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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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作者：崔之元转贴自：工人之歌年月日， 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 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 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今天，四 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 “ 鞍钢宪法 ” 的内容是 “ 两参一改三结合 ” ：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程技术人员、 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 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三十六年过去了。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 鞍钢宪法 ” 也经历了 “ 墙里开花墙 外香” 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 鞍钢 宪法” 的精神实质是 “ 后福特主义

2、 ” （），即对福特式 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 两参一改三结合 ” ，用 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 就是“ 团队合作 ” （）。日本的所谓 “ 丰 田生产方式 ” ，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 团队合作 ” ，每人不固守僵化的 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 “ 无库存生产方式 ” 中出现的问题。瑞典的 汽车公司，为了发挥 “ 团队合作 ” 的效率优势， 于年开始， 将“ 装配线 ”（ ）改造为 “ 装配岛 ” （ ）， 使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至人一组， 灵活协作，组装整车。美国也不甘落后， 年月日国会开始辩论“ 团 队合作法案 ” 。因根据年

3、通过的劳工法（）， “ 团 队合作 ” 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必须对劳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 “ 团队合作 ” 的效率潜力。在这股 “ 后福特主义 ” 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 鞍钢宪法 ” ，以其最早并鲜 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 教授罗伯特 托马斯（）明确指出，“ 毛主义 ” 是“ 全 面质量 ” 和“ 团队合作 ” 理论的精髓， 即充分发扬 “ 经济民主 ” 两参一改三结合 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遗憾的是，在 “ 鞍钢宪法 ” 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这其中的原因 是复杂的，但一条明显的原因是“ 大跃进 ” 和“*

4、 ”中出现的混乱使 “ 鞍钢宪法 ” 在 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 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 掉” 。在“ 改革、开放 ” 的今日，在世界性的 “ 后福特主义 ” 潮流中， “ 鞍钢宪法 ” 能否 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当然，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评我和 甘阳的文章中 （载读书年第期） ，汪丁丁明确指出， “ 必须先搞 ,福 特主义 ” 生产” ，才能谈得上搞 “ 后福特主义 ” 。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用他原话 来说： “ 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 分工” ；依他看来，社会分

5、工带来工业生产的“ 规模经济 ” ，也就是福特主义；而 只有到 “ 电讯技术发达 ” 之时，今日中国工人的 “ 第五代子孙 ” 才“ 可以在高尔夫球场 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 ，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 “ 后福特主义 ”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论证完全系于分工理论。而他所依据的分工理论， 则是亚当 斯密首先在其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们能 够论证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我们认为，亚当 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 社会分工 ” 化简到 “ 技术分工 ” 。换言之，他没有 将“ 社会分工 ” 与“ 技术分工

6、 ”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 话便是： “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 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但是，他没 有说明这里的 “ 分工” 指的是 “ 技术分工 ” 还是“ 社会分工 ” 。所谓 “ 技术分工 ” ，指的 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所谓“ 社会分工 ” ，指的则是工人被 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 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 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无疑，“ 技术分工 ” 通过对生产过 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但是， “ 技术分工 ”

7、 与“ 社会分工 ” 之间并无 “ 一 一对应 ” 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装配汽车，既可以有“ 装配线 ” ，也可以有 “ 装配岛 ” ，而这 两种形式下的 “ 社会分工 ” 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 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 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 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 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 技术分工 ” 和“ 社会分工 ” 。实际上，他将 “ 社会分工 ” 化 约为“ 技术分工 ” 。在他著名的 “ 扣针工厂 ” 的例子中， 斯密谈到 “ 十八种操

8、作， 分由 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 ” ，“ 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 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 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 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这样一来， 产量固然可以增加， 但由于工人 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 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 参加“ 全面质量管理 ” 。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 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 质 量难以定义 ” 为由而一笔带过： “ 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质量的 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

9、经济中“ 质量” 远比数量重要。发源于日本“ 丰田” 汽 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 打破了斯密式的 “ 技术分工 ” 与“ 社会分工 ” 的一一对应关系。 “ 丰田生产方式 ” 的重大创新在于 “ 即时或无库存生产 ” （ ，）。 “ 无库存 ” 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 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 的情况下， 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 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 质量，积极互相 “ 团队协作 ” ，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 无库存生产 ”

10、 和 “ 全面质量管理 ” ， 斯密的分工理论 “ 技术分工 ” 与“ 社会分工 ” 的一一对应性 已被中国实践所突破。 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周小庄的实地调查，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 物资部门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分钟内，生产物资 必须送到现场。宝钢还建立了“ 大工种 ” 和“ 区域工 ” 。所谓 “ 大工种 ” ，就是除掌握 本工种外， 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 钳工 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 同时电工、 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一般的焊接活。所谓 “ 区域工 ” ，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 团队合作 ” 。 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

11、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 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一是培养本班组成员获得“ 作业长资格 ” ，任何工人均可通 过考试而成为 “ 潜在作业长 ” 。宝钢的这些 “ 社会分工 ” 实践，与斯密的工人 “ 终生局 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 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 庭的。从宝钢的实践来看， 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以 “ 无库存生产 ” 、“ 全面质量管理 ” 、 “ 工人自主参与 ” 和“ 团队合作 ” 为特征的 “ 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 ” 。这里的 “ 福特主 义” ，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虽然斯密在世纪末就写了国 富论（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世纪

12、后期（年左右） 才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 之所以如此， 恰恰是因为熟练工匠力图保证自主 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 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进行了顽强抵制。英国史学 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 不得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 （），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了解是他们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 但是，年以后， 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实 现提供了两大条件：非熟练工人缺乏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 社 会分工 ” 化约为 “ 技术分工 ” 的努力；移民生活的艰辛， 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 （ ）较少注重产品质量，而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大众产品。这两个条件， 与

13、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 “ 可互换零件 ” （ ）系统相结合， 终于使美国成为率先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 ）的国家（），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 利福特年建立的“ 模型 ”“福特生产方式 ” 。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 制造厂内， 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 共有多种语言， 根本谈不上沟通与协 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 一颗螺丝钉 ” ，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 排，正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 大批量生产 ” 本身并无不好， 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下， 它的确能实现 “ 规 模经济 ” ， 降低单位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 “ 大批量生产 ” 是一种僵化的 “

14、大 批量生产 ” ，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福特生产方式便陷入“ 尾大 不掉” 的危机。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就是通过生产四 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一种型号（“ 模型 ” ）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寻味的，福 特年接受为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由于产品的要求很特殊， 福 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结果整个项目从失败而告终 （）。这是 “ 福特生产方式 ” 的第一次严重挫折。 “ 福特生产方式 ” 这种对需求 多样化和需求不稳定的不灵敏反应，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二大弊病。我们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区分“ 社会分工 ” 和“ 技术分

15、工 ” 。现 在，我们又触及它的第二大弊病： 缺乏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斯密指出， 如果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必然造成浪费，影响效率（）。但他这一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出现波动， 制造铁锤的 “ 规 模经济 ” 本身便成了浪费；如果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 范围经济 ” （ ）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只有 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发挥“ 规模经济 ” 的效率；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 术和工人技能的 “ 灵活性 ” （）为核心的“ 后福特主义 ” 生 产方式便大显身手了。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是导向需求的不稳定性。阿罗（）等人已证 明， “ 规模经济 ” 是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不相容的 （）。 “ 福特生产方式 ” 既然以 “ 规 模经济 ” 为核心，则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 稳定需求 ” 。年代开始 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就是企业通过“ 前后向关联 ” （ ） ，来稳 定供货和销售渠道的努力。 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 “ 需求管理 ” 和旨在控制汇率波动 的“ 布雷顿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