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刘天怡教授

《经济学家刘天怡教授》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经济学家刘天怡教授（10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经济学家刘天怡教授经济学家刘天怡教授赵 伟（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刘天怡先生，四川筠连人，1914 年 3 月生。1941 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并获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助教，至 1944 年，历时 三载。之后先生致力于金融研究工作，曾受聘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金融研究院， 任研究员。1947 年赴美留学，就读于丹佛大学经济研究院，1948 年获硕士学位， 同年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 先生毅然放弃博士学业，怀着报效国家与人民的赤诚之心，于 1950 年初回到祖 国。1950 年夏，先生进入设在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2、同年 冬结业，随之被中央高等教育部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从那时迄今，先生一直 在大西北的这所高等学府工作。历任兰州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教授，校学术委 员会委员、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四十多年以来，刘先生以一个学者所特有的执着和胸怀，勤勤恳恳，任劳 任怨，奋斗于经济学教学科研第一线，为新中国的高教事业和兰大经济学的学 科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先生的教学活动所包容的知识极为丰富，曾先后 讲授过“经济学原理”、“货币与银行”、“外国经济史”等八门课程。他是 我国“外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是新中国第一批取得学位授予权的经 济学家，并为我国培育出首批外国经济史硕士。先生教学方法独特，以

3、启发式、 示范式为先导，主张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虽为著名学者， 但对学生如朋友。他将教书与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视品德修养高于知识修养， 常以“宁可德大于才不可才大于德”告诫学生。先生的研究工作所涉及的领域颇多，仅成果卓著者就有三个方面：（1）外 国经济史。他最先提出把外国经济史作为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的主张，并以精 辟的见地、独特的思辩方法论证了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阐述了他所首创的 外经史体系，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生的代表作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 和体系结构（兰州大学学报1979 年 2 期），曾引起较大的学术反响；专 著外国近代经济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尚未出版，即以油印本

4、在国内数 所大学被列为教学参考资料。（2）当代西方经济学。他是新中国较早涉足当代 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对凯恩斯经济学有独到的见解。五十年代他 发表的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经济研究1957 年 6 期），代表了当时国 内在此领域的一流水平。（3）人口学。他是我国西北人口学研究的发起者之一， 曾出任兰州大学人口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代表作大西北的开发与移民，在 1984 年北京“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中外人口学家的好评。而 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问题（经济研究1981 年第 10 期），则是先生试图用比较方法研究人口问题的成果之一。除了这 3 个方面而外，先生还在 其他领域有相当的造

5、诣。扎实的古汉语功底使他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领域亦 有所作为，著有龚自珍经济思想评价、魏源经济思想评价（以上收入 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辑有管商荀韩经济思想资料选注。先生的学术成果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在经济学、人口学和高等教 育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他曾被许多学术团体推举为学术带头人，历任北京经济 研究会副总干事，华东地区外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中国外经史学会副主席， 外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甘肃人口学会会长，省计划生育学会副会长。他还 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组委员，参与经济学科学位授予点的评定工作。刘先生还是颇有影响的民主党派组织者，曾任九三学社甘肃省委秘书长。（本文摘自甘肃社

6、会 科学1993 年第二期）先师刘天怡先生先师刘天怡先生赵 伟（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初次认识刘先生，是在 1979 年春季，那年先生给“77 级”开讲外国经 济史课程，事先听同学说过，刘先生是经济系著名学者，早年“留美”， “文革”期间受迫害并被迫其按照“一般职工年龄”提前退休了，粉碎“四人 帮”后又给请了回来。获知刘先生这一经历，同学们都抱着一种崇敬的心情， 早早去教室占位子等着上课。随着上课铃声，进来了一位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的 老先生。先不说话，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行字：“一别檀台十四年，刘 郎无意说辛酸。而今沐浴春风里，善逐阴晴避乍寒。”随后用平和而缓慢的 “川味普通话”解释说，这是他

7、本人对文革以来学术生涯失而复得的写照，话 间流露出对新时代的赞美和期待。当时作为一位非正式学生，我还未有任何奢 望日后会拜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为师，更没有丝毫奢望能读研究生。实 际上那时只听到人们在议论恢复研究生招考的事，但我总感到这事儿离我有些 远。更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自己便成为邓公力主的这一变革的首批受惠者 之一！世事因时沧桑巨变之大，的确是常人事先所难以逆料的！前已提及，我拜刘先生为师，得益于李国杰先生和史柳宝先生的引见与举 荐。当天下午，我便带着李先生的“口信”去找刘先生。那时一般教授家里没 有电话，教授也没有办公室，除了“政治学习”之类的会议而外，教师们照例 不坐班，要拜访便

8、径直去人家家里敲门。我也就按照当时这一“惯例”去找刘 先生。那时刘先生住刚刚修成的 17 号家属楼，家属院的新楼仅一两幢，与旧楼 泾渭分明，很好找。找到后说明来意并称是李国杰先生推荐的，刘先生很客气， 仔细听了我的经历，表示可以按照“同等学力”资格报考，但同时重申了招生 简章上的规定：“择优录取，宁缺勿滥”。那时师生都很“正统”，以向老师 “求教”为名的“探题”行为为人们所不齿，我也未有这方面的丝毫念头。实 际上我与刘先生根本就未曾谈及专业问题，只是简单地讲了我的经历，求得允 许报考，即起身告辞。接下来便是紧张复习、参考，直到五个月之后拿到录取 通知书，期间也未曾造访过先生。后来获知，我们那一

9、届报考刘先生的学生有 15 名，其中多半为“老三届”大学毕业生，其中仅有两名过线。我的专业考了 第一，也仅有 68 分，足见老先生把关之严。后来拜师“入门”后与先生熟识了 提及当年考分，先生对我的答卷印象很深，只有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居然提 笔写了满满 8 大页，不仅思路好，而且文笔流畅！这是他给我最高分的主要理 由。我是在 1980 年 9 月中旬正式注册入校的，由于“同等学力”的身份，比一 般“科班”出身的师兄弟们多一道“门槛”，注册前又接受了系里设置的外语 和专业复试，正式注册入学要晚一周。从那时到 1982 年 6 月毕业，师从刘先生 近两年时间，受到先生耳提面命式的教导。细细回想，作

10、为导师与专业领路人 的先师给我最大的教益，莫过于基础知识的锤炼与熏陶。在先师看来，中国学 人基础知识中，古典文史知识不可或缺。先师熟知我们那一两届入学的研究生， 大多是在“革文化命的年代”中接受中学教育的，缺乏中国古典文化熏陶，因 此特开设了一门课程，名称为“史论经典著作选读”，内容主要是中国古典文 史论著，布置我们读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中选出的一些佳作，督 促我们做笔记，写读书报告。而后又设“史实经典著作选读”课程，读的书为 国外经济理论原著，但目的则定位于从那些大家名家的著作中寻找与摘录经济 史史实资料，制作卡片。当时我们几位弟子都感到有些诧异，怎么不从读经济 史大部头著作开始，而从“外围”

11、开始？因为我们看到别的专业导师都列了一 大串专业书目，让其弟子去读，所开课程也仅仅围绕专业方向展开。私下里难 免有些非议，与先生交谈中亦有所流露，对此先生并不理会，只是一个劲儿督 促我们去学，并要定期汇报，提交读书笔记。这样一年时间下来，不知不觉中 发现自己为文时笔端开始“生花”，“美言佳句”跃然而来，始知先生从“外 围基础”抓起的妙用！而到后来写学位论文时，发现当初先师让我们“倒读” 原著的妙用。以寻找史料为宗旨的读原著方式，实际上给人研究与感悟经济理 论所提出的时代背景或环境的方法训练，同时也有望教会一个人深层次把握经 济学大家们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先贤们对特定历史阶段经济

12、现实研究与思考的结果。现在看来，先师给我们培养的是某种“倒读”理论的 方法。这种方法与基础训练，实际上给人以理论统领历史之“入门”捷径。客 观地说，掌握了这种方法，打下了这一基础，很容易将研究从经济史拓展至纯 理论研究。到了后来当我从外国经济史专业“跨学科”而国际经济学与区域/空 间经济学专业研究的时候，发现当年跟先师学的这一“倒读招式”依然管用！除了基础知识与方法训练而外，先师地指导学生论文方面也很“另类”。 从选择研究方向到选定题目，刘先生从不事先干预。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寻找 研究方向和选题要“水到到渠成”。主张每位学生自己在阅读原著中去寻找， 去定位。开始我们不大理解这种指导方式，期望刘

13、先生像多数导师那样能给个 题目，先师笑而不语，让我们自己去做。到后来，随着我们读书日多，学力日 增，逐渐找到一些“感觉”，这时候先师往往给我们一些“提点”，坚定我们 的信念，如此日积月累，不久便找到方向，确定了论题。沿用同样的方式，完 成论文。后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感悟到，刘先生当年教导我们的方法，实际上 属于古人常说的“授人以渔”方法，比之“授人以鱼”来要高出一筹！多年后当我自己从教也逾 20 年，做教授也有些年头的时候，对教授职业的 认识得以升华，有一日忽然从大学开篇几句得到某种“灵感”。大学 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对这段话的“现 代感悟”是，“博大学问的道理

14、，在于彰明人的心底已经存在的灵气和美德， 在于将你所做的这件美事感染给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在于将这件事做得尽善 尽美！”这是做教授的最高境界吧？本以为这个“秘诀”是我的一大发现，然 而当我要写先师刘先生的时候忽一日不觉感悟到，刘先生当年对我辈的教导， 恰恰符合“在明明德”的思想，这或许与先师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有关吧！刘先生于我耳提面命的师生时间是短暂的，而以师长加同事的时间要长些。 前已提及，在我读研不到两年时间之后，得着国家“两年制”研究生学业“试 点”之光而提前毕业，随之留校任教，时在 1982 年夏天。客观地来说，我之留 校，部分是奉了师命，部分是因着学长爱才惜才的缘故。我属于改革开放以

15、后 中国大陆的最早两届研究生之一，到我毕业那年，全国毕业的研究生仅千把 人，经济类毕业生不足百人，其中学外国经济史的可谓凤毛麟角。那时国家百 废待兴，各方面人才奇缺，研究生成了“香饽饽”，高校抢着要。我当时也打 算走出大西北，去沿海大都市干一番事业。然而我毕业时面临的局面是，刘先 生年近七旬，身患高血压等疾病，身兼校内外多个职务，母校外国经济史教学 后继乏人，面临“断档”困境。先师的意思很清楚，希望我留下来接手他的本 科教学工作，只是等着系里表态。恰在此时，终于等来了论文答辩。我在论文 答辩中表现，显然给答辩委员会五位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事后邻门师兄窦 汝广多次告诉我，他曾亲耳听见系主任李国

16、杰先生在给系里别的老师绘声绘色 地描述我的答辩情景，言语中赞赏有加。这样，答辩一结束，我的留校也就成 了定局。那时实行国家计划分配制，学生去留完全由学校及人事主管部门定夺， 谈不上什么个人意愿。当年 9 月份新学年开学后，我就正式接手了刘先生开设 的“外国经济史”本科教学工作，先生随之从本科教学活动中“隐退”，专事 研究生教育及兰大人口研究所的领导工作，直到 1992 年仙逝。算起来与先师相 处前后共 12 年时间。待我留校工作之后，先生待我多半如同事，教学及研究方面任由我独自发 展，从不干涉。事实上，先生晚年几乎超脱了经济系师生的日常活动，除了带 一名研究生而外，专事兰大人口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和西北人口杂志的主编 等工作。加之社会兼职颇多，作为弟子不忍心多去打扰，这样师生之间平时的 来往，反而不如当学生时那样频繁。当然，逢年过节或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有些新想法时，亦不时登门拜访、讨教，先生偶染小恙，亦不忘前去探访，执弟子 之礼。这期间刘先生教诲亦有“言传”，但更多的则属于“身教”。言传方面，刘先生给我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