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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承中华美德与培育公民道德传承中华美德与培育公民道德王殿卿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由中华文化、中华美德及民族精神三维构成。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与民族共生共存，只有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道德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灵魂，也是民族的价值观，更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美德，才有可能养育起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态势中，中华文化正在逐步摆脱百年以来的被动局面，她将随着中国的强大再次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为此，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将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对未成年人进
2、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要从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要从传传承中承中华华美德开始美德开始中华美德是未成年人应该具有的基础道德，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要从传承中华美德开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这是讲道德教育与建设的历史继承性，也是未成年人道德成长的“根”与“源”。中华传统美德，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她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她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规范着每个中国人。
3、是她使得中国人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她培育了历代众多的志士仁人，是她发展为当代无数革命先辈与先烈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她使得中国成为“礼仪之邦”，至今仍然是东亚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精神之源，是她被世人视为建构 21 世纪人类共同伦理的重要资源。2003 年 12 月 10 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昨天的中国，是一个古老并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国。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品，有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些传统美德对家庭、国家和社会
4、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2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华传统美德与中华传统文化曾经被当作批判、打倒和革命的对象百余年。这就使得在两三代国人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中华文化与道德的失落与偏见。而今，要真正地做到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中化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就必须改变以往的文化思维定式，建立新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尊；就必须建立坚信中华五千年文明精华多于糟粕的文化观；必须建立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对民族的文化只能建设不能“革命”的文化建设观，必须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历史有一个唯物辩证的发展观。中中华华美德代代相美德代代相传传、推、推陈陈出新出新中华传统美德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个因时因地不断发展变化
5、、生生不息的“文化灵魂”。尧舜时代，中华道德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尧、舜、禹的相继“禅让”，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一种“选贤任能”、 “立君为国”、 “心系黎民”、 “只为苍生不为身”(屈原诗句)的政治伦理。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矣”，表明当时“孝德”已经成为公认的道德规范。 “孝德”的形成，标志中华道德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又超越了家庭，当时已经有了“孝亲”、 “爱民”、 “治国”三个层面的伦理道德，这三者内在的统一性及其客观规律性，被五千余年中华道德发展变化的实践所证明。夏、商、周“三代”，商因道德腐败而亡国。周代上下 800 年，以“礼乐”治国、平天下，逐步形成了一个
6、庞大而复杂的“礼制”体系。 “礼”成为调整尊卑贵贱、上下左右人际关系的规范。 “我周公，作周礼”，周代已成为一个礼的社会、礼的国家，为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开出先河。春秋时期的齐国，不仅成为当时的霸主，而且道德文化也有了高度发展。管仲(?前 645 年)不仅帮助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革，使国家得以振兴和强大，而且对道德在治国中的价值提出了新的主张。他以为，人的道德行为与其经济生活状况有直接关系，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又曰“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易治，民贫难治”，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他提出，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全国上下“绝礼”、
7、 “绝义”、 “绝廉”、“绝耻”，人民就会失去正直的本性，民众的思想就会反复无常，社会就没有了法度，社会风尚就会遭受危害，国家必然灭亡。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华道德发展的新标志。礼、义、廉、耻“四维”传至当今 2600 余年，历久弥新，仍然是当代“以德治国”的核心内容。春秋末期的孔子(前 551 年前 479 年)在承继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创建了以3“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当时社会的主导道德规范，仍然是自周以来形成的“礼”，而不是“仁”。孔子本人的政治主张是“吾从周”，其道德理想是用“克己复礼”改变“礼崩乐坏”的时局，在“仁”与“礼”的关系上，他主张“内仁外礼”。在“礼”的
8、政治价值上，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之用，和为贵”，能使人际关系和谐是“礼”的最高价值，他认为所有的人都要学礼、懂礼、行礼，否则就不能立足于社会，这就是“不学礼，无以立”，他要求学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算是一种道德修炼的真功夫。综观孔子以“仁”为中心的道德哲学，他集千年中华道德智慧之大成，是“周人道德之代表”。孟子(约前 372 年前 289 年)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他的“仁政”思想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国家)次之”，为后世“民为邦本”等政治伦理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在哲学上提出了“性善论”，为道德及其教育提供
9、了理论依据。他首创了“五伦”，提出了“四德”：仁、义、礼、智。他将“仁”列为首位，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将“礼”降到第三位，表明周代以“礼”为首的退位。将“智”作为一德，也是对孔子智、仁、勇“三达德”的一种继承。他认为“四德”源于人的“心”，于是提出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辱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有无“四心”乃人与禽兽之别也。他还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与气节的标准，对于中国人形成独立的意志与人格，对形成中华道德精神一直起着重要的
10、作用。通观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早于孔子百余年，孔子早于孟子百余年，先后经过300 余年，完成了对周代以“礼”为核心社会道德的“推陈出新”。从“四维”到“四德”，为后世千年中华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到了汉代，中华伦理道德进一步系统化。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只是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可见“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准则，若世人皆不守信，社会生活就难以维持，以致造成社会混乱。从此，自春秋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这五种道德规范，才真正成为被官方认定、推向社会并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到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
11、”，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益稳定与发展， “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祥和与稳定等功能日益突出， “家”乃国之基， “家和万事兴”，因此“齐家”，家庭与家族的凝聚也就日益重要。多子女大家庭中的人伦关系，已4经不仅需要纵向伦理的“孝”，更需要调整横向伦理的“悌”，有了纵向的“父慈子孝”，又有了横向的“兄友弟恭”，建构一个纵横交错的家庭伦理十字架，就有可能实现“家和万事兴”。 “家”是“国”的细胞，只要这个细胞健康而充满生机，整个社会、国家就有可能祥和稳定、发展繁荣， “家固而国宁”，故宋代在“家”与“国”的
12、辩证关系上，突出“孝悌”，并将其置于“忠信”的前面，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造。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建构，是对中华道德的新发展，它一直影响到明清，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弱势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这“八德”，调整了“孝”与“忠”、 “家”与“国”的位置，表明民族和国家高于
13、家庭的观念，既是对古人“教孝即教忠”的继承，也适应了现代“国家至上”的价值观。中国在宋代以前，没有“亡国”意识，只要“家固”便可“国宁”，故有“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到了近现代，西方列强是要吞掉一个个的“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血和泪中领悟了“国破”必然“家亡”的真理。因而，各国人民的“国家观念”、 “爱国意识”不断强化。孙中山立足中国、面对世界，顺乎历史潮流，将“忠”，也就是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放在首位，建构“以国为本”的中华伦理道德观，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道德发展的历程表明，以孟子“五伦”为标志，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千年之后，宋代以“八德”为标志，形
14、成了“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又过近千年，清末民初，孙中山以新“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国为本”的伦理道德观。“三个为本”分别成为不同时期道德教化的着重点，反映了不同时代对道德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今，中国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相继提出“三个主义”和“三德”，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进而又鲜明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人”、 “家”、 “国”，这“三个为本”在当代的辩证统一，必将反映当今人际关系的新伦理、新道德，并作出新概括，从而建构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在新的千年推动中华道德有新的发展。中国传统道德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道德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
15、需要，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基本道德规范数量的增减，也有每个道德规范在不同历史时期自身内涵的丰富与发展。一些恒久不变的道德规范，是由人类社会生活长久不变的内容决定的，即使这些似乎“千古不变”、5相对稳定的道德规范，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自己的内涵。因此，每个历史时代的中国人，都有继承前人道德智慧的责任，又有“推陈出新”发展中华道德的义务。传传承中承中华华美德与落美德与落实实公民道德公民道德规规范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 20 字公民道德规范的面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建设的新发展，也是对中华美德的新承接。“爱国守法”中的“爱”，是一种
16、“情感”，这种“爱”的情感来源于“亲情”的“孝”。“孝”乃德之本，在亲情“爱”的基础上，才逐步形成：爱人、爱地、爱天，爱己、爱群，爱家、爱国、爱天下。从个体道德品质形成来看，讲“爱”必先讲“孝”。“明礼诚信”中涉及到中华美德的三个“德目”， “礼”、 “诚”、 “信”。突出诚信，是公民道德规范体系的时代特色。诚信建设，要从开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资源当中去寻求智慧。诚信，是儒家道德体系的基础，诚者，天之道；思诚，人之道。诚，是真实无妄，是道德的根本，是人间之常道；信，是重诺守信，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诚信之道，是求真务实之道，是人、集体与国家尊严的体现，是“立人之道”、 “立政之本”，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黄金律。要极大地提升公民对诚信品德的认同度，要建立维护与建设诚信的相关制度，以营造当代中国诚信之道。正是因为诚信如此重要，党和政府才明确提出，公民道德建设要以诚信为重点。“团结友善”体现了中华美德的“宽”与“恕”，这是“多元”社会与国际环境所需要的。“勤俭自强”，体现了“勤”、 “俭”、 “廉”与“耻”四种美德。因为“勤以养廉”， “俭以养德，知耻近乎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