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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实建构主义理论评述现实建构主义理论评述* 董青岭 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 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两个针锋相对、 难以调和的理论阵营。一方面，现实主义常常指责建构主义天生固有自由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主义倾向；另一方面， 建构主义也常常断言现实主义所秉持的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与主体间认识论和方法论格格不入。但是随着两大理论流派学理论争的深入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在逻辑上并非相互对立、毫无对话可言，鉴于种种学理依据，二者之间的对话与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这一背景下，一项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或搭桥计划（bridge-building program）逐渐在近年来
2、的理论探讨中展现出来。这种搭桥计划不仅产生了可以称之为“现实建构主义” （Realist Constructivism）或“建构现实主义”(Constructivist Realism)的学理空间，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弥补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在具体经验问题上的解释力的不足，从而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当前的“三方论战”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走向“四角论争”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自由建构主义、现实建构主义） ，并最终有可能沟通国际关系主流学派与批判和后现代学派之间的鸿沟。 那么，什么是现实建构主义（或建构现实主义）？它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系谱中身居* 感谢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林民旺博
3、士、 外交评论编辑部吴文成编辑、 国际政治科学编辑 部陈琪老师、刘丰博士以及外交学院的老师同学们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批评、鼓励和无私的帮助。 有关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对立的批判总结，可参见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5, 2003, pp. 325-342。 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述可参考：Michael Winnerstig, “Shared Values or Power Politics?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1
4、981-94,” Stockholm, Swed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Andreas Gofas, “Structure, Agency and Inter-subjectivity: Re-capturing the EMU Policy Process in a Constructivist Realist Framework,”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nd workshop of the European Political-economy Infrastructure Consortium
5、, May 2002；Henry Nau, At Hom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trick T.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Constructivist Realism or Realist-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37-341; Jennifer Serling-Fo
6、lker, “Realist-Constructivism and Mora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41-343; Janice B. Mattern, “Power in Realist-Constructivism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43-346; Richard N. Lebow, “Constructive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7、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46-348;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48-352; Jeffrey Checkel, “Social Constructivisms in Global and European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8、, Vol. 30, No. 1, 2004, pp. 229-244; Ilan Peleg, “The Zionist Right and Constructivist Realism: Ideological Persistence and Tactical Readjustment,” Israel Studies, Vol. 10, No. 3, 2005, pp. 127-153。 巴尔金（J. Samuel Barkin）和内克松（Daniel Nexon）均主张，这种现实主义元素和建构主义元素 相融合后产生的理论新流派或新变种可以称之为“现实建构主义” ，也可以称之为“建构现实
9、主义” ，二者 本质上系同一所指。本文倾向于用“现实建构主义”作统一指称。 1何处？又具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呢？围绕上述问题， 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评述：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从对抗到对话再到融合的学术发展历程， 意在说明现实建构主义的产生背景； 第二部分依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 初步梳理了现实建构主义的多元建桥计划及其基本理论轮廓； 第三部分概述了目前现实建构主义的经验研究成果及其理论应用空间；文章最后简短评论了现实建构主义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一、从对抗到融合：现实建构主义的产生背景一、从对抗到融合：现实建构主义的产生背景 作为一种搭桥理论， 现实建构主义的产生既源于 20
10、世纪 90 年代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发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挑战， 也源于现实主义针对自身解释力不足所进行的自我反思与修正，但更深层的根源则在于，由于国际社会的不断扩展、国际规范作用的不断增强，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研究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方法受到了社会学方法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也就是说， 在一个越来越规则化或越来越规范化的国际社会里， 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强大国家的行动都不可能仅仅只依据后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sm） ，而漠视或忽视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的制约与影响，权力与认同、物质与观念、结构与施动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
11、的相互关联、相互构成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建构主义主要是作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直接挑战者和批判者而出现的。建构主义指出，主流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形式模型方法基本上都是静态理论， 都无法对体系进程做出强有力的解释和说明， 因为它们普遍倾向于将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看作是客观物质现实的反映而非主体间的社会建构， 同时各个行为体也总是被设定为在一定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下努力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 因而观念、 身份和话语在解释国际政治行为中或者无足轻重、 或者根本就不起作用。然而， 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 阿德
12、勒 （Emanuel Alder） 以及巴尼特 （Michael Barnett） 后果性逻辑主要是行为体的行动选择与个体的理性预期相关， 即行为体一般将自身和互动中他者的 利益、目的和偏好看作是给定的，然后在此基础上询问“我如何得到我想要的” ，进而进行手段-目的理性 算计，从而设计出效用最大化战略，即行为体总是利用机会和权力来实现预先给定的目的和利益。而适当 性逻辑而是指行为总是基于规则的，行为体在做出行为之前总是先要询问“现在身处何种社会情境之中” ， 即个体行为遵循与特定情境之特定认同相联系的规则，通过评估现有认同、选择困境与自我、情境更宽泛 概念之间的相似性来探讨个体行为的机会。根据
13、适当性逻辑，行为涉及激活认同或角色，使该认同或角色 的义务与特定情境相适应。 有关两种逻辑的阐述可参见：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on,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943-969；也可参 见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14、 Organization, Winter 2000, pp. 1-39。 2等人的经验研究却证明，即使在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地带安全研究领域，观念、身份和话语都是极为重要的解释变量， 它们不仅对互动的行为体如何理解彼此间的真实权力关系以及如何运用权力起作用，而且对行为体自身及其利益的认知都有重要的构成性影响。基于此，建构主义断定，现实主义所固守的物质主义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与其所提倡的理念主义本体论和主体间认识论是不相容的。 同时，有很多现实主义者也认为，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形态，而且这种理论对立的实质是，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现实主义与自由/理想主义对立与论争的延续”
15、。首先，现实主义指出，建构主义具有显而易见的自由/理想主义政治世界观，它相信通过改变行为体的观念和身份进而可以改变行为体的利益认知， 通过观念和身份的良性分配以及国际规范的社会化效应， 国际权力斗争尽管不可以完全消除， 但至少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乃至根本改善。这使得现实主义认为，当前的主流建构主义所秉持的自由/理想主义人类进步信念，是与其所坚守的政治悲观情节与道德怀疑精神相左的。其次，还有许多强现实主义者，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 ，认为观念、规范、认同和话语这些都是边缘性解释变量， 对政治行为的整体解释效果而言充其量只能起到补充说明作用， 因为相对于物质性解释
16、变量 （主要是指军事力量的对比） ， 观念、 规范、 认同和话语不仅是软的 （soft） ，而且是模糊、不可衡量的。当然，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形下这些解释变量会相对重要，但这仅仅或者是因为所解释的问题不是重要的战略问题， 或者是因为这些用作解释变量的 “规范与观念”符合体系中最强大行为体的利益与需要。概言之，现实主义认为，主流建构主义是传统自由/理想主义世界观的社会学变种，是冷战后新形势所催生的“新康德主义”或“新威尔逊理想主义”而已。 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潮流促成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由对抗状态逐步转向对话与融合。 其一，长期陷入危机状态的现实主义开始进入一个全面的“反思时刻” （reflexive moment） 。在这里，所谓“现实主义的危机”主要不是指自卡尔（E. H. Carr）和摩根索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