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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四年八月號 總第 29 期2004年8月31日中美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之比較 藍勁松一 前 言（一）問題的提出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在人文學與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兩年以前，哈佛大學主持了一次中國的十位大學校長和美國的十位大學校長的會談活動。中國的大學校長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現階段北京的領導階層也大都是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理工傳統培養出來的人才），而參加會談的美國的十位校長除了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學者。當時哈佛的校長陸登廷（Neil Rudenstein）是研究英國
2、文學的，斯坦福大學的校長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學的，耶魯大學的校長列文（RichardLevin）是研究經濟的，而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瑞普（George Rupp）卻是一位神學家。1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有可能影響大學社會批判功能的強弱，因為人文學的精髓之一就在於其獨具的批判精神（杜維明，2002）。儘管人們認識到建設一流大學最關鍵的是學校的運作機制。但是，在機制一時無法改變之前，人們同樣清楚，而且幾乎所有領導都強調，選好領導班子是辦好一所大學的關鍵中的關鍵（朱清時，2003）2。可見，選擇甚麼背景的人擔任大學校長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正是由於大學校長對於大學發展的重
3、要性，所以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大學校長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話題。Thwing Charles Franklin所著高校校長（1926）描述了高校校長必須培育的各種內外關係，校長作為個人和專家必須培養和展現的各種素質和特徵，分析了校長崗位的風險和收穫，以及如何實行有效的領導等問題3。Schmidt, G. P.在舊時的大學校長（1930）一書則討論了1760年至1860年間的美國學院院長們，討論了他們的職務，考察了他們作為宗教領袖、愛國者、管理者、改革者、學生招募者、籌資者、反動分子等多重角色4。HaroldW. Stoke所著美國大學校長（1959）一書詳細論述了大學校長的
4、作用的變化。他認為，大學校長已開始從學者型變成管理型，成為經理型的校長5。Cohen Michael D.與 March,James G.合著有領導與模糊：美國大學校長（1974，1986）。在該書中他們論證說，由於絕大多數大學是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是個雜亂無章的世界，因此大學校長很少能做成甚麼事情6。Kell, Clark 和Garion L.合著的大學校長的多重生活：時間、地點、性格（1986）通過對對若干大學校長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關人士的800次訪談，揭示了大學校長的經驗與期望，探討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長們在變化的環境條件下決策時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鑒於大學校長對高校的發展具有及其
5、重要的影響，美國教育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後對美國高校校長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調查，顯示了美國大學校長群體的基本特徵與變化趨勢（1988）8。其最近的調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學，這些大學與研究型大學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 E. Corrigan，2004）9。當然也未見國外的校長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間的比較。國內對大學校長的研究主要從歷史與理論兩個角度進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進行的個案分析為主，並集中於著名大學的著名校長研究10，後者主要以文獻把握基礎上的理論思辨為主，部分研究涉及了調查11。對大學校長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國際與比較教育的視角，這
6、也有兩種取向：其一是對國外大學校長遴選、辦學與角色變遷方面的考察12；其二是對中外大學校長的比較研究。如有研究比較了大學校長的任職條件和選拔程式（許曉東，1995；周群英，胥青山，2003）13，另有研究則進行了中外知名大學校長的比較研究（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濤，王大剛，2002）14。此外，至2003年，中國（大陸）有三篇博士論文專門論及大學校長：或探討大學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治校（眭依凡，2001）15，或對大學校長的治校之道進行個案分析（陳運超，2002）16，或探討大學校長與大學發展之關係（胡國銘，2002）17。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台灣大學歷史系黃俊傑教授從最近10年來台灣地區大學院校所實
7、施的校長遴選制度的實際經驗出發，分析了這種校長產生方式的積極貢獻與負面效果，也探討這種制度所產生的各種制度性的與非制度性的問題及可能的調整方向（黃俊傑，2002）18。這為大陸校長遴選提供了台灣的經驗參照。綜觀已有的研究，除了席酉民等人的研究（2002）簡單論及中外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外，集中探討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論文尚未發現。即使是在席酉民等人的研究中，由於涉及面很廣，加之沒有對中外、知名大學校長進行明確界定，所以我們難以了解這些大學校長的樣本情況及其代表性，更無法深入了解這些大學校長的學習與工作背景之詳情。在分析國內外有關大學校長研究資料基礎上，我們同樣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誰在
8、當中國大學校長？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中美兩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如何？差別何在？有研究在考察政治精英的職業選擇之後指出：精英人物的職業選擇不僅是由社會面臨的問題類型決定的，而且是由解決那些問題所需要的技能決定的（Gaetano Mosca，1939）19。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由此類推：中國大學面臨的問題及其解決技能決定了其大學校長的選拔？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試圖在描述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基礎上進行跨國比較，以為即將成為大學校長候選人及需要選拔校長的大學或教育行政部門提供多角度的參考及啟示。（二）研究方法為了對上述問題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回答，本研究擬以內容分析法（conten
9、t analysis）為主,佐以比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來比較研究中美兩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間的內容差異20。內容分析法主要是對兩國的樣本分別進行描述性敘述，即按照學術背景的兩大領域教育背景與職業背景依次進行歷史或現狀的描述分析；比較分析則是在內容分析基礎上並列（juxtaposition）並比較（comparison）各自的異同與優劣。當然，這兩種研究方法之外還結合了歷史研究與個案分析，並使各研究方法融為一體，以求相得益彰。鑒於中美兩國大學眾多，國情各異，本研究把中美兩國頂尖的研究型大學校長作為考察的重點，且把考察的時間跨度定位為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至
10、今階段。之所以主要考察20世紀以來美國的大學校長，是因為正是到了20世紀，美國的高等教育才在吸取英德兩國之長的基礎上形成了美國特色並進入超一流行列，而中國也在經歷諸多曲折之後開始進入大學發展的穩定時期。本研究所考察的23所美國高校均為美國排名靠前的知名學府。其中包括常春藤聯盟8校及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合計14所私立知名學府與伯克利加州大學、佛吉尼亞大學等9所公立知名大學。為了與上述高校相對應，本研究選擇了北京大學等15所中國高校作為對照樣本。儘管各種排行榜差異較大，但上述大學作為兩國各自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代表通常不會有太大的異議。唯一不同的是：美國大學取樣主要依據大學發展歷史地位及歷次排行榜
11、的排行情況。而中國大學取樣除了考慮這兩者之外，還兼顧了大學的科類結構。鑒於各校公開的資料既不完整，也不一致，本研究盡可能查閱補充了校長們的其他相關資料。（三）核心概念與研究架構1 核心概念本研究對所涉及的兩個核心概念界定如下：所謂研究型大學，就是以創新性的知識傳播、生產和應用為中心，以產出高水準的科技成果和培養高層次精英人才為目標，在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科技進步、文化繁榮、國家安全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大學（王戰軍，2003）21。學術（Academia）是有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22。相應地，學術背景（Academic Background）就是指從事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的背景。從狹義的角度看，學問
12、是指學者從事專門的學術研究；從廣義的角度看，萬事洞明皆學問。本文的學術主要是一種廣義學術。為了便於概念的操作化，這裡把學術背景限定為教育背景與職業（專業）背景兩大方面。當然，這兩大方面不能概括學術背景的全部，所以，在下面的論述中，本研究還將根據實際情況作必要的調整、補充或說明。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是指所受教育的基本情況。它涉及這樣一些問題：新任校長是從哪所大學畢業的？他（她）畢業於本校還是外校？是名校畢業生還是非名校畢業生？是本國出產的土鼈（本國畢業生）還是具有國外學習經歷的海龜（留學生）？校長獲得的是甚麼性質與層次的學位23？他是學文科的，還是學理科的？24進
13、一步的問題還在於：就讀甚麼樣的學校有利於成為研究型大學校長？學習甚麼性質的學科更可能成為大學校長？高學位有助於成為大學校長嗎？單一學科經歷還是交叉學科經歷更有利於從事校長工作？要成為大學校長是否必須出國留學？總之，甚麼教育背景的大學校長候選人更有可能成為大學校長？職業背景（professional background）又稱作專業背景，是指人們擔任現職（校長）前從事的工作情況。它主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擔任校長之前主要從事甚麼專業工作？進一步的問題則在於：校長的專業特長是甚麼？成為校長需要甚麼樣的職業經歷？職業經歷（如從事管理工作或學術工作）多樣化必然有利於成為校長嗎？大學校長的經歷順利還是曲折
14、更有利於辦學？在成為大學校長之前通常經歷哪些官僚層級？在學校內部工作還是在學校外部工作更有利於成為大學校長？毫無疑問，本研究不可能全面地回答上述所有的具體問題。即便回答了其中的某些問題，其重心也是根據事實分析而有所不同的。2 研究架構大學校長的遴選過程實際上就是學校或政府意志的決策過程。它受制於學校與環境兩大方面的互動。具體說來，大學校長的遴選既受制于大學自身的歷史傳統、大學的類型與目標及校內外直接利益團體，也受制於政府及其管理體制、國內外形勢變遷及企業市場與某些非政府組織（NGO）。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認為，大學校長選拔的機制與內外影響因素形成了如下的大學校長選拔構架（圖1）：
15、圖 1 大學校長選拔構架圖1表明，大學校長選拔的內部機制主要集中於大學選拔委員會（或董事會、評議會等）與本校與外校校長候選人的互動。這種互動受到大學歷史、類型、層次與目標和政府及其管理體制等外部機制的直接影響，而這種外部機制又穿插了校內外各種影響因素，校長候選人的學術背景等個人因素就是其中一個重要變數。本研究即依據上述構架收集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歷史與個案資料，述評他們在學術背景方面的異同及各自的優劣。二 美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按照前述概念界定，本部分主要從教育背景與職業背景兩大方面按照公立與私立兩種大學類型分別描述美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我們不妨從美國兩所不同性質的著名大學哈
16、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MIT）開始，逐個展開我們對美國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個案考察和分析。（一）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校（院）長的學術背景：歷史考察哈佛大學是美國最著名的私立綜合性大學，而MIT則是美國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學。表1顯示了20世紀以來哈佛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表1 20世紀以來哈佛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資料來源：依據 http:/www.president.harvard.edu/history/整理。表中畫線部分表示與所在大學相同的教育或職業背景。Provost本為牛津、康橋等大學的某些學院的院長或者美國某些大學的教務長，在本文中一律譯為教務長。美國的Provost與中國的教務長職責並不完全相同。美國的教務長涉及到分管學術與財政事務。學位的翻譯有時用中文有時用英文縮寫是由校長背景資料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文中盡可能依據所收集資料情況加以注明，下同。由表1可見，20世紀以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