不然则揭露其险恶用心”5。作者然后探讨: 被声称产生了亚洲经济奇迹的价值的原因,是否也同样是导致亚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经 济衰

8、退的原因。他引用了一种学派的观点,认为:“在工业化早期和前全球化阶段”创造了经 济优势的亚洲价值,“在互相依赖和全球化的新阶段实际上已经妨碍了亚洲国家进行调整” 6。韩教授承认在亚洲地区特定的价值之间也有差别7,并总结说: “这些价值是发挥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似乎依赖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发展阶段,以及被 装在所谓亚洲价值箩筐内的特定价值怎样地被挑选和组合。在商品、服务、资本跨国界流动的 全球化的世界里,亚洲价值可能是一种债务,除非它们能够改变以适应透明、责任和无限竞争 等要求的需要。预期亚洲价值在未来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能的。就像在过去一样,它非常依赖 于社会和政府怎样将这些价值运用于他们所面临的

9、挑战之中。”8 就我们讨论的目的而言,与亚洲价值的使用和韩教授所引用的有关争论最相关的论点是: 亚洲价值被作为一种堡垒,以反击西方对非“亚洲”人权的强调。亚洲国家认为这种强调要么 构成了局外人的干涉,要么是对亚洲利益的损害。9 香港大学教授雅 戈在权利,义务和责任一文中认为: “亚洲价值作为一种政治主张被提出来,可以追溯到冷战末期。其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10。它以向西方被认为在普遍性的伪装下、通过强加西方的权利观、而在全球建2 韩松洲:“亚洲价值:资产还是债务”,载韩松洲主编:变化中的亚洲价值它们对于统治和发展的冲击,日本国际交流中心,东京,1999 年版,第 4 页。这本书汇编

10、的论文审视了“变化中的价值与带有对外政策行 为的国内统治的相互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同上,第 7 页;每一位作者(有关于中国、日本、 南韩、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欧洲的论文)被要求从国内的角度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 社会中正在争论的价值,社会经济变化正在怎样地影响基本价值和统治方式,这些问题怎样关系到不同群体的政治 影响,对外关系的效果,政府是否在外交事务中突出价值,或者政府是否认为其他国家正在抛出必须加以抵御的价 值。有共同的亚洲价值的主张在亚洲各国正在发展的关系中也是一个因素:在一次东盟会议的公开发言中,印 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把共同的亚洲价值作为共同基础

11、的一个来源。见罗得尼 塔斯科:“对外关系:拉奥面向东 方的政策”,载远东经济评论,1993 年 4 月第 22期,第 16页。 3 韩松洲:亚洲价值:资产还是债务,同上注,第 7 页。 4 同上,第 3 页。 5 同上,第 3 和第 9 页。 6 同上,第 4 页。在与时代杂志的一次对话中,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谈到了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价值,并且把经济崩溃归罪于“制度特别是法治的缺失”。针对记者有关其所称的“儒家文明”实际上是 西方的处事方法的观点,他回答说,“如果它确实是处事的最好方法,那么它来自哪里并不重要。所有持久的文明 都必须支持诚实,否则一个社会就无法生存。”特里 美

12、卡丝:“亚洲价值的辩护”,载时代1998 年 3 月第 16 期,第 40 页。与此相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则把经济麻烦归罪于西方的投机家和西方政府。见 “在香港的争吵”,载经济学家1997 年 9 月第 27 期,第 17 页。也见“亚洲价值再探:今天孔子将会说什 么?”,载经济学家1998 年 7 月 25 日,第 23页。 7 英国最后一任港督克里斯彭定康论证说,亚洲的多样性意味着这一地区的价值是不可能有什么共性,因为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和经济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克里斯彭定康:“东方与西方”,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伦敦, 1998 年版,第 157-160 页。关于“亚洲”作为一

13、个地区概念实际上反映了欧洲对于世界的固有看法的观点,见阿 兰 德伯特:有“亚洲方式”吗?,载生存IISS季刊,1996 年第 2 期,第 38 卷,第 13-33 页。 8 韩松洲:亚洲价值:资产还是债务,第 8 页。1994 年,经济学家把这场争论总结为:“有关亚洲价值的争论既不是关于西方在兴旺发达了 500 年后而现在又轮到了东方(尽管这可能正在发生),也不是关于文 明相互之间发生冲突的问题。而是关于如何组织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一个富裕和现代化社会的问题,以及怎样在 自由和秩序、政府责任和个人与家庭责任之间达成平衡的问题。”经济学家1994 年 5 月第 28 期,第 13 页。 9 见李晓

14、荣:“亚洲价值”与人权的普遍性,载商业与社会评论1998年第 102/103 期,第 81页;以及 R. 保尔和丹尼尔A.贝尔主编:东亚对人权的挑战,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和纽约,1999年。 10 应当指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内部关于这些问题也有争论,如 1992 年,一名新加坡议会所指派的议员沃尔红红十十字字国际评国际评论论 立知识和文化霸权的企图发出挑战而闻名。”11 作者探讨了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背景下、亚洲价值争论的发展。前者 强调社会和经济权利,后者强调公民和政治权利。作者论证说,西方把许多共产主义政权的垮 台看作是民主和人权的胜利,这一点也被用于加强西方在各个方面的

15、优势,特别是在界定和保 障政治关系方面,甚至使国际干涉合法化。许多国家对这种方式及其潜在后果并不十分赞成, 这不仅是出于对其专制政体影响的考虑,而且也是出于因这些国家的特殊经济政策而对其国际 贸易竞争力影响的考虑。他们的回答,就是对人权是普遍的这种主张进行直接的文化上的攻 击;并通过“亚洲价值”和亚洲经济社会成功是建立在亚洲价值基础上的主张,对“西方权 利”进行反驳,就像西方经济危机和道德沦丧是他们专注于权利的结果一样12。雅 戈教授把 中国排除在这场争论之外,指出中国对人权问题的反应是,这一问题属于国家主权,并且坚持 人权是一个依赖于每一国家独特情况、不属于国际社会职权范围的问题。尽管雅 戈

16、教授拒绝 接受他所称的“亚洲价值主义”13,但是他仍然讨论这样一种论点,即:以权利为基础的政 权,会加剧了对抗和冲突;而以义务为基础的政权,则会促进和谐与一致14。 虽然要指出亚洲价值争论本身会有什么实际后果,比较困难,但它所引发的文字资料和评 论的数量则是相当可观的(尽管它们或许并非总是涉及实质内容的)15。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对不同文化或社会的道德或价值进行比较的问题,以及这些道德或价值对我们所形成的 对世界的理解,正确和错误,正义和非正义,个人与国家的恰当关系的影响,不管怎样,还是 清楚的;而与“亚洲价值”相关的主张,似乎也打上了明显的思维、情感和信念的烙印。 在对南亚的特定族群进行价值和社会控制的人类学的分析中,克列斯托夫 汉姆亨道夫介 绍了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在事件外围所作的观察,末必就一定有助于对被观察事情本质的 理解16。如果对正在发生事件中的基本文化、道德、伦理框架缺乏了解,就不可能对其思维和特吴恩教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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