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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教士教育家潘慎文的思想与活动胡卫清潘慎文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先后次担任 中华年议会会正,在该会中享有无人能比的重要地位。他执掌苏州博习书院、上海 中西书院数十年,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他还担任过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第一任董事长,主持过后期的上海格致书院,并与广学会、圣教书会、上海传教士协会联系十分密切。在担任基督教中国教育会第二任会长及总编辑的任期内,他亲自编写和组织出版了一大批近代教科书。晚清学制改革前后,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过大量 的活动,力 图 引导和控制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方向。对于这样一位在近代十分活跃且留下重要影响的传教士,学界迄今 尚无专门的研究。本文
2、拟从四个方面分析其教育思想,同时兼及其教育活动。这四个方面也是当时在 华从事教育活动 的传教士们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反映出他们在中国教育变革运动中复杂的心路历程和艰难的角色转换。一、从传教教育到基督教教育播慎文,年月日生 于美国密 苏里州的 德格撒斯,年来华,次年被派赴苏州,边传道,边帮助曹子实办学。谢颂三中华监理公会史略甜录,中华监理公会基督教教育部,民国 以 年版年曹奉调上海,学 校 由潘慎文接管,取名为“存养书院”,年又改名为“博习书院”。年,监理会学塾部报单称博习书院“所选课程备具合宜,更有格致房、机器房并一切器皿机械”。到甲午前后,这所书院已成为监理会在华开 办 的学制最规范、水平最
3、高的一所学校。潘慎文在博习书院实行的是寄宿学制。寄宿学校与走读学校构成早期教会学校的两大类别,其区别不仅在于学生的住校与否,更在于学 校的宗教色彩的浓厚程度,在于传教士对学校的控制程度。走读学校一般是 由传教士委托一名或数名中国教师开办,也有部分是 由传教士直接管理,主要招收贫寒子弟,供以饭食,教读圣经、千字文以及粗浅的儒学经典知识,水平很低。与其说它们是学校,还不如说它们是教会的慈善机构更为恰当。寄宿学校由传教士直接控制,学制较为规范,而传教 目的也更为明显。为了在 中国进一步开拓传教工场,必须培养大量 的当地神职人 员和各种为差会服务的工作人员,学 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学 生灌输基督教教义,
4、传授布道的经验和技能,文化知识的学 习反倒在其次。寄宿 学校具有鲜明的神学教育色彩,是典型的传教教育。潘慎文来华之初显然是赞成传教教育的。他认为这种“体制的优点在于,首先它能使学生经常地保持在基督教影响之下,而远离其异教家庭的不 良影 响”,“其次,它能使学 生在校肄业的时间更长,在教育方面获得更大的进展,同时能够对学生进行彻底的基督教真理的灌输”。潘慎文强调,博习书院“最重要的工作应 当是训练当地的辅助传道人员”,他说,象博习书院这样 的学校,其目的“不仅是 一般地提供给人 们西式教育,而且更主要 的是 为教会去培训暮,“”,中华监理公会五十周纪念刊中文版,第页。参见拙 文博习书院述论,苏州
5、大学学报年第期。当地代理人布道员、教师、医生等等,一个卓有成效的当地机构没有这样一所学校作保证是不可能成功的”。年,潘慎文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十分明确地提出,“我 们的目标是把基督教教育引进到中国”。从赞同传教教育到提倡基督教教育,这是潘慎文教育思想的重要转变。事实上,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大约在此前后均完成了这种转变,即使象谢卫楼这样比较保守的传教士对这一提法也表示认同。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 一是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所致。传教士当初大都是在大学或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往中国布道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向这个东方异教大国宣讲上帝的福音。然而,传教士们的双足一旦踏入教育领域,他们的意志便不能完全由神来支配。
6、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 们逐渐认识到尽管教育可以为传教工作提供巨大的支持,但两者并不是从属关系,必须尊重教育 自身的准则与规律。同时,圣职身份与传教使命又使他们在选择替代传教教育的模式时不可能选择西方已经存在 的那种完全世俗化的模式,基督教教育模式遂成 为他们的自然选择。第立方面的原因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外国洋行在开埠口岸的迅速发展和洋务事业的渐次举办,导致对懂外语通新学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这对教会学校既是挑 战又是机遇。如果它们仍然固守传教宗 旨,势必丧失在华扩大基督教影响的绝好机会。传教士们对此自然是清醒的。调整办学势所必然。基督教教育,是以基督教教义学说为其教育哲学思姨由教会举办和
7、控制的一种教育形式。其典型模式是西方 由教会所掌握的各级学校。伴随近代科学的发展,理性主义开始在哲学上围剿“上,“”,了尸入姗犯,姗一,“,刀场云己,“”,尹、。巴。介,勿、“,一帝”,怀疑主义和世俗化运动在欧美的蔓延导致基督教神学观念的普遍更新。尽管神学界出现了基要主义与 自由主义的理论分野,但科学和理性已逐步为基督教教义所容忍和采择,基督教与科学为 敌的时代已经过去。基督教神学家们相信,基督教为近代科学 的兴起提供了精神上的原动力,而近代科学的发展则以广泛的形式显示 了上帝的内在力量。反映在学校教育上,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逐步建立起 自己的国民教育体系,不断蚕食传统上由教会控制的教育领
8、域,另一方面是教会教育系统也开始了世俗化进程,教育目标多元化,宗教课程 比重降低,有些教会学 校甚至不再把圣经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传教士在这种背景下提倡基督教教育,强调在基督教影响之下把西方教育制度输入到中国,无疑是有 进步意义的。基督教教育的核心是铸造学 生的基督徒人格,培养基督化 的学生。潘慎文认为,必须运用各种手段来使学生阪依真道,坚信仁帝。他不仅直接布道,而且鼓励学生组织,在他所主持的学校里,卫斯理教派所特有的益赛会十分活跃,基督教青年会 也有较大势力。潘慎文相信,异教学 生只有通过刻苦的灵修、虔信主,托靠主,才能获救,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近代基督教的上帝,既不是犹太人的律法和公义的
9、上帝,也不是 中世纪那个残暴和独断的上帝,它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化身。支撑近代上帝观念的理论基石,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理性都通过上帝被赋予神圣性。因此,透过宗教刀环层神秘的纱幕,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假托上帝之口说出的,实际仁是一整套西方的价值观念潘慎文明确指出,“中国需要人”,需要“真正的人”,这些人应当是有知识的人,受过训练、有原则的人,应益赛会志林,华美教保卷二益赛年会一览表,华美教保卷三。,“一, ,亡,当成为道德的脊梁,应当“了解时代,把握形势,在新的陌生的情况出现时成为领袖人物”,中国需要这样一批人来操作被大量引进的机器,需要他 们来坚持道义原则,赞
10、成良善政府,在腐败正在毁灭这个国家的诚实正直时,“政府需要这样的人,当地报纸呼唤着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只有基督教教育能培养出来。为了养成学生的基督徒品格,必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必须对他们实施博雅教育。潘慎文指出“教会学校的目的不是去造就专家,而是给予一种广泛的、博雅的教育,以便为学生未来的生活工作提供充分的准备,不论它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和工作。”博雅教育,也有译为“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的,它是一种旨在提倡解放思想,避免专业化和不作就业准备的教育思想。教育的目的不是准备谋生,而是“准备生存”,即通过一般的文化修养来促进学生的智力、道德和身体的发展,以便为未来的生活作准备。这种教育理论为古希
11、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创立,世纪成为西方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不少人都接受了这种理论。谢卫楼夫人指出,“教会学校寻求人的全面发展,它的目标不仅是唤醒人的思想,使人感知敏锐和培养理性,而且 它 还促进人 的道德品质的发展。”狄考文在年传教士大会上更是详尽地 阐述了对学生实施“全面教育”的益处。在晚清,以科举制为轴心的旧教育,其教育最高的理想是“成圣”、“成 贤”,实质上是以泯 灭人性、消解私欲来造就符合宗法社会伦理准则的顺民,而这种教育体制的直接培养目标则 是官曾 公了场己动邵砍,“犷”,。介,叮尸,如行,附,“, ,洲了汾汉。动亡,护公、介二尸尸,。介吨,一僚后备队伍。以潘慎文
12、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首次在 中国提 出,教育应当 以人为币心,其目标是培养“真正的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否定 了传统中国的教育哲学,在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近代启蒙运动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对某些洋务学堂所采取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策,潘慎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正在到来的这场教育改革运动的一个很大危险是,中国人试图获得我们西方 教育的结果,却不打算通过艰苦的、单调的学习来掌握我们知识中有用的、已经被确立的原理 他 们想 获 得法,却 不 愿费力 地 学习理。”从当时洋务学堂开设的课程看,的确普遍存在重“法”轻“理”,重应用轻基础,重科学轻人文的倾向
13、。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新式学堂的课程开设上得到 了充分的展示。对于某些教会学校一味迎合社会需 要,以培养粗通英语的买办型人才 为旨归 的做法,潘慎文也予以批评“我 们必须警惕一种夸大的使用所谓实用知识的做法。在那些 中国佬眼中,能够最迅速地赚钱的知识就是最实用的。现在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强调和发展中国人的赚钱 的本钱,我们到这里来是为 了在基督教影响下教育他们,给予他们知识,使他们在其同胞之中成为实际生活里最 合格的人。我 们必须推动教育工作沿着最 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前进,我们必须深入下去,掌握我们的学 生,教给他们所有真正教育的基础原理,当他们从赚钱的立场可能看不清其作用时,
14、我们仍然坚持教给他们,他们最终将会看到其真正的更 高的价值”这段话 固然批评了某些教会 学校的做法,然其落脚点似乎是因为“中国佬”的短视和急于赚钱才迫使教会学校改弦易辙、俯允所求的。根子在中国人自已身上,这就颠倒了是非。近代商业买办的勃兴并非是由于,“”双亡即心触。,以二亡,肠阮痴以,官粉月故之材亡已“力石,一,中国人的赚钱本能,乃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西方列强强行进人封 闭的中国市场,形成对中间商人 的巨大需求,买办于是应运而生从这里我们看出,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的“救世”教义,宇悉慎文是真诚希望帮助中国人 民的,但是 当他自觉不自觉地以恩赐者自居,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斜脱着那些陷
15、、子黑暗和苦难的“巾国佬”,从而忘记了自己是殖民主义的同道的身份时,一条无形 的鸿沟已经把他与他希望拯救的对象划开了。二、“儒学经典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与所有在华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一样,潘慎文在其教学 活动中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要不要向学生讲授儒学经典在学理上,传教士们普遍对儒学经典教育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欧美 自世纪以来,尊重人的个性,强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成为其教育哲学 的主 旨,特别是卢梭的“消极教育”理论和 内发的自然发展的教育观为”世纪的教育工作者所普遍接受,对近代教育运动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形成“新教育”运动儿童中心主义运动。基于这种文化背景,传教士们在审视了以经典教育为主要 内容的中
16、国旧教育后,很 自然地得 出结论这是一种扼杀人全面发展的教育体制。播慎文认为,中国人只知道让学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背诵儒学 经典,而 忽视了学生理解能力的发展,应 当引进西方教育,对中国学生 的思维进行系统 的训练。他指出,中国学生即使获得 秀才举人功名,不过是只知道读和写,从经典上 了解一些关于个入和国家准则的训诫 但是他们对于自然和上帝一无所知,不清楚本 国和他国的地理,不了解其它 民族的历史,不懂得数学、天文学 一句话,他们不懂得在西方岁的孩子在其母亲膝下就已懂得的最普通的常识。中国的教育方法毁坏理性能力,摧毁想象和入,“”,独创性,阻碍创造性发明。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教育方法是有害的,必 须予以改进。美国圣公会教士郭斐蔚也认为儒学经典教育妨碍学生的身体、智识和道德的全面发展,不能使学生产生诚实、高贵和自然的美德。狄考文把儒学经典教育比作一部踏车,它循环地转着圆圈,却不向前行驶。它的开始与结束始终以经典为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