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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刊特稿编者按 伯顿 克拉克(Burton Clark)教授是美国教育界著名的学者。克拉克教授的这篇个人传记,回溯了他求学、 寻知、 以及如何步入高等教育学术殿堂的全过程。阅读此文,如同浏览了一篇战后美国教育的发 展史,恭听了一位长者的谆谆教诲。无疑为我们理解和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他个人的著作打开了一 扇新视窗。本刊特发此文以飨读者。我的学术生涯(上)美伯顿 克拉克 著 赵炬明 译译者序 伯顿 克拉克(Burton Clark)教授也许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最熟悉的外国学者之一。王承绪先生已经组织翻译他的四部著作:高等教育新论 、 高等教育系统 、 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和 探究的场所 。
2、将来也许还会包括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创办创新型大学 。事实上克拉克教授在其四 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著述甚丰,建树颇多,尤其以从组织分析角度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最为重要。2000年 克拉克教授发表了这篇个人传记,追述了他在各个时期的主要学术工作的背景、思路、方法与心得,这对 理解他的著作大有裨益,尤其可以使我们观察一个擅长组织分析的社会学家是如何做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的。此外,克拉克教授是战后美国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还培养了一批当今活跃在 国际高等教育学术领域的领导人物,克拉克教授在此文中详细地回忆这些人和事,因此这篇传记可以看作 一篇历史文献,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代美国和国际高等教育
3、研究发展的轨迹。克拉克教授说这篇文章是特 意为那些有志从事高等教育学术事业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写的,因此中国的青年学者们和学生们也可以从 中受益。这是翻译这篇传记的三个主要原因。我要向克拉克教授本人及AGATHON出版社表示感谢,是他们慷慨应允我翻译此文;还应感谢现代大学教育编辑部同仁,是他们决定发表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字 的传记。一个退休大学教授写的自传也许可以让人们通过 对作者个人经历的考察找出某些值得保留的价值及 发现造成其发展机会的文化假设。这篇文章也是特意为那些有心从事学术事业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 写的。它追溯了我自三四十年代的经历。今天和半 个世纪以前是多么不同呀!先是大萧条,然后是20
4、世纪最大的战争,这些决定性地影响了每个人 的生活。回首过去,我最早的两份工作是做小职员和当兵,它们都使我不太可能从事学术工作。可有 意思的是这两个工作竟然把我送进了大学,从那儿 起我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一、通向大学的曲折之路我的生活一开始就碰上大萧条,因此我不可能上大学。我是在新泽西州南部的欢乐山谷镇上的高中。那时我是个“好孩子”,好读书,拿高分。我妈妈后来告诉我妻子,“他那时总是把头埋在书里” 。但我也属于有资格为横行球场的橄榄球队的壮汉们提头盔或在篮球队当板凳队员的那类男孩。上大学对我来说从来就是没戏的事儿。我们家没一个上大学的,同伴们也从不谈当专家的事。镇上少有的几个上
5、大学的人也不过就是学了点师范。到8 现代大学教育 2002年第6期 收稿日期:2002 - 06 - 19作者简介:伯顿 克拉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荣誉教授。赵炬明,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校发展研究 中心教授。1939年时家里干脆就不考虑让我上大学了,一是 家里没钱当学费,二是学校离家太远。于是我在当 地收费低廉的工商学校里学了一年文秘,然后在当 地的小店里干活。为了逃避家乡的萧条,我在珍珠 港事件爆发前的几个月跑到首都华盛顿的战争部当秘书。 华盛顿真是个大城市。在战争部我有机会和一 些兢兢业业的年长的军队职员一起工作。战争部也 有年轻人,多是从爱俄华加州等地乘火车远
6、道而来 的姑娘们。由于战争部工作部门不断地扩大分化,我也因此被不断地提拔。那时大家都忙于即将爆发 的战争,部里士气高涨。我很快就爱上了我的秘书 工作。当时我想要是战后能到华盛顿工作就不错 了。我腻透了新泽西南部的小镇生活,而且发现了 首都的城市娱乐生活。我想我是爱上了普托马克河了。 我1942年入伍,在军队干了三年。先是在空 军,然后在陆军。我在标准化考试中能拿高分,这 帮了我的大忙。岗位考试中我因我的文秘技术而被 录取。经过基本培训之后我被分配在空军和陆军的舒服岗位上工作。在综合智力考试中我也拿了高 分,因此得以以志愿者身份和军官身份参加陆军特 别训练部的一个项目:作为军队干部被送到肯萨斯
7、大学学习,读速成工程学位。 好事多磨, 1944年初陆军的头头们认为不需要那么多军官花两到四年学工程等专业,而是要人 去补充步兵和坦克部队以准备在欧洲战场发动大战 役。陆军特别训练部的大部分项目也因此撤销。我 们这些“幸运”大学生们随即被送到陆军接受进一 步训练,就是背着45磅重的背包和步枪行军26英里,然后送往欧洲战场。这已是1944年冬了,正 逢布拉格战役,同盟军横扫欧洲。我所在的第42D 步兵师留在奥地利的苏兹伯格,直到1945年5月 欧战结束。 从战争到退伍军人法案是美国国内政策的巨 大转折点。我当时已经准备回华盛顿当职员去了。军中有经验的人告诉我,政府要出钱让我们上大 学,我可以得5
8、0个月,这个良机不可错过。于是 我在奥地利寄出了几份申请,而且很快就收到了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复函,同意接受我于1946年 秋入学。我在肯萨斯大学的学分肯定帮了大忙,它证明我能胜任大学学习。为了利用好余下的几个月 时间,我从第42D师就地退伍,再以平民身份到 第七集团军驻维也纳的总部工作,该部队代表美国参加战后四大国对欧洲的占领。奥森威尔斯的电影第三者对战后那些日子有栩栩如生的描绘:战争摧毁的城市、黑市、奥地利人悲惨的生活,真的就是如此。尽管置身于艰苦之中,包括和俄国人的紧张关系,有些东西如歌剧院戏票之类东西占领军已经可以弄到了。我那时能一周连续好几晚上在歌剧院看歌剧,还总想搞清楚为什么一个
9、重达200磅的女高音会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你看“现实”世界已经给年仅25岁的我上了多么实际而复杂的一课。我现在要作为退伍军人上大学了。我曾是个叛逆者吗?青少年时代我做过什么好男孩好士兵所不为的事吗?我使劲回忆我各种违禁行为,记起了两件事。上高中时我曾用对同伴的忠诚取代常识。为了巩固我和几个和教练吵架的朋友的友谊,我半夜从篮球队的宿营车出走。家里为此大为不悦,学校也威胁拒绝给我出运动员证明信,尽管我在校橄揽球队和篮球队服务过。我明白以后最好再别干这类事了,但它让我感觉挺好。难受了15分钟之后我就被宽恕了,学校也给我了我要的证明信。几年后我当兵的时候,在部队即将开赴海外的那个周末,我“溜号”到新泽西
10、看望父母去了。一位长官罚我违纪,我受到降级处分,从上士降到二等兵。在一个小型仪式上,我的军士袖条被扯走了。从此后我非常守纪律,但是我知道“溜号”探亲在道德上是对的。我后来又把我的军士袖条挣回来了。每月十几元军饷还没处花,这倒是挺不错。现在我要复员上大学了,也许至此我才长大成人。我的叛逆倾向至多就是有点倔,我的倔劲儿偶尔也会失控,但不过就是变得更倔点而已。二、社会学角度:从退伍军人法 案到博士学位刚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我并不知道今后要干什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可以试不同的领域,学校都能提供。这和国外大学非常不同,也是美国大对我有吸引力,我天真地以为也许它能让我到政府驻外机构工作,但那时公立
11、大学毕业生到外交部工作的前景不十分看好,此外加州令人愉悦的生活很快就让我对欧洲的浪漫回忆淡去了。我又试了经济学,可一进银行学国际贸易学的沉闷教室,我就觉得索然无味,可这都是经济学的主课呀!我还在心理学的门口转了一下,好象它们专门研究人9我的学术生涯类的不稳定行为。那时我的几个好朋友就主修临床 心理学,他们确实有点神经兮兮的。参加几次社会 学的课之后,我发现社会学挺有意思,也很开放。 在社会学里我可以学习好几个尚未被经济学和政治 学占领的领域,于是我在社会学专业里学了整整一年。1949年获得学士学位,那时我已经到加州大 学三年了。 学完社会学之后我还有两年的政府资助没用。 我就接着在一个兼有人类
12、学与社会学的系里读社会 学研究生。1950年时该系只有社会学可以授博士学 位。社 会 学 组 是 由 城 市 社 会 学 家 布 鲁 姆 (Leonard Broom)领导的一帮非常年轻的教授刚刚组建起来的。和哥伦比亚、哈佛、芝加哥大学那些 占据社会学中心的优秀社会学系相比,这儿的社会 学差得很远。但这里的社会学组也有有价值的东西。塞兹尼克(Philip Seiznick)教组织社会学,罗 宾森(William Robinson)教研究方法。他俩都是 从哥伦比亚来的。刚从芝加哥来的特纳(RaiphTurner)教集体行为,克雷西(Don Cressy)教犯 罪学。系里仅有的几个研究生都是退伍军
13、人,好象都不比教师年青。师生之间亲密无间。学系在一个 临时建筑里,战后的急剧发展使校园里充满了成百 上千的这类建筑。同学们都很聪明、独立、渴望学 习。哥瑞尔(Scott Greet)、贝尔(Wendell Bell)、 基特萨斯(John Kitsuse)、卡米雷瑞(Frank Cami2lieri)、梅森格(Sheldon Messinger)后来都作出杰 出的学术成就。精力充沛、学术严谨、 涉猎广泛的 哥瑞尔和贝尔1952年获博士学位,我1954年获博 士学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第三个社会学博 士。其实在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我就决定留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而不到由令人敬畏的默顿 (Ro
14、bert Merton)和拉扎斯费尔德( Paul Lazars2feld)执教的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去冒险。 自从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的好运开始了。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各个专业方向中, 最吸引我的是塞兹尼克的方向,那时他处在组织社会学领域的前沿。我接受了这个思想:在现代社会 众多类型的组织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正式组织起来 的、被广泛称之为“组织”的那些组织。的确,到 十九世纪中期,人们还不清楚究竟是组织,还是个 人或阶级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者,我逐渐形成的社会学专业眼光使我变得专注于那些“有目的”的社 会系统。这是一个新领域,一个由默顿和他的天才 学生塞兹尼克、李普塞特(Lip
15、set)、布卢(Blau)、古尔登( Gouldner)等开辟的新领域,它范围宽 括,机会无穷。只要通过富有想象力的个案研究, 就能创造概念,并通过概念点出一个组织甚至一类 组织的“个性”,就象塞兹尼克对田纳西流域管理 局所作的经典分析和李普塞特、科尔曼(Cole2man)、特罗(MartinTrow)所做的研究一样。你 会发现各种价值是怎样置根于公共机构、工商企 业、工会、医院、监狱等各种组织之中,并使组织 变得真实。你能发现为什么隐藏的对立力量为明显 的目的相互比试而且非正式组织比正式组织还要强大时,后果的不可预测性就足以使组织偏离其既定 轨道,这时再精心设计的计划也会出错。 默顿的经典论
16、文已经指明方向。在塞兹尼克指 导下我花了几年时间来磨砺我的社会学专业感觉, 掌握所需的技能。分析复杂组织的确令人兴奋,我真正相信社会学的这个特定领域的重要性,其特有 的研究角度后来就被称为制度主义学派。四十年后 的今天,尽管我已经退休,我仍然坚信这个观点。 尤其是我发展出了跨学科视角并使社会学的边界更 加清晰之后,也仍持如此观点。动机就是直觉,其随岁月而日益加深。到斯坦福大学开始我的第一个 学术工作时,我已经对此深信不疑。可以说我对此 已经有点宗教似的狂热了。我“知道”我在一个多 产的领域里,后来我也确实受益良多。也许应当这 样想,我已经拥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富有成效的观察世界的方法。 我的博士论文最初准备研究整个洛杉矶学校系 统的领导问题,这也真够大胆的。五十研究医院和 监狱,结果教育成了一个只要做些深入分析就会出 成果的领域。有些社会学家已经被吸引到这个领域里来了,比如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青少 年社会及他后来关于平等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