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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大直接税比重，固然 使得纳税人增加痛感， 失去隐私， 但综合考 虑，利大于弊。加泰罗尼亚公投与西班牙危机新政治经济学文 / 梁发芾中国经营报 CHINA?BUSINESS?JOURNAL评论2017.10.16E3主编 / 陈伟编辑 / 袁媛制作 / 齐士娟校对 / 彭玉凤?财政思想史近期 中国经营报记者对贾康的专访中 ，提到十八大以来 的税制改革成果之一是提高直接税比例，而近来高培勇也在多种场合不断强调税改最重要的工作是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提高 直接税在总税收中的比重，是我国近些年一直在进行，而且尚未最终完成的税改大事。与间接税相比， 直接税可 谓是 “ 恶名”缠身，人们对直接税的 “ 恶
2、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自由的 标尺是间接税，个人不是征税的对象。 希腊民主鄙视直接税 （ 包括人头税以及向缴纳贡品的附 属城邦征收的 10的收获税）。 雅典公民权不仅意味着可以免交人头税，而且也可以拥有免税的土地。 雅典人毫不迟疑地将直 接税用在外邦人身上。 雅典生活着大批外国商人和工人，这些外 邦人被成为客籍民，需要按月缴纳人头税。 客籍民是指其父亲和 母亲均不是雅典籍的任何人，只有其父母都出生在雅典的人才 能成为真正免税的雅典人，才能 享有免税的资格。 在希腊，任何 性质的直接税都具有羞辱性，而 人头税被认为是所有直接税中 最丢人的， 那些受鄙视的行业， 如卖
3、淫、占卜和行医也需要缴纳直接税以示羞辱。 古罗马主要是靠间接税如关税、港口税和奴隶的无偿劳动 维持的。 从公元前 2 世纪开始的400 年中， 罗马公民免除任何直 接税的纳税义务，而奴隶是要缴纳人头税的，奴隶缴纳的税收是政府最大的财政收入。 当时的罗 马人所谈论的自由的真谛，就是罗马公民免于纳税的自由。 中世纪时候，直接税同样是奴役的象征，臣服的标志。 伊斯 兰教兴起的时候，信仰者可以免于缴纳人头税，但不信仰者则必须缴纳人头税。 当时被穆斯林征 服的人只有三种选择： 死亡，缴纳人头税，或者改变信仰。 穆斯林第一次进入波斯时发出通告要求，要么成为穆斯林，要么在 死亡或交纳人头税之间作出选择。 中
4、世纪基督教欧洲对犹太人也征收人头税或犹太人税。 这些针对犹太人的直接税，是犹太人 为了生存下来所缴纳的保护费。欧洲中世纪的传统是未经同意不能课税， 但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条是无效的。 中世纪一位编年 史学家写到： “ 只有当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在纳税人的名册上出现时，他才是自由的”。 中世纪的一些城市国家也保留了古希腊古罗马公民免税的传统。 尤其中世纪中后期发展相当迅速的城市国家，如威尼斯 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国家，取得公民身份的人，非常拒斥直接 税，因而这些城市国家的公民宁愿低息借钱给政府也不向政府 缴纳直接税。 这也是现代公债制度起源于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原 因。 作为国家公民及城市的主 人，不可能
5、接受向政府缴纳直接税这样屈辱的安排。 他们借钱给城市政府，约定的利率远远低于 市场利率，即使这样，政府也往 往不能偿还利息。 得不到偿付的借款其实与直接税并无区别，但是城市国家的公民仍然选择做 国家的债权人而不是纳税人。 他们要维护的就是这种自由的身份和地位。排斥直接税的传统在法国 甚至延续到大革命之前。 法国贵族长期享有免于缴纳直接税的特权， 这是因为当初职业分工中，高贵的武士的职责就是为国 作战， 通过流血为国家效力，纳税不是他们的职责和义务。 但是，当作战早已由职业雇佣军承担的时候，贵族的免税特权继续 存在，而且他们认为缴纳直接税是奇耻大辱。 这自然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但身份意识和人格尊严
6、 等也是重要原因。 法国无法向贵族征收直接税， 于是转向间接税，间接税占比不断增加。 间接税本来是对穷人不利的税收，但 对于间接税的增加，法国人民相当赞同，因为他们认为贵族也不 可避免地缴纳间接税了，通过间接税实现了全民的普遍纳税和 税收平等。总之，在西方历史的相当长 时间内，直接税是一种针对外邦 人、异教徒、奴隶、被征服者以及贱业从业者征收的选择性歧视 性和羞辱性的税收， 意味着屈服、臣属、低贱以及不自由，正是 这些特点，使得人们对于直接税望而生畏。随着社会进步， 直接税的 这些羞辱性的特征已经不复存 在。 从现代税收的角度看，纳税是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缴纳直接税就是支付公共服务的价 格。
7、 缴纳直接税不但不再让人难堪，而且因为有能力纳税，为公共事业作出贡献， 还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不过，即使在今天，人们对直接税仍然比对间接税更为排斥， 这主要是因为直接税的税收归宿非常清楚， 直接从人们 口袋中拿钱， 人们的税痛更为强烈。 而在间接税下，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否纳税，缴纳多少税， 因而 “ 难得糊涂”，基本没有什么痛感。尽管人们不喜欢直接税，理性地看，直接税的优点还是比间 接税更多一些。 间接税固然一视同仁地针对所有消费者，不因消 费者身份不同而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但这种一视同仁掩盖着 严重的累退性，拉大了社会的贫富鸿沟。 而直接税尤其所得税则 通过精细而合理的设计，可以达到累进的
8、目的，有利于实现社会 公平；而同时，直接税虽然让纳 税人深感税痛，但却给纳税人公道， 使他明白缴纳了多少税款，满足纳税人知情权； 而同时 ，从纳税人口袋拿钱，涉及纳税人切身利益，纳税人自然会非常关心 这税是如何设计的， 如何征收的，用于什么地方，使用是否合理，满足纳税人监督权。 因此，增大直接税比重，固然使得纳税人 增加痛感，失去隐私，但综合考虑，利大于弊。由于直接税更加不易被人们接受，将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 结构改革为以直接税为主，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首先，改革路径的选择十分重要。 到底是通过增加直接税实现直接税比重的增 加，还是通过降低间接税实现直接税比重的增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案， 两种
9、完全不同的路 径。 如果通过增加直接税税种、扩大税基、提高利率等办法直接增加直接税，那么必然使宏观税负继续加大， 使纳税人不堪重 负。 其次，直接税的征管成本远远大于间接税，如果不能提升征 管水平，那么，其效率损失将十分严重。 第三，直接税的成功，有 赖于纳税人的自觉遵从。 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的不二法门，就是 从立法到实施的各个环节都必 须做到公平合理，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如果纳税人觉得受到不公平对待，税款没有用于 合理的地方，那么纳税人遵从就无法谈起。为何要提高直接税比重？争吵的欧盟：从历史走向必然？自由谈9 月下旬的布鲁塞尔已经是仲秋气象，浓云遮蔽的 “ 欧洲首 都”时隔一年给我更
10、多的不安和惶恐：从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北京走来， 在这座地铁无安检，公交不临检身份证，监控摄像头更是凤毛麟角的城市里，深 深感到一只绵羊一头扎进大自然怀抱的复杂心情。去年来布鲁塞尔参加一个 有关危机中的欧洲如何处理自由与秩序问题的研讨会，议题包括自由作为欧洲的基本价值观，自由市场及管制，欧盟 “ 自由、安全与正义”， 和言论与表达自由 的界限。 今年的研讨会围绕欧元区危机展开，更偏向于技术性的讨论， 但主旨发言中还是充满 “ 大哉问”： 新自由主义的缺陷，多元与统一的冲突和趋同，欧盟的边疆与扩张政策的终结等。参加会议的大多是来自各欧盟成 员国的社科专家，也不乏沾手实务的欧盟官僚， 从书斋到政
11、界，对欧盟从信念到怀疑的转变十分明显： 移民安置、 欧元竞争力、欧盟治理、英国 “ 脱欧”、 “ 民 粹主义”蔓延、贸易竞争力的维持没有一个能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然而，这些让欧盟项目的利益相关者汲汲不可终日的问题，都不过是讨论中相 对吵闹的那部分。今年 5 月， 欧盟刚刚庆祝完 罗马条约60 周年，这一条约奠定了我们所知道的欧盟的基础。 与此同时，今年还有两个重要的周年纪念： 马歇尔计划 70 周年和欧盟 - 美国缔交 65周年。 将三个事件联系起来的是独一无二的欧洲和美国伙伴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不但出兵欧洲， 更在战争结 束后慷慨解囊， 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走出战争废墟。
12、 美 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欧洲煤钢联盟 （ 也即后来欧盟的前身）的国家，通过马歇尔计划总计为西欧送去了超过 130亿美元的援助。 这样的巨额援 助本身也需要美国国内民众的支持， 当然， 通过各种附加条件， 美国工业也能够通过出口 西欧获得巨大利益。 战后的欧洲物资匮乏， 各国普遍实行配额供给制，从美国运来的食物、农业器械和机器等也帮助美国 成为欧洲的长期贸易伙伴和 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经济引擎。与美国处于实力对等地位的前苏联并没有坐视不管， 它不仅通过宣传部门在欧洲民众中间 进行反马歇尔计划的宣传，而且也搞出来一个所谓的莫洛托夫 （ Molotov）计划，主要为东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直
13、到 1951年 12 月 31 日，马歇尔计划比预想的提前六个月结束了，原因是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战争最终爆发，美国无暇西顾。 而此时的西欧已经初步建立起工业产能，两年后，计划发起者美国国务卿乔治 C.马歇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以表彰他通过欧洲复兴计划 对欧洲经济复苏做出的贡献。作者为财税史学者文 / 孙兴杰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欧洲的热点新闻从英国脱 欧转到了德国大选， 现在到了 西班牙。 加泰罗尼亚的公投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 现在已经简 化成了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普伊格蒙特是不是要宣布独 立，如果是的话，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可能就要宣布启动宪法第 155 条，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
14、权。 可以说，加泰罗尼亚的公投 让西班牙回到了对国家权力的基本框架的关注， 如何才能维 护国家的统一， 如何维系国家的生存与完整。 这在二战结束 之后的欧洲， 尤其是西欧的确是异类。 以公投的方式来实现 建国，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毕竟公投只是国家权力使用的 方式， 并不构成国家权力的来源。 和平已久的欧洲，再次面临 “ 国家性” 的难题， 难免会给人恍如隔世的感觉，作为主权国家发源地的欧洲，又回到了从前。 加泰罗尼亚的公投让西班 牙面临着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 关系到西班牙的国家完整，以及未来在欧盟中的地位。 进一步说，加区公投建国在挑战着西 班牙的国家性。 近代以来欧洲盛行的政治思潮中一个
15、很重要的 分支就是 “ 国家至上”，正是经历 了几百年的国家建设运动，欧洲才可能在二战结束之后走向一体化之路。 欧盟的一体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它还是建立在主权 国家的基础之上。加区公投或者分离出去的 意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西 班牙最富裕的地区不愿意背着 西班牙的包袱。 如果反思一下，我们会发现在习以为常的观念中， 对国家的认知是有问题的， 主权国家总是强调单一和最高性，但是国家内部的差异从来没 有消失，在容忍差异与政治统合 之间需要一个平衡。 加区的公投对西班牙政府来说不仅是法律的挑战，更是对 “ 西班牙”国家性 的挑战。 西班牙政府认为，加区也是西班牙国家和民族的一部 分，因此，公投根本
16、就没有合理性与合法性。 加区公投引发的危机已经超越了公投之前的设想， 一开 始，普伊格蒙特说，公投之后四十八小时将会宣布独立。 拖延了 几天之后，普伊格蒙特签署了一份独立宣言， 但是并没有施行， 而是说要延期几个星期，至于几个星期也没有说，呼吁西班牙政 府能够进行无条件的对话，也希望能够有外部的调解者。 普伊格 蒙特发表了长篇的演说，主要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 如果各方都 能够理性地对话，那么这些分歧和矛盾就可以和平解决。这番表态并没有赢得掌声，加区倾向于独立的 人认为普伊格蒙特立场不够坚定， 而拉霍伊则直接问，是不是宣布独立了，不要植入模糊的种子。拉霍伊以及西班牙政府一开始就对加区的公投持强硬反 对的态度， 包括公投期间发生了摩擦，上百人受伤，加区政府 说有 77 万人没有能够投票，当 然， 这样的数据也没有经过确认。 公投结果出来之后，欧洲大 国以及欧盟的表态也非常有意 思，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相信西班牙站政府可以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 同时警告普 伊格蒙特不要让对话变得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