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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978年开春，我的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学校突然走了两位年轻的老师，他们都是高中毕业后来学校教书的，在全校的几位老师中，算是较有学识的骨干。这两位老师都是大队干部的儿子。一个我叫斌叔叔，大队书记的长子，另一位姓陈的老师，是妇联主任的长子，也就是我的桃红同学的大哥。斌叔叔教过我两个月的数学，他眉目清秀，长了一张娃娃脸，不像退伍回家的校长张老师那样，动不动就体罚学生，命令学生跪在专门准备的碎瓦片上，他总是笑呵呵的，无论学生怎样顽皮或笨拙，他好像从来不会生气一样，耐心地给我们讲解。就在我学会个位数的加减法后，1977年冬天，斌叔叔当兵走了。当兵，是山村青年条很重要的出路，每年征兵竞争那是相当的激
2、烈，斌叔叔既有父亲当大队书记的近水楼台之便，又是高中毕业，顺利地应征入伍。就在斌叔叔去广西一个部队当兵的时候，陈老师每晚挑灯夜读，准备高考。我上学后不久，“又可以进城赶考”的消息传来了，大队的几位高中毕业生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陈老师是三年级的班主任，那些日子，他连两里之外的家都不回去，住在学校里，晚饭就是白菜就挂面，除了教课，就是复习。 1977年底，佳音传来，陈老师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成为我们大队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个大学生，这是全大队的一件喜事。陈老师的上大学，很具有示范效应，读书不要钱，吃了国家粮，毕业当干部，这在乡民的心中是何等具有诱惑力呀。重视孩子读书的风气，好像一夜之间又回
3、到了我们大队那几个村落，从此，彼此之间比学习成绩，成了一茬茬孩子不变的话题。而我，因为在家里干农活，手脚笨，且想方设法偷懒，很不受妈妈的喜爱，只有读书，因为成绩好得到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羡慕，才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每当我想方设法逃避农活，妈妈扯着嗓子骂我，或者干脆抓住我，啪啪啪地“炼铁”时，洪奇的祖母乔奶奶一旦碰上，就要劝我妈：懒人有懒八字，他不想干农活，说明这伢有不干农活也有饭吃的命，莫要打他骂他。陈老师去上大学，仅仅是我们大队的子弟大走考运的开始，从此，大队几乎每年都有喜报，子弟不是在本地考上大学，就是在部队考上院校。本大队的子弟好学善考不仅在本公社，在本县也小有名气。有人说我们那个小学校风
4、水很好，而公社驻地的大队，有老人说我们大队从公社接通了一条毛马路，把考运接走了。六年后，陈老师的弟弟，也就是桃红的三哥，创造了一个奇迹。到了1979年春天，当兵去了的斌叔叔突然又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人物。中国和南方邻国，打了一场局部战争，而斌叔叔所在的部队，正是出国作战的主力。我哥哥上学时，抗美援越喊得正响，所谓中国广阔的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越南游击队抗击美国鬼子的故事编进课本，绘成连环画。一夜之间，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小越南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黄眼仔敝乡犹如北方白眼狼的说法。我那时是个超级小愤青，小小的胸膛中，怒火燃烧着，恨不得自己有一把机枪，赶到南方“突突突”向越南鬼子开火，越南人在我的
5、眼里，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恰好，我哥哥有一本彩色的连环画，内容就是英勇的越南军民，如何把美国鬼子打得鬼哭狼嚎。我找出这本图书，将它撤碎，扔进了房间角落里的小便桶中。我义愤填膺的爱国行动，却换来了哥哥一顿饱揍，因为他对连环画视若珍宝。挨打后的我，硬着嘴和他讲大道理，说越南人那样坏，这图书里面还说他们是好人，是英雄，胡说八道。我哥哥说：管他好人坏人，反正这是我花钱买来的。我们大队当兵复员回来的人居多，好几位还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服役过，那些日子，他们神气地了不得，似乎自己也参加了战争，小年轻三三两两找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那点军事知识，也是现学现卖。战争，似乎给乡村青年打下一针吗啡，封闭得太久，
6、无聊得太久，远方的战火能让乡民们隐隐有些快乐。我们生产队有位在惠州当过兵的叔叔，他添油加醋地对大家说起许世友视察他们部队，当场表演百步穿杨的枪法。他满自信地说：哼，有武艺高强的许司令挂帅，打小小的越南那不是手到擒来？连没读过书的我爷爷也说，听人讲那小越南比我们湖南省大不了多少，一个省和一个国打仗，他不是找死呀？后来大家知道了，许和尚挂帅的那场战争打得并不好。只是当时我们自己吹牛皮吹的时间太长了，连美帝苏修都不怕，一般的乡民哪把小小的越南放在眼里。 天朝大国的情结，还残存在许多老百姓的心中。而对斌叔叔的父母来说，这场战争不像看大戏、说评书那样轻松了，他们的儿子参战了，生死未卜，两人在家长吁短叹。
7、战争结束了，噩耗传来，斌叔叔没能从战场上回来，部队也下了阵亡通知单，可怜的人，连尸首都没找到。他的妈妈，每天在家以泪洗面，大骂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让儿子去当兵，当大队书记的父亲强忍着悲痛，劝解妻子。承平日久，当兵都要开后门，哪想到一当兵就碰上打仗？大约一年后，就在全大队的人以为斌叔叔成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时，消息传来，他还活着！成了越南人的俘虏，两国交换俘虏被遣返回国，一只耳朵在战俘营里被打聋。面对死里逃生的儿子，她妈妈连声说祖宗有阴功。复员回乡后，斌叔叔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给人提起那场战争，诉说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成了残疾军人，更因为他的舅舅在县里当了一个管用的官，后来他被安排到县工商银行工作，
8、也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上大学的陈老师，我有近三十年没见过了，而上次见斌叔叔，也在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我的记忆中，一个还是穿着军便装，高高的样子，一个还是圆乎乎的脸，满脸笑容。早已人到中年的两位老师，不知过得可好？（本文摘自进程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十年砍柴著，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定价： 32.00元）押2012年11月14日本版编辑：红 娟电话：010-67078084文化周刊社长：王明舟 总编辑：张黎明社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邮编：100871电话：（010）62750672向全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赠阅本报 社长、总编辑：张秋林地址：江西省南昌
9、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电话：（0791）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50周年前夕，国家为当年研制“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些“两弹一星”的功臣，绝大多数都曾留学欧美名校，在1949年回国效命。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屠守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杨嘉墀、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程开甲、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姚桐斌等。他们有的名字家喻户晓，比如邓稼先。论名声，他仅次于钱学森、钱三强。相比于“二钱”，邓稼先是小字辈，1958年他被选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室主任，正是因为他年富力强。核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就是对家人也不能说。妻子许鹿希只知道丈夫要调动工作，却
10、问不出究竟是一个什么工作。邓稼先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第二天，从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一定要与许鹿希、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一起，到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此后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只有偶尔回京汇报工作时，才能同妻子见上一面。直到1985年7月，邓稼先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此时他才得以和妻子重新团聚。一年后他离开了人世。郭永怀的名字则相对不彰，他早年留学美国，后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任教。1956年，在钱学森的盛邀下，郭永怀夫妇回国。郭永怀很快与王淦昌、彭桓武一道，主持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究。原子弹与氢弹试验成功后，他又投入到人造卫星的研发中。 1968年12月4
11、日，郭永怀在青海基地一连工作两个多月后，得到一个重要发现。他急着赶回北京，立刻要人联系飞机。他从青海赶到兰州，在换乘飞机的空闲时间中，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汇报。为了保护科学家们的安全，周恩来曾叮嘱不让他们乘飞机。但为了节省时间，郭永怀曾不止一次强行登机。这次从兰州飞北京，他更坚持夜航：“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结果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时，突然失去平衡，一头扎进了旁边的玉米地。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看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他们两个胸前夹着的正是郭永怀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他们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
12、、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勋章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21期，文/隋寄锋图/航天档案馆2012年11月出版，定价：10元。参考资料：陈怀国等国家命运、东生天地颂、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表现“两弹一星”研发过程的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正在央视一套播出，钱学森也成了不少青少年心中的偶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研制出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其间的背后故事，正如编剧陈怀国说的：“真实远比虚构要精彩、丰富”“两弹一星”：不能忘记的声音中国启动“两弹”研
13、发，是在 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要发展导弹技术。当时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地发展核武器，首先就要争取“老大哥”的技术援助。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毛泽东表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与核武器上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回绝：“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 ”毛泽东听了翻译，笑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的意思后，也笑了。他指指设计了“米格”系列战机的米高扬，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他们知道，
14、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 ”最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这次苏联之行，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国。主持“两弹一星”的工作，聂荣臻是自己主动担下的。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里，给他三个选择：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聂荣臻毫不
15、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项，早在年轻时代，这位开国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不久，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聂荣臻还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其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聂荣臻坚决反对，他知道“两弹”会是中国的“命根子”。他直接写报告给毛泽东，争得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当时作为聂荣臻副手的张爱萍将军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导弹。1960年，依照苏联的图纸，成功仿制了“东方一号”导弹。几年后，又研发出射程12
16、001500公里的“东方二号”导弹。钱学森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聂荣臻坚决反对，因为他知道“两弹”会是中国的“命根子” 张爱萍：“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陈赓：“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主任张志善带着两百多人的勘察大队，奔赴敦煌。这些人除了张志善，只有两名干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弹靶场。荒漠中渺无人烟，更没有水，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白天地表超过50摄氏度，甚至能把胶鞋底烫化。他们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终于依据苏联专家意见，将核爆中心确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奉命出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蕴钰一听，心里就不同意。在他看来，这里距离莫高窟太近，万一损坏了文物怎么办？二来这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再加上只能试验两万吨T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