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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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郑易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关键词：关键词：环境保护；绿色 GDP；阶段化几天前，我看到世界观察研究所最新的年度报告，当时有位外国记者抢先发了消息，中国发展及其环境真的成了世界关注的问题，我不妨念几句这是几天前公布的年度报告中一个最重点的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他说中国和印度快速崛起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可怕的威胁，也是最大的机会。是世界的威胁，也是世界的机会。要么世界走向环境、生态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要么世界走向有效率的技术和更好的保护资源环境之路。他说仅仅中国和印度一共 25 亿人口，只要对能源、食品和原材料

2、的需求提高那么一小部分，就已经产生了世界范围的连锁反应。而历史的情况是，欧洲特别是美国这么高的一个消费水平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没有给刚刚发动的亚洲的发展留下多少空间。当然这个次序合理不合理是另一个问题。现在每个美国人消费了相当于每个中国人 3 倍的粮食，相当印度人 5 倍的粮食。美国人均排放的二氧化碳是中国的 6 倍，是印度的 20 倍。中国和印度在消费资源和产生污染上，达到美国现在人均的水平的话，那么光是中印这两个国家就需要两个地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2005 年就使用了世界上 26%的钢，32%的大米，47%的水泥。虽然中国人均的消费水平还很低，但是人口多，中印和美

3、国、欧洲这四个单位一起成为生态影响超级大国。所以他非常寄希望于中国和印度出现英明的领导人，认识到资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在 21 世纪已经是不可能了。以前也经常见到过这种说法，感觉比较复杂。中国多少年是落后的，现在好不容易发展了，又遇到了这么一个巨大的障碍。一些材料说日本森林覆盖率达到 70%，自己保护的好好的，砍别人的林子。我们中国仅一次性筷子，就给日本送了不少木材。可是 1998 年实行天然林保护以后，我们注意保护自己的森林了，这虽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们开始猛砍别人的森林。国外的一些环境组织把中国当作一个最厉害的破坏者，这个形象已经是很成问题了。有些国家本来就怕我们崛起，这是一个不可回避

4、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没有发展，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发展，这种两难的思维，从开始搞环境研究一直伴随着我，都没有完全解决。首先是环境生态，一旦我们搞这个研究就发现，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弱势群体，因为环境在我们国家还不受重视。进步很大但还是不受重视。其中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就是环境的价值没有被体现出来。所以这些年我们开始做的工作就是计算环境到底值多少钱。比如说，我们做过多少次中国环境污染的计算，它带来了多少人过早的死亡，带来的多少伴生疾病，带来对粮食、建筑物的损害，这些能折多少钱。折来折去，大体上也折不过 GDP 的 5%-6%，说明环境跟经济不是没有关系的。另外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位环保局的领导人说，

5、当年我们国家第一个国策是人口，第二个国策就是保护环境。这是 1984 年左右出现的。是几个研究人员估算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是400 亿人民币，当时国务院负责人听到 400 亿，很是震惊，这就大大促进了环境保护成为第二个国策。然而现在绿色核算，绿色 GDP，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在加紧的进行。就是在我们的 GDP 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成就中，刨除那些由于损害环境造成的投入。生活中可能有体验，有些活动，它折腾的越多，对环境影响就越坏，可 GDP 还跟着上。其实这个问题在别的国家早就有过说法，美国的杂志上就有过一篇报道，专门说这个问题。洛杉矶这个城市，每年由于交通问题导致的多耗油达 8 亿美元。文章作者曾

6、经尖刻地说，是不是这 8 亿美元要打入 GDP，是不是要感谢这个交通堵塞呢！很多不利于人民健康、损害环境的活动应该计算损失，这就是绿色 GDP，在国家环保局和土地局合作下现在正在进行。但是无论怎么计算，如果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变成钱才能证明它的重要性，完全陷进这么一个方向，那就有它的片面性，有时会适得其反。当一个环境影响了我们身体的时候，能计算出来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损伤是非常厉害的，有些是长期的。它有几个档次，第一个是你觉得不舒服，实际上是你的生命已经受影响了，但是它没表现出病态。第二是亚健康状态。第三是你病了，不舒服，你说不出来。再就是你到医院去，花钱住院被确诊。大量真正的损失我们没有算出

7、来，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技术问题。所以一方面一定要把环境带来的损失货币化，量化。另一方面最根本的是人们的生命，不是靠量化出来的。美国有一个大学在做生态环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得出来的结论是 33 万亿美元，比当年世界的 GDP 总量还要多。在对环境价值计算的辩论中，有些生态学家和医学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使算不出来，环境价值也存在。像温室气体、大气层的健康，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健康的支柱体系，这不是完全能靠钱算出来的。中国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上有三个阶段：早期从 1970 年代或是 1980 年代。1972 年我们第一次参加世界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当时有人问什么叫环境问题，有人说只有资本主义才

8、出现环境问题。当时周总理力排众议，说我们得看看世界发展到什么样了，于是派了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到那才知道他们说的环境是什么。他们把很多毛主席语录夹进了这个会议的正式文件，比如“我们需要热烈而镇定的情绪”、“人类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悲观的论点不对”，等等，这是第一个阶段，我认为是两张皮阶段，是搞科学的人最先知道这个问题。到了第二个阶段，1990 年代初，我们已经提出了转换增长方式，提出来科学发展观，走科学发展道路，实际是十几年前已经上了文件的，十年前已经提出转换生产方式。按照温总理的讲话，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基本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现在是第三个阶段，就是科学发展观阶段，是

9、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等等认识的更加深入。直到现在科学发展观都很缺乏实践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还停留在政策上、理论上。原因有世界对中国的压力，不仅老百姓深受其苦，压力也如此巨大，这就需要改变观念。我们研究环境和持续发展，有几个层次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比如现在我们国家的风能、太阳能实际合乎商业的、经济核算的技术还不够，所以它有影响，这是很关键的问题。走技术路线，拿人家剩的东西，永远赶不上人家。第二层次就是政策，比如价格问题不解决，用废料生产的电力成本高但是得不到鼓励，当然还会用一些破坏资源的方法。第三个层面就是制度层面，现在中央和地方在税权和财产权方面混乱，在任务的界定上有很多问题。所以有些扯皮的

10、事就无解，这也是制度方面要调整的。最后我强调，研究环境保护还要有一个观念，在环境和可持续的研究中，要敢于创造，处理一些思维上的悖论。看来矛盾的东西，也只有看来矛盾的东西、两难的东西，倒有可能是创造的来源。我们一方面民族要发展，别人要是影响我们的发展，不想让我们发展，我们不会答应。另一方面资源环境和现在发展的格局已经不允许我们走原来的路了，几乎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那就逼着我们要创造。所以有时候可能这种困境是创造的来源。人类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中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国外有些恶意指责，恨不得中国是最大的污染源，比较好一些的说对我们抱着很大期望。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 既要跟上时代的国际的思想，又

11、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第一，世界新发展的趋势和我们国家的利益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张力，需要有一种比较妥善的思想，既不能用狭隘民族主义排斥新的思想，也不能忽视国际上激烈的竞争问题，这是很大的挑战，需要高难度的动作，高水平的理论，不是很简单的东西，是以后的研究中注意的问题，希望有一种张力。第二，需要发展阶段论的认识。我们国家很多层面的工作人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是有些事不好，它就是坏。把很多不合理的事，甚至把腐败的事都归于发展阶段。发展阶段是个筐，不想干的都往里装。这个思想妨碍着我们创造。发展阶段论，最典型的一个表达就是库兹念兹曲线，是一个思维方法最典型的代表。库兹念兹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发明了

12、一个曲线，这个曲线我们叫它倒“U”型，倒“U”型横坐标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纵轴表示坏事，比如污染的水平、经济收入差别、不公平的程度、人们犯罪的水平、森林破坏的水平。 “U”字倒过来，发展低的时候，坏事必然跟着要上升。到这个顶点，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有钱了，注意环境了，可以买设备了，坏事往下走了。这绝对有道理，但是用起来起的作用八成是坏事。当心这个曲线，因为很多学者一讨论就拿这个曲线说事。首先，这个曲线到底怎么回事，国际上有争论；其次，即使这个曲线弯儿起来了，情况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转下来了，也是人们奋斗的结果，决不是等来的，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别干，只要 GDP 上到一定程度

13、，它就自然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另外跟库兹念兹曲线思维最相关的发展阶段论的说法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问题比较大的，叫作发展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这句话没有错，但问题是如果发展有问题，是不是在现在的发展模式中解决，这是很尖锐的一个问题。爱因斯坦说“你不能拿造成问题的思想方法去解决问题”，其实创造的空间从小事到大事都有。比如进口与汽车方面，人家已经在设计节能的、新一代的、21 世纪的车型，正在商业化的努力中。我们有些地方却进口大量人家快甩掉的东西，本来可以找到一个合适我们国家更新的东西，后发者的优势反耽误了。两个思维方式是阻碍我们环境研究中深入的。第一，我在环境研究中不但要知道应该怎么办，还应该知

14、道国际上怎么说。有时看到国际上一些报纸和一些材料，心里简直特别难受，有些我们挨骂的事是真的，比如砍人家缅甸的树。过去我们砍自己国家树的疯狂劲，跑人家那去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也是运气不好，好不容易该发展了，又到这么多新的困难，这是必须要正视的问题。第二，要在发展阶段，认识阶段的存在性和创造的空间。中国人要不创造就没路，别人不创造还能舒服地活好大一阵，我们不创造大概就没路了。有一次科学院的高层专家讨论，也有个别几个搞经济的。当时出现一个场面，科学家们强调已经不行了，这样下去，我们绝对是死路一条。可以想象，中国的发展沿着这个模式，就像骑着自行车往悬崖走还不知道拐一拐。可是另一方面，搞经济的说我们现在

15、停下来的话，就业问题，社会安定问题都出来了。他的逻辑就是，一捏闸，我们就得摔一跤，这确实是比较微妙的。走这条路就必须要创造，沿着哪个简单思路都走不出去。刚才跟建筑业有关的学者讲的梁思成，我对梁思成非常尊重，因为是搞环境中体会到的。我强调，不要把一些现在存在的不合理的东西当作是必然的，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梁思成 1957 年受到批判，当时批判他的，也有经济观点，按照阶段论，在经济发展阶段，梁思成的建议是为了有文化的人、环境主义者考虑的。实际上，即便是从经济上看，这不是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是短见和远见的问题。我们存在着这样的大量的空间，这就是我们研究的意义。这种损失是太大了。有几个人我是

16、非常尊重的，第一个是马寅初，他 1957 年受到批判，结果十几年以后，中国第一个国策，人口控制策略出现了。梁思成 1957 年受到批判，到永定门复建将近 50 年。梁思成的撰著有这样的话：你们说我保守，说我落后，我们 50 年以后看。后来一看就是 50 年。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是黄万里，水力学家， 1957 年他力排众议，也包括对一些苏联的专家，提出三门峡这么干不行。差不多过了 50 年，2003 年水力部的副部长正式承认三门峡的失误。人们拿现实的借口说我们不必关心环境，你是太脱离实际的时候，这些伟人却是在证明，我们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思维，就永远没有出路。收稿日期收稿日期： 2006 年 1 月 17 日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郑易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可持 续发展的理论与政策；主要研究成果是 1990 年代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估算； 1995、1996、1997、1999 分别为国家环保局、世界银行、UNU、WHO 提供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