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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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讲中国文明起源的科学探索黄帝和炎帝：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近世史家对炎黄传说的认识多源的文明多元的文明原始农耕经济与文明进步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比较，数千年来，历史记载最为完整，历史遗存最为丰富，历史传承关系也最为明确。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有重要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对于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有待于进一步认真探索的课题。一代代学者对于“探源”、 “寻根”的探索，使我们的认识向科学的方向推进，借助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我们今天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已经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一 黄帝和炎帝：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史记五帝本纪

2、记述了黄帝轩辕、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放勋、虞舜重华的事迹。实际上司马迁关于早期文明时代以前的历史的理解，都反映在关于“五帝”的生动记叙之中。司马迁明确说到有关“五帝”的文字来自有关文献记载，而又与民间传说往往一致。他写道，自己曾经西到空桐一带，北至涿鹿地方，东方则走到海滨，南方又航行于江淮，所到之处，访问当地长者，都传诵黄帝、尧、舜故事，虽然文化渊源不同，地方风教有别，有关先古圣王的传说，大体脉络是相同的。可见“五帝”传说很早以前就已经流布。据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在“轩辕”所处的时代，1各个部族相互“侵伐”，百姓受到残害，轩辕于是习武行兵，征讨好兴不义之战的部族，受到天下的拥戴

3、。在相继战胜炎帝、蚩尤两大部族集团之后，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图 1） 。黄帝族和炎帝族是史前两个关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炎帝氏族部 落衰落的时候，黄帝氏族部落强大起来。关于炎、黄的关系， 国语晋语四记述：“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按：济读为排挤之挤）也，异德之故也。 ”依此说，炎帝与黄帝同出于少典氏族。炎帝族所在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宝鸡市境内。黄帝族所在的姬水是现今哪一条河流尚无定论，但应距姜水不远。因而可以推测，炎黄两个氏族部落发祥于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2后来向中原地区发展。黄帝

4、时代，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黄帝时代开始驯养使用牛马，发明了车船，学会打井和养蚕缫丝。黄帝时代发明了文字，制定出历法和甲子，发明了冠冕衣裳。中华民族制度文明发端于黄帝时代。炎帝时代主要贡献在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方面。传说炎帝神农氏寻求治病的药物时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是炎帝神农时代的又一重大成就。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时代的部族、部族集团或者部族联盟，有的学者认为除了黄帝和炎帝之外，还有蚩尤。也有的学者认为，和黄帝、炎帝并列的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是苗蛮。3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文化分析，认识不能一致，是因为有关传说时代的文字遗存本来就零散、片断而且未能确信的缘故。在探索史前文化的面貌时可以发现，时代越古

5、远，则当时不同群落间的文化差异也越明显。甚至同时代的相距不远的人类居住遗址的出土物，也具有各自相异的鲜明特征。只是经过人类长期的交往和沟通，不同的文化遗存才逐渐显现出越来越突出的文化共同性。传说中黄帝“度四方”以致“万国和”的事迹，正是和文明进步的这一规律相吻合的。二 近世史家对炎黄传说的认识从晚清时代起，进步的中国知识界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反思。20 世纪 20 年代初，以“古史辨”为旗帜的疑古思潮兴起。这一思潮当时对于摧毁正统历史体系的构成，对于冲破封建文化传统的网罗，从而解放民族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史学革命，也表现出重要的推进作用。4“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

6、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也和古书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而且，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5顾颉刚的见解一发表，随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年后，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的?

7、一文中回顾当时的情形，有这样的说法：“哪里想到，这半封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多数人骂我，少数人赞成我。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我着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6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一提出，确实在学界掀起了一场风暴。钱玄同认为这是“精当绝伦”的意见， “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7胡适后来也表示：“顾先生的层

8、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 ”8然而，学界也多有反对的意见。顾颉刚在回答批评者的种种诘难时，又继续充实提炼自己的理论。他在 1923 年 7月 1 日又发表答刘胡两先生书 ，提出在推翻非信史方面，应当有四项标准。第一条标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第二条标准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第三条标准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第四条标准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表示：“以上四条为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我自以为甚不误。 ”9近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使学界逐

9、渐认识到疑古思潮的许多观点应当有所修正。对于古史传说的认识，于是又有更新。徐旭生曾经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在早期发展的各民族（用这一词的广义）中，它们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 ”徐旭生还说， “传说时代的史料和历史时代的史料在性质上主要的不同点，为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的可靠性差。 ”除了“口耳相传的史实”“容易失真”外， “并且当时的神权极盛，大家离开神话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这些传说里面掺杂的神话很多，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面找出来历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任何民族历史开始的时候全是颇渺茫的，多矛盾的。这是各民族公同的和无可奈何的事情。 ”然而，

10、徐旭生又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 ”10这样的认识，应当是符合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史前史的知识的。自战国秦汉时期以来，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事迹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结构的最初框架。古史系统中的五帝传说和三皇传说，虽然“古史辨”派的史学家们早已指出了其中后人增饰的痕迹，因而断定其为伪古史。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些传说中也许隐含着真实的历史的若干遗存。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谈到传说时代的人物和传说时代的历史时曾绎说， “无论罗马那七位所谓的国王究竟真有其人或是神话人物，无论归功于他们的任何立法活动究竟实有其事或是出自虚构”，其实都“无关紧要”， “人类

11、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体现于有形的记录之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与发现中”。11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考察文明起源与“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关系，就可以排除若干疑虑，深入探索传说背后所体现的历史真实。一些学者认为，结合考古学的新成就，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应该有新的理解。有不少学者认为，从伏羲、神农到黄帝的古史传说，表现了中华文明的萌芽最初发生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李学勤在论古代文明一文中指出， “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黄帝设官置监，迎日推策，播殖百谷，驯化鸟兽的事迹，已经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

12、点。 “因此，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的创造，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 ”李学勤还说道：“黄帝、炎帝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中原的传统，一个是南方的传统。这种地区的观念对我们研究古史传说颇有意义。 ”12我们读史记五帝本纪 ，可以看到，司马迁追述古史，大体是以中原文化系统为中心的。但是确实也涉及南方文化系统的历史存在。三 多源的文明多元的文明“古史辨”派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提出了四条标准。第一条标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第二条标准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经考古资料印证，可以确定地说，这两条标准，体现出了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科学认识。近年的考古收获确实可以证明，

13、 “中华文明”“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以往通常将黄河中下游地区看做“一元”的早期文明诞生的基地。然而我们看到，在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相当繁盛的原始文化发育。20 世纪 20 年代初，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在甘肃临洮马家窑发现了一处以发达的彩陶艺术作为重要特征的原始时代遗址。后来，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就因此被命名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较集中地分布于甘肃省，其地域大致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抵河西走廊。甘肃北部、甘南山地以及宁夏南部和青海东北部，也曾经发现马家窑文化的遗址。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分支，所以又被称作甘肃仰韶文

14、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在陶器总数中约占 20一 50，随葬品中的彩陶有时甚至多达80以上。在中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所占的比率最高。与其他文化系统的彩陶相比，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绘制的风格以繁缛多变为主要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规律，可见马家窑人的绘彩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马家窑彩陶绘彩的部位也比其他彩陶文化广泛得多，许多细泥陶的外壁和口沿布满花纹，甚至一些大口径器物的内壁和其他夹砂的炊器上也常常绘彩。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图案多取材于自然，以鱼纹、鸟纹、蛙纹、蝌蚪纹、水波纹、草叶纹、葫芦纹等较为多见，并且多有各种由这些纹样变形而形成的图案，以及不同形式的几何纹等。马家窑

15、文化彩陶的精致与华美，表现出制陶工匠们不同寻常的工艺技能。在马家窑文化的时代，烧制陶器的陶窑窑室都呈方形，与中原仰韶文化多为圆形窑室明显不同。甘肃兰州东郊白道沟坪遗址发现了一处规模相当大的制陶窑场，计有 5 组 12 座陶窑，此外还有一些被破坏的陶窑残迹。 ，窑场中还出土研磨颜料的石板和配色调料用的陶碟，都是当时陶工描绘彩陶纹饰的工具。发现的陶碟有分格，格中可以看到配有紫红色颜料。青海大通上孙家遗址曾经出土一件以舞蹈者的形象作为彩绘图案主题的陶盆。画面分为 3 组，每组各描绘 5 人携手起舞，步法从容，体态轻盈，动作齐整。每组外侧两人的一臂画成两道，可能反映不相牵握的手臂动作幅度较大或者摆动较

16、为频繁。舞蹈者每人下身体后的线条，有人解释为一般饰物，有人解释为飘动的腰带，有人解释为模拟鸟兽所装戴的尾饰。关于原始舞蹈的最初起源，人们自然会想到尚书益稷中所谓“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当时人们奏响用竹木简单加工而成的笙箫，轻重有致地敲打着较为平薄的石器（应当就是古代乐器“磬”的原型） ，模仿鸟兽的动作翩翩起舞。 “鸟兽跄跄”， “凤皇来仪”， “百兽率舞”等文字，记录了这种舞蹈和原始狩猎生活的关系。这样看来；或许上孙家彩陶画面舞蹈者装戴模拟鸟兽的尾饰的说法，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古代典籍中可以看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山海经海内经 ）的传说，认为最早的歌舞的发生，和中原先古圣王的事迹有关。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原始舞蹈的实证资料，却多是出自西北边远地区的文物遗存。与上孙家舞蹈纹陶盆时代相近的出土文物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原始乐器。青海民和阳山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