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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由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浅谈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几点思考赋税，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组织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国家存在的经济表现。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形式。管理需要费用，费用来自财政，财政来自赋税。赋税在我国始于夏代早期，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更迭，出现了不同的赋税制度，一方面，它们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它们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借古鉴今，研究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探究其发展规律与历史得失，对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不无裨益的。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五次重大变革我国
2、赋税始于夏代，史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夏、商、周三代由于实行的是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井田制，因而在赋税制度上行贡、助、彻之法，即“籍田以力”的劳役地租。从西周后期到春秋时代，随着井田制的瓦解，赋税制度方面也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公元前 685 年，齐相管仲推行“相地而衰征”的税法，突破了井田制的局限。公元前 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 ，实行“履亩而税” ，井田制被废除。初税亩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废除了按劳力计征的力役地租制，确立了以田亩计征的实物地租制，是税收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标记。2第二次重大改革是秦汉时期的比例农业税制度变革为魏晋至唐前期的定额农业税制。
3、 秦国自简公七年（前 408 年） “初租禾”开始，正式征收田租，秦统一后，征收田租“舍地而税人”1即按每人应有土地亩数征税，田租约为“什一之税”2。由于没有按实际占有土地数征收，因而对一般农民来说，负担是十分苛重的。西汉初年，推行“什五而税一” ，后又实行“三十而税一” 。东汉初年，曾实行十一税制，但不久重新改为三十而税一。两汉时期的国家田税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较轻的，而且也为后世封建国家的田租租率、确定了一个大体的标准。但这并不表明这一时期农民的负担的减轻，秦汉时期的赋税，除田租外还有口税、杂税等，其中人口税及各种杂税远比田赋重得多，是这一时期的赋税的特点。魏晋至唐前期逐步改变了秦汉时期的
4、赋税制度，至唐时实行租庸调制，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定额缴纳。这次改革取消了按土地产量分成的税制，确定了按土地数量定额缴税的制度。租庸调制是对唐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并有一定的创新。第三次重大变革是魏晋隋唐时期的租庸调变革为唐中后期的两税法。作为隋朝和唐前期国家赋税收入主要来源的租庸调制，在当时的一定历史阶段中确实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保证封建国家赋税收入的作用。但是，随着唐朝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均田制遭破坏，土地兼并严重，编户流失，1 通典食货2 苟悦汉纪3赋税剥削加重，国家财政收入日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租庸调制的不合理
5、性更加明显，最终为两税法所代替。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的一次重大改革。首先，两税法改变了计丁征税的办法，以资产多少作为征税的标准。资产多者税重，资产少者税轻，使赋税负担相应合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其次，不论主户、客户、行商、坐贾均须按资产多少纳税，扩大了纳税的对象，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最后是将租庸调及各种名目的杂税归为两税，确定了统一的税制，并分夏、秋定时缴纳，从而使“赋有常规，人知定例，贪冒之吏，莫得生奸” 。3对暂时遏止贪官酷吏横征暴敛，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具有一定作用。第四次重大变革是唐中后期的“两税法变革为明代的“一条鞭法”
6、。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一方面，大量土地迅速向地主手中集中，国家课田面积剧减；另一方面，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明初的赋税制度已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一条鞭法应运而生，其内容主要为：（1）赋役合一。各类田赋、徭役、杂税悉并为一条征收，化繁为简。 （2 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征收户丁银（3） “一概征银” ，无论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雇人征收。这次改革完成赋役合一，标志中国沿袭两千余年的丁、产并行的赋税制度，正向以物田为课税对象的租税制度转化。3 通典卷 7.食货典丁中4自此，劳役制消失，同时，它也是我国税收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重大改革，对明代后期，特别是东南
7、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外，赋税货币化使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第五次重大变革是由明代的“一条鞭法”变革为清代的“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是清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实行的一次重大赋税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第二步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这次改革使税负与财产和负担能力挂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同时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更加削弱了。从中
8、国古代历史上赋税制度的五次重大的变革中，探究其发展规律，比较其成败得失，不难发现以下几点：1、综观从夏商到清代的赋税制度及其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历代的赋税制度是不断进步的。每一次重大的赋税制度的变革都是对之前的赋税制度的修正，使之趋于合理，行之简便。2、中国农村赋税制度变革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中唐以前是从度地而税向度人而税发展，这是赋税向有利于地主阶级方向的演变，它符合了这一时期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需5要；中唐以后是从度人而税到度地而税，使赋税负担向土地沉淀，这是在地主阶级土地租佃制的优势已完全确立，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封建国家政权企图减轻农民阶级负担以缓和阶
9、级矛盾的努力。3、随着王朝周期性始末兴亡的变化，赋税制度必然相应地一次又一次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转向诛求无度，直到最后因“民力殚残”而重蹈王朝崩解的覆辙。4、中国历代的赋役制度改革，总是将旧的苛捐杂税归并统一征收，以图减少加派之弊，但是改税后随着统治者贪欲的增长，又会生出新的名目以加派赋役，非法加征的税额和税目不断合法化，成为赋役制度沿革发展的基本趋势。学者秦晖先生曾据此而称之为“黄宗羲定律” ，即每改革一次，农民的负担就反弹一次，加重一次。二、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几点思考自古以来，税费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农村的税费制度进行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胆变革。新
10、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度阶级而税的累进税制度，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剥削制度的否定，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目标，制定了合作社和单干户分别征税的政策。人民公社建立后，农村税费又实行由集体负担，集体实行收益分配的间接税形式。它们都在一定的时期内适应了国家的社会政策目标。但是随着社会主6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总体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负担问题也越来越重，在一些地方更是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以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长期稳定，成为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然
11、选择。从目前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突出的特点是农民的负担得到减轻，很多地方减负都在 30%以上。同时国家规定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取消农业特产税等，这标志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可否认，现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仍然未能彻底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路径依赖性。突出表现在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农民负担的反弹性仍然存在，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发生反弹现象。如何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对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笔者提几点思考意见和看法。1、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各种面向农民的收费和摊派，代之以城乡一
12、体的税制，取消“剪刀差” ，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2、从政体上改变，把“城乡分治”改为“城乡同治”政府应该给城乡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比如道路、农村义务教育等。取消农民无偿对政府公共产品的投入机制，严格划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73、县乡机构和人员膨胀，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是农民负担难以真正减轻的组织原因。因此，取消县乡管理农民的各类机构和人员，建立廉洁高效、精干县乡村治理机构，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4、取消平摊税费的方式，注意农民分化的现象，解决农民各阶层负担畸轻畸重的问题是当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重点。5、取消人治管理办法，加强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依法征税。6、取消农民
13、义务教育支出，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也可以采取由中央、省、市共同负担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的办法，从而取消农民负担义务教育的支出。7、发展农村经济，从制度上保证农村小康建设。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税负率才会降低。这是根本。当然，由于中国农业缺乏竞争力、农村发展迟滞和农民大量剩余所造成的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复杂性，使得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信通过十余年的努力，农村税费改革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为促进农村小康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更大的作用。参考文献： 1、马振海 农村土地经营问题与租税问题探讨兼评当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试点中的“费改税”问题 2、张新光 三位一体
14、的农村改革观纲要 3、王毅 中国古代皇权社会赋税制度三定律84、傅光明 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与农村税费改革9尊敬的各位领导，企业家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公司成立于 2002 年，前身是*公司，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研发中心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我们主要生产化学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主要产品为第四代头孢中间体 GCLE,我们是该产品全球三大供应商之一，另外我们为国际知名医药企业定制创新药的高级中间体，批量小但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公司自成立以来一贯秉承“技术+管理”双轮驱动的理念，以技术促发展，向管理要效益， 实现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特别是近 5 年来，年复合增长率达 20
15、%，2015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5,649万元，净利润 6,100 多万元，各类纳税 4000 多万元，创出了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根据目前的订单，预计 16 年继续有 15-20%的增长。 技术和管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构成的两大抓手。对于老产品我们不断进行技术优化，增加经济效益。 接下来对于 GCLE 项目再次升级，正在考虑引入国际先进技术，对生产线进行全自动化改造，该项技改如能实现，将大大降低产品的成本和污染物排放，使老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同时公司也做好新产品储备，应用于国际知名药企的糖尿病和丙肝新药中间体已进入了试生产阶段，类似于这样的新产品储备还有 60 个，他们将成
16、为企业的效益增长点和爆发力。 10公司技术的进步完全得益于对于研发工作长期的重视和投入。公司拥有一个 80 名技术人员的研发中心，凝聚了一批从浙江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名校相关专业毕业的优秀人才，每年的研发投入达 1500 万元左右，购买了先进的研发设备，同时我们还积极加强对外合作，引进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人才，提升自身的技术储备和研发能力。我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 7 项，并将多项工艺技术应用于生产。 重视技术研发工作的同时，我公司也高度注重企业内部管理工作的提升，向管理要效益。 对于我们这样的精细化工企业，安全和环保是首要工作，公司采取了定期和不定期的培训、消防模拟演练、加强设备检修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增加环保设施等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员工的安全、环保意识和劳动防护水平，把安全和环保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生产环节中，公司注重对员工操作能力的提升，定期举办操作培训，并引进了一批具有大专文化的新一代操作工，显著提高了员工的生产操作能力，同时，还引入了对工作班组定量考核的方法，将产品收率和班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