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23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金普森 李分建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粮食政策的研究寥若晨星,而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整个抗日 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进行考察与分析,以求教方家。 综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的粮食法规与政策,大致可以划 分为自由流通、 分级管理与全国统制三个阶段。 下面对这三个阶段 粮食管理政策的演变作论述。一 自由流通阶段(1937年7月1940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18日公布了 统制战时粮食管理条例 。 但是这个条例很快又搁置起来,对粮食并未实施 “统制”,相反在1937年7月至1940年8月期间,国民
2、政 府采取的是粮食自由流通政策。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颁布 各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第18条明确规定:“各战区间及 战区与非战区间民有之粮食,应准商民自由流通,不得禁止进出, 或无故没收,或阻止过境。但有特殊情形,经呈准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者,不在此限。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一直没有设立全国性的粮食管理机构。 粮 食由实业部(1938年1月被撤销,由经济部接管)、 军事委员会、 财 政部、 军政部等部门兼办。1938年4月,各战区开始设立战时粮食27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 下册,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页。管理处,但其主要任务在于调剂粮食供求,防止粮食资敌;非战区 各省
3、设置运销机关,这些机关均为局部性的粮食管理机关,且大多 徒有虚名。 尽管国民政府在此期间颁布过一些管理粮食的法规,如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1937年8月31日)、各战区粮食管理 办法大纲(1938年4月)、非常时期粮食调节办法(1938年6月29日)等等;也公布过许多与粮食管理有关的条例,如 非常时期 农矿工商管理条例(1938年10月6日)、 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 取缔投机操纵办法(1939年2月20日)、 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1939年12月5日)等等,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认真实施, 对粮食事务基本上 “放任不管” 。在这种放任思想指导下,大后方在抗战初期出现了一种奇怪 的战时现象粮价持续
4、跌落。整个大后方,以四川为例, 1938年 的粮价比战前低6%,战区粮价跌得更加厉害。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据笔者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抗战初期人们心理不稳,资金 外逃;二是1938年大后方粮食丰收;三是领土沦陷造成粮食相对 集中。其中第三点是最主要的因素。抗战初期,随着大片领土的沦 丧,由此发生了粮食转移问题。 当时国民政府的交通运输力量忙于 军运与沿海工矿企业内迁,无力顾及粮运。 国民政府规定各地公私粮食必须 “自行运储至安全地区”,没有及时移运者,由战时粮食管 理处会同作战部队,“没收” 或 “销毁” 之。粮食属不便携带的笨重 物资,各地粮户在无力 “自行运储” 时,竞相抛售;富商大贾先是
5、将 粮食转移至山区乡村,后见国民党军队纷纷后撤,也争先抛售,换 取现金逃难。粮食相对集中以及大量抛售,造成战区粮价猛跌,并牵动大后 方粮价下跌。国民政府对此反常现象熟视无睹。1937年12月,八37各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档案出版社 1992年版,第321322页。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江西省粮食管理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八三(346)。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途经临汾南下,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棉粮,棉 花每斤八九分钱, 1元钱足购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更贱。他立即 向毛泽东、 朱德、 任弼时提议军费中挤出10余万元收购粮棉
6、,并嘱咐部队在行军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这一英明之 举既为八路军储备了粮食,也减轻了粮食资敌的严重程度。大后方粮食市场疲软长达2年之久。1939年夏秋之际,四川 粮价率先上扬。 年底,整个大后方粮价猛涨。 如果以19301936年 平均粮价为基数,则1939年12月为220% , 1940年6月高达424% ,而同期物价平均上涨幅度为159%。粮价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物价上涨幅度。而陪都所在的四川省,粮价上涨更猛,半 年内成渝两地粮价上涨5倍。这时的粮价恰如脱缰的野马,牵带 着一般物价狂奔。 大后方粮食市场形成抢购风潮,粮户与粮商乘机 惜粮不售,期待高价。缺粮的饥民铤而走险。严重
7、的粮食危机迅速转变成惊心动魄的社会危机。 福建与四川两省首先爆发抢米风潮, 并很快波及大后方其它各省。国民政府把群众抢米风潮嫁祸于共产党,查封了 新华日报 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了10多名共产党员,并枪杀了共产党员李 亚凡、 洪希客。中共为此发表告成都和四川同胞书,开诚布公地宣告:“共产党不仅与此事无关,并且坚决反对制造此类事件。 ”事情的真相在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中有所记载:“据报成 都米价,涨至一百四十余元一石,现涨风未已(重庆涨至一百八十 余元)。城厢内外,陆续发生抢米风潮。查川省去岁丰收,据估计足 敷全省人口五年之食,乃入夏以来,各地米价,上涨,抢米之4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
8、94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69 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 版,第313页。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彭德怀传,转引 党史纵横1993年第8期,第11页。案,层见叠出。 有人多疑为鼓动,企图暴动,而不知军阀、 官僚、 地主、 资本家故意囤积,致激民变。 委座曾令省政府组织平准处,稳 定价格。 孰知评价之人,即系操纵之人,如何能制止风潮,消弥隐患?”然而唐纵只看到了发生粮食危机的偶然因素。战争初期粮价 跌落是由特殊因素所造成的反常现象。随着正面战场战线的逐步 稳定,粮食相对集中这个
9、因素所起的作用逐渐消失。 粮食危机的发 生具有必然性,这是由中国粮食历来短缺、 战争环境与自由流通政 策等三个因素决定的。一,中国粮食历来短缺。中国虽称农业大国,但并非主粮出口 国,而是粮食进口大国。据海关贸易统计, 1933年至1937年五年 中我国每年平均进口面粉5915万吨、 大米9912万吨,由东北三省 输入关内的黄豆等杂粮亦达3311万吨。按照正常的消费水平估 算,中国在抗战期间每年平均短缺的粮食至少为450亿斤。因此,日军在侵华期间切断中国国际运输线,以及西方国家为应付战争 而采取的统制粮食出口的措施,都给大后方粮食市场造成强烈的 震动。二,战争破坏。战争给中国粮食供求关系造成灾难
10、性的破坏, 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战争造成中国粮食减产。 中日战争不是在日本领土而是 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中国原有的 “稻谷产量沦于战区者之十分之 二,小麦产量沦于战区者十分之六” 。湖南与江西素称我国的 “粮 食仓库”,也是战火纷飞。 交锋之地,百姓逃亡,耕地荒芜,大批青壮 年或入伍抗日,或混迹江湖,导致土地耕作粗放,粮食产量下降。 因而供应市场的粮食减少。第二,战争迫使中国人口大量西移,打破了以往中国人口按粮57农林部关于粮食增产问题文件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二三(982)。1945年各省粮荒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八三(1910)。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
11、案馆编注,群众出版 社1991年版,第143144页。食产量而形成的自然分布状态。截至1940年,由战区迁移至后方 的人口达到5000万,使后方人口由战前的118亿增加到213亿, 大后方粮食需求激增。第三,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交通运输。 七七事变后仅一年 零三个月,日军侵占公路28000公里,侵占关内铁路总数的74%; 出于军事原因,我方自行破坏公路50000多公里,自行破坏的铁路 占关内铁路总数的23% ,此外,损失各种机动车辆70000多部;损 失了大部分航运船舶;中国、 欧亚和西南三家航空公司被敌机击毁。我国国际运输和国内交通节节受阻,给大后方各地间粮食的 运输与调剂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2、。1940年6月14日,日军攻陷宜 昌,湘、 赣、 鄂米中断济川,一时供求失调,四川粮价暴涨。第四,日本推行 “以战养战” 的经济侵略方针。随着战争的持 续,日本国内的资源日见短缺,中国的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成为日军掠夺的首要对象。日伪统制了沦陷区的粮食,并组织 “抢粮队” 、 “运输队” 到游击区、 抗日根据地抢粮。 日本为了加强对沦陷区的控 制和解决日本国内的粮食困难,向沦陷区大肆移民,至1940年3 月在华日侨达3415万人。三,国民政府粮食政策失误。 自由流通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文前面有所论述。此外,还产生了 “谷贱伤农” 的后果。富商大贾 用粮食换取现金逃往大后方,又为大后方的囤积居
13、奇和土地兼并 埋下了祸根。可是国民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高枕无忧。蒋介石曾考虑 过粮食调剂问题。1937年四川省粮食歉收,而且国府移川,人口激增,他预计1938年春天四川粮食可能出现恐慌,遂下令设立 “购米 运川联合办事处”,采购大宗粮食运往四川。但1938年 “川省适值67中国现代史 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第261262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第29页。丰收,运米入川已非要图”,即于1938年6月底结束了这项采购业 务。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与会者还沉浸在一片 盲目乐观之中:“我国是农
14、业国家,正在建设期中,突受暴力侵略,当初原是深可顾虑的一种危机,但是大多数省份由于去年农 产丰收,消费节约,民间反而显出充裕的现象”,“进入了第二期抗 战以后,深信战时经济决无问题” 。其后,蒋介石感到在此局势中隐约存在着的危机,“恐怕谷贱 伤农”,特于1939年9月 “拨巨款,令农本局在四川收购粮食,维持一定的谷价” 。1940年春又发放 “农贷一万万元,来充裕农村的经 济” 。这些措施本身无可厚非,但选择的时机甚不适宜。 此时粮价 已经渐渐回升,此举无异于 “催化剂”,加速了粮食危机的爆发。二 分级管理阶段(1940年8月1941年7月)1940年上半年大后方抢米风潮迭起,深深地震撼着国民
15、政府 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国民政府一面动用军警弹压抢米风潮,一 面调整粮食管理政策。但是,国民政府的粮食政策并没有立即转入统制阶段,而在1940年8月至1941年7月期间采取了分级管理的政策。这一时 期粮政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田赋仍然没有收归中央,尽管成立了 全国粮食管理局,并制订了一系列粮食管理措施,但并没有也不可 能在整个大后方实施,而是呈现出各省 “各自为政” 的局面。粮食危机发生后, 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着重讨论77蒋介石: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同胞书,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 时期,第4编,第3辑,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49页。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
16、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版,第537页。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代购军米运川史料二则,民国档案1987年 第2期。了抗战期间的经济问题,认为 “抗战迄今,经济问题日益重大,性质 亦极复杂”,“粮食物价关系民生及社会秩序最切”,“务使民食无恐 慌之虞,物价收稳定之效” 。这次会议通过了黄绍 等11人提出的 “请确定全国粮食管理政策并建立各级管理机构案”,并决定首 先平抑陪都的粮价;于行政院内增设经济作战部,打击日军的 “以 战养战” 的政策。经济作战部门设粮食管理处,专门负责收购粮食 与防止粮食资敌。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开会时,最高国防会议也讨论了粮食问题,拟定了三条粮食管理原则: (1)设立各级粮食管理机构; (2)统筹军粮; (3)粮食管理要从市场做起,然后再逐步推溯到生产地 区,将全部粮食动态掌握在粮食管理人员手中。19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