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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暴发的种族原因初探暴发的种族原因初探 摘要摘要 史学界对“安史之乱”的历史坐标已有定位，认为它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而且是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转折，有关“安史之乱”暴发的原因，以往论述颇多，有昏君奸臣说，有外重内轻说，也有军事政治说。而陈寅恪先生却认为安禄山叛乱之关键在河朔的胡化与将领之种族。所以本文拟将从种族方面来对“安史之乱”的暴发展开初步探索。 关键词关键词 安史之乱；种族；原因史学界对“安史之乱”的历史坐标已有定位，认为它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而且更是“中国社会中的一次重大转折”1，有关“安史之乱”暴发的原因，以往论述颇多，有昏君奸臣说，有外重内轻说，也有军
2、事政治说。而陈寅恪先生却认为安禄山叛乱之关键在河朔的胡化与将领之种族2，所以本文拟将从种族方面来对“安史之乱”的暴发展开初步探索。我们都知道，唐朝是在魏晋南北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唐帝国的建立可以说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正如韩国学者朴汉济在他的论文里所指出的那样，唐帝国形成的最大因素“可在其前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去寻找，也就是说隋唐世界帝国的成立也有南朝及北朝的功劳。 ”3事实上，当时社会发展的过程的确存在这样的逻辑联系，魏晋南北朝民族互动导致的民族融合与民族之间的竞争是唐朝建立的基础。陈寅恪先生在论述隋唐制度的渊源是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
3、）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 （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 ”4，这三源既包括了中原汉魏的传统制度，也采纳了北方胡系民族的文化因子。当就唐朝统治集团的来源来说，他们主要来自所谓的关陇集团，此集团由西魏的宇文泰所创，他为与东魏北齐抗衡依靠关中陇右地区的军事贵族制定以该地区为旨归，结合胡汉双重体制的政策，即“关中本位政策” 。 “关陇”乃唐室政权之基础，为一胡汉杂糅之集团5，唐朝统治阶级既源于此地区集团，又受“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又说：“若以女系
4、母族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族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等阐述。”6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 “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垂启，扩大恢张，盖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7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唐帝国，自然是南北民族大融合的必然结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各割据政权相互攻伐混战，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流移，大规模的民族流移构成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趋势。大规模的民族流移既导致了中原传统的极大破坏，又导致了各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唐建立之前夕，各地群雄纷起，都欲借突厥力量而
5、谋取天下，朔方梁师都马邑刘武周武威李轨及窦建德等，他们为与唐抗衡纷纷依靠突厥。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初，也曾向突厥称臣，并向突厥求助，获得突厥兵马的支持。随着唐朝实力的强大，特别是欲取代隋而自立，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突厥发生了利益冲突，突厥不愿看到中原王朝的从新强大，他们力图割裂中原，从中控制，如同当初北齐和北周那样。于是突厥由支持唐朝转而变为直接与唐朝的对立。所以自唐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就不断派兵南下，侵扰唐的边境，甚至进兵长安。所以，唐朝自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各民族的关系。大唐武德九年（626 年）元月，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取得权力。十月厥颉利可汗自率十万大军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东南） ，长安
6、戒严，唐太宗亲率六骑与突厥颉利可汗会盟与渭水便桥，颉利可汗杀白马与太宗盟于便桥之上，这就是称著于世的“渭水之盟”8。暂时减缓了突厥的威胁。贞观四年（630） ，唐趁厥内部矛盾激化，属部分立，天灾人祸之际，出兵在白道川等地重创突厥主力，俘虏颉利可汗，厥汗国至此灭亡，约十万人降唐。唐朝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安置这些突厥降人的问题，这在群臣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中书令温彦博深谋远虑，认为不该在其破灭之际， “不加哀怜而弃之” ，应“不革其俗， ”安置在河南为宜。这样作“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9。太宗基本上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将他们安置在西起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东至幽州（治蓟县，今北
7、京城南）的沿长城地段，之所以选择这个方案，是因为这个方案既可以保持突厥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又可以消除他们返回旧地从新崛起的企图。具体方式就是采取所谓的羁縻府州，这种体制的基本内容是指外族附唐部落受到唐廷的册封而形成的府州体制，以原来的部族酋长和首领充任府州的都督刺使，他们有觐见皇帝，贡献版籍的义务，但实际事务仍归自己掌握。它们与内地的普通州县构成了唐朝控制本土腹地和基本行政格式。羁縻府州是在太宗征服厥和漠北铁勒诸部归降的形势下设置的，太宗因此被胡人称为“天可汗” 。羁縻府州体现的是唐廷对诸族的安抚和控制，表现为唐廷的抚慰政策，但这是以唐廷的实力强盛为基础的。唐廷之所以如此还存在另一方面的考虑，即
8、它要在西域地区对抗西突厥和其他势力，北部形势一旦稳定，唐朝就要调动军队西进，唐廷不希望北部地区出现不稳定的形势。因此，善待降部便是诸策中的最佳选择。如上所述，羁縻府州的出现和维持是以唐廷的实力强大为基础的。这个基础一旦削弱，羁縻府州的作用将大为减弱或不复存在。随着周边民族势力的强大，唐帝国的优势日益受到挑战和威胁，特别是吐蕃的强大。唐长孺先生指出，仪凤以前，唐朝国力强盛而周边诸族的势力相对衰弱，唐处于优势地位，因而对外采取的是攻势战略，在这以后，吐蕃打破的唐的优势，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唐的攻势战略受到挑战，逐渐转为守势。伴随着这一形势的变化，周边的其他民族势力也在逐步崛起。北部突厥不断
9、南进，并带动东北的契丹和奚人骚扰唐朝东北边地。西域地区的西突厥余部、突骑施和其他势力亦参与其中，唐朝受到多方面挑战，加上朝廷内部武则天上台引发的朝政之争和危机，使得唐朝受到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唐朝被迫将攻势战略转变为守势战略。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周边相继设立的十个节度防御体制，正是这种战略转变的体现。 通鉴卷二一五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正月条记：“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略）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仿制突骑施、坚昆（略）兵二万人。河西节度断吐蕃、突厥（略）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略）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略）兵五万五千
10、。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略）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略）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略）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略）兵三万九百人。岭南五府经略绥静夷、獠（略）兵万五千四百人。 （略）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 ”从以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十节度使的设置，完全是为了防御边地各族势力而采取的防御措施，旨在保卫以长安、洛阳为核心的本部地区。这与唐朝建立初年太宗向周边拓展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比。节度使本身是军事制度，反映了唐朝军事格局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是唐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的产物。正是由于周边民族势力的崛起，特别是吐蕃、突厥的频繁进攻，才迫使唐廷加强防御。安史
11、之乱是唐朝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线，这已为人所熟知。但就安史之乱本身而论，它正是唐王朝与周边民族势力对比出现变化的结果。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的首领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所谓“杂胡”或“杂种胡”是一种泛称，是指混合血统的胡族。根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安禄山及其军事集团的主要将领都出身于昭武九姓的粟特人，昭武九姓最初居住在西域，他们除了经营农业、蓄牧业之外，还善于经商10。昭武九姓是中亚的羯胡，当初突厥败亡之后，随其降服的势力甚多，其中大部分被安置在灵州至幽州一线。突厥势力中掺杂着昭武九姓，这早已为人所熟知，突厥兴起之后在南下进攻中原的同时，也向西域腹地进军，并征服了河中，其地的昭武九姓人
12、自此以后受突厥影响而逐步突厥化了，他们与突厥关系密切，这在汉文史籍和出土的文物里有不等的反映。1981 年在洛阳出土的安菩墓志铭，内容有这样的记载：“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 ”11安菩是昭武九姓之中安国的首领，他率领自己的部落归属唐朝，据研究，时间正是厥败亡之际，而他们随突厥的南下应该说是在顺理成章的事情。突厥复兴之后，骨笃禄、默啜的势力迅速扩展到东北地区，降服了契丹、奚人等势力。芮传明先生研究突厥碑铭总结说：“阙碑、毗碑、暾碑所言东征一事，发生在默啜可汗在位期间，突厥于 696、697 年对契丹的奔袭和征服，乃是东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3、突厥人在东征中接近或抵达的大洋系指今辽东湾， 绿河则是指西拉木伦河” 。12他在古突厥碑铭研究一书中对突厥复兴后向东、西部扩展进行了仔细研究，可以看出突厥渗入东北地区的情形。这与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相应证，说明安禄山所在的地区的确居住着相当数量的胡系民族。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崛起，正是这些势力（也包括胡化汉人）的支持和帮助。安禄山、史思明本身的任务和使命就是防御周边民族的，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个条件暗中积蓄力量，招收大量的胡族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进而发动叛乱向唐廷进攻，几乎倾覆中央王朝。安使之乱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属于军事叛乱，但隐藏在背后的却是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节度使体制所防御的对象就是
14、周边正在崛起的民族，节度使的设置就体现了唐王朝与周边民族力量的对比、势力格局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又恰好被胡系将领安禄山所利用，从而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之所以有力量率领众多的属下与朝廷对抗，是与营州地区的胡族支持有相当关系的。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以前的羁縻府州没有发生叛乱而现在的节度使倒发生了叛乱可呢？按理说羁縻府州时期，由各族首领、酋长担任各羁縻府州的都护、刺史，自己管理内部事务，应该叛乱的机会更大些。节度使多少是由朝廷任命的朝廷命官，就与中央的关系来说应该比羁縻府州更进一步密切，中央对之的控制应该较之以前更要加强。缘何在控制松时没有发生叛乱反而控制紧时却发生了叛乱？问题
15、的关键还在于节度使的设立，我们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节度使的设置是唐王朝与周边民族力量对比的变化，唐王朝由攻势战略转变为守势战略的产物。尽管这中变化并不符合唐王朝的主观意愿，但唐王朝还是不得不适应形势而改变策略。节度使之代替原来的都护府、羁縻府州就是因为周边势力（如吐蕃的崛起、厥的复兴）向唐王朝州县发动进攻打破了唐王朝的战略，使唐王朝逐渐地陷于被动防御的结果。节度使就是满足这种防御政策的。它的目的就在防御周边民族势力。假如唐王朝与周边民族力量的对比不发生变化，那节度使也许就不会设置，那安史之乱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但历史是不容许假设的，正是民族问题破坏了唐帝国的战略体制。那么是不是民族问题导致唐朝整体实
16、力的耗损呢？答案是肯定的。玄宗之所以会用安禄山等寒族胡人为番将、为节度使，并不是因为李林甫为固权而出的注意所致。实是玄宗吸收太宗任用胡族部落酋长为都护而导致厥复兴，为中国大患的经验教训。玄宗用安禄山等非部落酋长的寒族胡人为节度使，是虑其不能领导叛乱的。正如李林甫所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番人，番人善战有勇，寒人无党源。 ” （旧唐书李林甫传 ）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太宗所任之番将为部落酋长，而玄宗所任之番将乃寒族胡人太宗既任部落之酋长为将帅，则此部落之酋长必率领其部下之胡人，同为太宗效力，功业成后，则此酋长及其部落亦造成一种特殊势力，如唐代中世以后藩镇之比。至若厥败亡后而又复兴，至默啜遂吞并东西突厥之领土，而建立一大国，为中国大患。历数十年，至玄宗之初期，以失政内乱，遂自崩溃。此贞观以来任用胡族部落酋长为首领之覆辙，玄宗以此为殷鉴者也。职此之故，玄宗之重用安禄山，其主因实以其为杂种贱胡。哥舒翰则其先世虽为突厥部落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