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路149号,我的少年记忆——三阿姐拉老公(黄石)》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圆明园路149号,我的少年记忆——三阿姐拉老公(黄石)（8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圆明园路 149 号，我的少年记忆三阿姐拉老公（黄石）三阿姐拉老公（黄石）今天，从圆明园路走过。如同 60 年代的某一天，既陌生又熟悉。那些大楼，整理得容光焕发，甚至有点不太真实。在城市尘封的角落，还有这么整体的一个街区，似乎从欧洲某一个城市切蛋糕般搬过来，连同它的精神气质，原封不动搬到上海，放在这里，在黄浦江苏州河交界处的内角，它像外滩的衬里，衬里往往更见底气，它不是被人一眼看到的，它是更贴身的那部分。它也是我少年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所在。文汇报就在这条街上，新天安堂以前一直矗立在圆明园路的东头，从乍浦路桥下来，首先看到是曙光电影院，接着能够吸引目光的，就是新天安堂。我还没有认字时候就知道，文
2、汇报的地址是圆明园路 149 号，总机 211410。父亲母亲都是文汇报的编辑，和他们联系的方式便背得滚瓜烂熟。一是我小时候经常突然发热，急着要向家长报告病情，二是母亲总是会借来很多好看的书和连环画，我要不断提醒她换新的。原先圆明园路很窄，两辆车交汇都有些困难。东侧灰色围墙高而冷漠，里面是英国领事馆，警察会在岗亭里笔直的站立，眼睛直勾勾看着你。我很奇怪，大幅的米字旗在高耸的旗杆上飘扬，那是坏蛋国家的旗帜。西侧的建筑便是照片里看到的这一排，敦实、沉默。细节丰富。我母亲一身浅色的旗袍，接近 1 米 68 的高挑身材，烫发，金丝眼镜，30 岁上下，走进其中的某一扇大门。那时候的照片里她是好看的，标准
3、的知识分子职业妇女。小时候，文汇报医务室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打针吃药不用细数。最使我丢尽面子的是，一年级时，我的左眼眼皮长了一个疖子，眼睛红肿如桃。医生动刀切开疖子的时候，我的哭声震动了整个大楼，那时的大楼尚未加层，就 5、6 楼。医生没用麻药，我一半是痛，一半是害怕。酸奶状的脓液挤压出来，我被母亲和医生钳制，动弹不得。考考和三阿姐站在圆明园路 149 号门前。一进大门，左拐便是医务室。门口原先还有一排阅报栏，邮局的绿皮汽车会按时来提取刚刚印完的报纸。有日报，还有代印的晚报和外省的报纸。66 年的夏天过去了，我弄到一枚红色袖章，把它藏在口袋里，一个十多岁的男孩，觉得自己也是革命的一份子，飘飘然真
4、像一场艳遇。走到圆明园路口的时候，我把袖章挂起来，我要到 149 号文汇报门口叫我的父亲，让他的同事们知道他有个革命的儿子。我在门房报了父亲的名字，“老黄，老黄，侬儿子来了！”门房的人朝里面叫起来，在逆光的过道里，我看到父亲的身影，等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呆住了，毛巾围在他脖子上，脏脏的衣服，老开皮鞋，完全不是他上班离家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监督劳动。他拉着我，就在日后考考站的地方，几乎是恳求的口气说：“快离开，快离开”我带着少年的残忍，用鄙视的眼神看着他，调头而去。这个场景，经常在我的记忆里回放，如果时空可以 UNDO，我想这一切一定不会是这样的。而我到了他的年龄，才能够体会到前前后后的
5、屈辱，对一个人多大的打击。就在圆明园路 149 号的大门里，光是我母亲的那个部门，不过就 5、6 个人的资料部，两个和蔼可亲的伯伯自杀了。一个叫杨继民，广东人，住四川北路明珠家对过，从自家阳台跳下来。一个叫徐里平，在自家厨房里打开煤气。我想，父亲有 100 个理由可以自我了结的，最终他看到我们三个孩子太小，他一定在我的残忍里看到了幼稚。1945 年的圆明园路，同样是 149 号的大门口，我的父亲 25 岁，西装革履，脚步匆匆。他是文汇报唯一派驻南京的记者，专门采访中共和谈代表和周恩来的动态。149 号楼下是文汇报，楼上是国民党中央社的办公处。中央社那些人老是奇怪，文汇报总能够在第一时间搞到中共
6、的最新消息。周恩来的讲话，第二天便能够见报。他们不知道我的父亲搞定了南京电话局所有的接线小姐，他请她们聚餐、郊游，只要我父亲要长途，线路再忙，也要帮他接到上海圆明园路 149 号。那个时候，即使国民党特务盯梢，他也不至于感觉屈辱。直到我父亲报道 48 年上海的工运和学运，目标太大，才让地下党通知他，再也不要到圆明园路去，特务要制造车祸暗杀他。给了他船票，赶紧到香港去筹办香港文汇报为止，那是他解放前在圆明园路最后的日子。66 年杨继民的自杀，给了我父亲很大的刺激。就在今天的 149 号，打手们逼迫我父亲写杨继民的材料，说你们之间来往，一起吃猫肉，而且选择在 12 月 26 日吃，是不是这样！我册
7、那，那个弄杨继民的家伙是部队掺沙子弄到文汇报来的，叫朱殿宏。我们家和杨家来往密切，常有聚餐。要坐实杨继民的特务罪名，我父亲万万不能够落笔。很多年以后，我和我弟弟、杨继民的女儿杨友薇一起坐在凯旋路铁路旁的碉堡上面，我提议我们三个人成立一个复仇小组，用我们的方式寻找朱殿宏，并当场给他肉身的报复。北京就有这样的复仇组织。我们要像以色列人追诉纳粹一样，无论天涯海角。已经变成奢侈品展示的大楼，圆明园路 149 号，连昔日文汇报的招牌也没有了后来得知朱殿宏已经落魄，在上师大教工里混，入党的愿望由于文汇报的劣迹作罢。我们的计划是，找到朱殿宏，告诉他我们是谁，他一定惊愕。杨友薇抽他耳光，如果他还手，我们男的一
8、起上。我弟弟说算了，坏人太多，弄不过来的。我弟弟经常到圆明园路 149 号去的原因是我母亲觉得他比我乖，他会一声不吭玩印刷车间拿来的碎纸片，车间就在后面的楼里，前后楼各个楼层有天桥相通。那时候文汇报的食堂里有乒乓桌，工会的图书馆有连环画，我不知道如何来减少小动作和废话，让我母亲同样为我买南瓜馅的馒头，饥馑时代，文汇报的南瓜馅馒头让我垂涎。前几年，文汇报请我弟弟一个上海专门讲企业管理的名嘴，给文汇报的中层干部讲组织结构的问题，上下午的讲述结束以后，我弟弟告诉邀请者，我父母都是文汇报老报人。“啥人啊？啥人啊？”“哟，侬是老黄拉儿子啊!”我最后进入圆明园路 149 号是我去加拿大之前，从 85 年到
9、 90 年，我上班的报纸借文汇报车间排版。偶尔轮到我值班，我和头头一起校完大样，天微微亮了，外滩有公交车，我们一起走出大门。有时候一起走出大门的是曹小磊。排字工人们叫我“老黄拉儿子。”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感觉到他们尊重我的父亲。圆明园路的拂晓，有江风的气息，轮船的汽笛声从外滩大楼的缝隙里传来，低沉厚重，撞击耳膜。北京东路口经常可以看到海轮移动，日出之前如巨大的影子。拂晓离开文汇报，是我父亲很多年的工作程序，他做过文汇报编辑部主任，看完最后的大样，有奥斯丁送他回家睡觉。我想，如果将父亲阶级归类，应该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他出身广东韶关的大户，祖父拥有书店、印刷厂、文具店和各类不动产。这种家庭的
10、孩子容易左倾，和现在的干部子弟容易右倾一样。找朱殿宏算账的计划，80 年代我弟弟一直在暗中进行，得知朱殿宏被圆明园路 149 号一脚踢出，在上师大食堂里混着，要最终告诉朱殿宏所有寻仇的理由，提醒他杨继民和徐里平的冤死，提醒他所有被他弄过的人。弟弟经常从复旦赶到漕河泾，纠集一帮子狐朋狗友，就等下手。搞我父亲的理由应该算充分，1957 年，老毛亲自写了著名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从上到下能够过关的人，必是奇迹，父亲也是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人之一。从此终止了我的非分之想，所有机会的大门全部关闭，也好，这让我专心。对老右派们自然不会客气，文革开始，我父亲已经被赶去做夜班校对。终于出事
11、了，文汇报硕果仅存的电影广告栏目介绍老毛 10 月 1 日登上天安门的纪录片，广告语的最后一段“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印成了“万寿无疆，无寿无疆。”而且已经送达订户。邮局开始了全城回收报纸的特别行动，圆明园路 149 号如临大敌，我父亲是转嫁责任的最好目标，自然没有好果子吃，除了批判，最后只好在圆明园路 149 号和江桥纸张仓库之间运新闻纸，新闻纸卷有一个人高，900 斤重，一卡车新闻纸卷装卸，我父亲说“压死人都可能。”圆明园路经常因为黄浦江的潮汛被淹，近文汇报一段便形同小河，母亲上班，就需要淌水，把一步裙撩起来优雅地趟过去，然后优雅地用干毛巾擦脚。149 号门口，防汛的木挡
12、板、沙包，把这栋古典风格的大楼弄得像战争来临。66 年以后，圆明园路便没有一刻消停过。只要老毛有什么“最新指示”，北京开了一个将什么人赶下台的会议，那些敲锣打鼓的队伍便到文汇报“串门”，情绪亢奋，载歌载舞。149 号自杀的人数也在增加，68 年，文汇报最大的头头，社长兼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自杀。他是明珠好友刘丽星的舅舅，自杀的地点离开明珠家不远，复兴西路某栋小洋房里，也是悬在钢窗的金属窗棂上。68 年的夏天，社会上的暴戾之气也在圆明园路上蔓延，文汇报受张春桥控制，公然支持上海柴油机厂的某一派工人组织，另一派扬言要踏平文汇报。还派人来围攻，沿街的玻璃窗被砸爆。支持文汇报的工人组织不甘示弱，给文汇报
13、送来大批碎石，运到楼顶，准备在抵御围攻时随时倾倒下来。知识分子准备了钢管，我母亲上班带着弹皮弓，他们还发给她六角螺丝帽。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母亲弄弄白相相。结果，弹弓打人的事情没有发生。我母亲的脚趾被搬运的碎石砸伤，骨裂。现在的圆明园路，英国领事馆的围墙已经拆除，那里成为半岛酒店的一部分，资本的力量毕竟强大，今天，连文汇报都被请出了 149 号。谁还会惦记着文汇报？在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速度以分秒计，年轻人不知道文汇报为何物，我家就是最好的例子，只要我母亲健在，文汇报照例会免费为她订一份报纸，以证明她和这张报纸的关系。作为儿子，文汇报只是在我的情感中留有方寸之地，每次提到文汇报，像一个遥远的回声。
14、我的儿子考考，在他的信息渠道里，没有一点文汇报的影子，他从来不会打开这张报纸，哪怕读它一行文字。父亲活着的最后几年，经常会感叹：“报纸怎么办成这样？办成这样？”我会非常无趣地揶揄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以前，北京东路和圆明园路交界有三家新闻媒体。北京东路 2 号的广播电台，圆明园路 49 号的新民晚报和 149 号的文汇报。文汇报报头的字体多次变脸，开始一直沿用 1938 年创刊的书法字体，那三个字出于书法家谭泽闿之手。1967 年，文汇报率先夺权，那时的头头是朱锡琪，弃用 1938 年的报头，改成了大号的黑体字。华国锋当道，为文汇报写了三个勉勉强强的毛笔字，后来华国锋下台，文汇报又恢复 3
15、8 年书法。今天的文汇报大楼，一点点文汇报的影子也没有了。大楼重新装上了“哈密大楼”四个字，那是最早的称谓。文汇报的老报人，都已经离世，老家伙们全是 1949 年前中国新闻史上显赫的人物。离世的还有资料室美丽的陈美龄，和蔼可亲的徐铿。他们曾经为我找一本苏联的电影剧本，费尽周折。那时候父母已经被赶到梅山，我常常犯傻。还有一些文汇报的人，谁还会想到他们呢？比如江显良，一个 20 来岁的文汇报编辑，因为女朋友答应他，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就结婚。而主管的人说：“你还想摘掉右派帽子?!”结果，江显良从国华大楼楼顶跳了下来。骨灰没人认领，一直存放在 149 号的储藏室里。还有经理部的梅焕藻，他直接从 149 号楼上跳下来。对于当时不到 300 人的文汇报，死掉这么多人，和富士康比，富士康算什么啊。我曾经问父亲，当时你没有想到自杀，他笑笑：“你们还小”80 年代中期，我弟弟终于找到朱殿宏，一个落魄潦倒的中年男人，可怜得像条鼻涕虫，算了，没有打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