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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论阅读材料 100 篇【 2013 年度】（内部资料注意保存）1.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只争朝夕”上个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期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具体落实也成为焦点。从2004 年国务院宣布开始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到2013 年方案正式出台，历时9 年，各种利益博弈充斥其间。代表委员呼吁，“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用了9 年的时间，细化措施不能再用9 年，不能再等了！”（据中国青年报）代表委员的“不能再等9 年”，反映的是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快一点落地的心声。收入分配改革是系统性调整，涉及范围广大， 不可能不采取较为稳妥的推进方略。比如，一次分配应该追求的效率和
2、公平，因为不同行业、 岗位的特性而难以权衡；二次分配的改进，需建立在财税体系改革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三次分配， 则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和可靠的公信力水准。 而且，真刀真枪的改革不可能在静态的理论架构中完成，而只能深入到现有业已固化的格局中推进。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复杂性。这几年时常可闻的有关博弈，就是这种复杂性的外在体现。复杂性决定了收入分配改革的节奏不能是激进式的，但是， 也必须看到， 即使存在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收入分配改革也无法再像过去拖延迟滞。一方面， 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推进，决定着能否找到可靠的经济增长点。在外部环境仍然没有向好、 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收入分配
3、的合理调整，才有可能将庞大的市场潜力激发为消费活力。特别是， 在人口红利已经出现衰减迹象的今天，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度， 还决定着人口红利是得到充分发挥并且延续，还是会加剧衰减速度的问题。收入分配就是人力资源的价格标尺，只有向较为均衡的方向调整，才能刺激出普遍的消费能力，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 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还是不同群体社会权利的分配公平度的重要指标。收入分配，折射着背后的权利实现预期，如果失衡严重，就会加大了人力资源的错配程度。千军万马去当公务员，创新性工作受到冷落，反映的就是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价值选择。这不仅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活力，而且分化了不同人群对未来的预期。从这个角度说， 加
4、快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加快社会的公平性建设，增加社会的稳定因素。近年来，围绕收入分配改革，有“阻力”之说。切实克服“阻力”，表面看需要利益格局中拥有更强的博弈能力者的“让步” ，但更深入看， 需要的是优化 “阻力” 所形成的环境。事实上， 环境层面的优化已在着手进行。“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 政事分开、 政社分开” ，要解决的就是利益与行政的关联关系。二者的关联度越小，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就会越快。只要有深入改革的决心和动作，推进收入改革落地，用不了“9 年”。2. 城市管理，应让主人说话城管更多的应该是不同人群对市容诉求的被动执行者，决定何种市容的权力，应该更多地交到具体的市民手上。一组广州城管
5、暴力执法，罔顾受惊、 哭泣的小孩的图片再度激起公众的愤怒。毫无疑问，即使卖水果的母亲有行为不当之处，但在执法过程中不回避幼小的未成年人既违法也冷血。现在，广州城管回应，当事城管队员已停职处理，但讨论却值得深入。随着经济发展， 对市容要求的升级，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由于城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暴力执法经常见诸报端。一边是强大的行政机构，人多势众，一边是弱小的摊贩，势单力薄，于是，悲苦的画面不但激发了大众的恻隐之心，更激发出强烈的愤恨情绪。不过， 感情虽然慷慨激昂，但往往也遮蔽理智。摊贩都是底层群体，他们不但为城市居民提供便利， 同时也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但另一方面， 他们也导致诸多问题
6、：市容脏乱，堵塞道路，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不一而足。这些问题来自于摊贩行为的经济本质，他们所需的是免费获取蕴含在人流量中的购买力，而不承担其经营行为的“负外部性”。所以，如果没有管制，摊贩对人流量的谋取会变成“公地悲剧” ：地铁通道中摊贩会多到只给行人留下狭小空间；在马路中的兜售降低车速，都是典型例子。所以， 人们忽略了的是：他们觉得摊贩并未妨碍他们生活、反而能提供便利，这正是管制的结果。 当这种管制不复存在之后，人们就会觉得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小区楼里神出鬼没着收废品的，门外随处可见的菜叶和果皮，喧哗的叫卖喇叭。这又会让他们大声疾呼：这个社会怎么了，政府监管哪去了？从更深层次的宏观角度来讲，城
7、管与小贩的冲突根源首先在于：城市秩序、城容是谁的？实际上， 城管只是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而他们工作目标却是城市管理者制定的，这正如有不少城市为了追求所谓国际化大都市，试图禁止在阳台上晾晒衣服等。那么，问题就回到，归根到底，城市是谁的城市？城市的主人想要什么样的城市秩序？以现在城市之大， 功能区之多， 难以整体性回答这个问题。核心商业区不欢迎卖西瓜的，但居民区却非常喜欢；高档别墅区不喜欢修鞋的，但老人居多的小区却希望有个鞋匠长期驻留。所以， 在更大程度上， 城管更多的应该是不同人群对市容诉求的被动执行者，决定何种市容的权力，应该更多地交到具体的市民手上。在社会自治的长期发展中，欧美居民形成了对城市
8、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表达和实行政治选择的权力。 在这个框架下，居民、摊贩可以在一个框架内主张各自的权益。虽然对于目前的中国并不现实。但近年来城市的小区化、社区化却为这个框架提供了一定的可能。居民小区， 小区中的道路， 甚至写字楼的附属区域，其秩序的决定权可交给其相应的产权人或租用人。 有了更具体化的产权所有人形象，出于“这个地方属于别人，是私地而非公地”的观念，商贩更倾向于服从，比如商贩很容易接受门卫不准进入小区的要求。即使对于公共属性强的闹市区、公共商务区、主干道的执法，当背后有了具体市民的诉求，摊贩的道德优势就会减弱。反观现在，则是“市容不损我分毫”与被图片激起的情感之间的较量，孰胜孰败，
9、一目了然。实际上， 如果没有市民的具体投诉，则表明市民对此并无反感。主人不反感， 愿意宽容，那就无伤大雅， 公权无需越俎代庖去认定市容应该如何，进而强制执法，毕竟，市容是市民的。当然，“市容是市民的”，短短六个字， 却有着非常沉重的政治涵义，从这个意义上看，为什么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城管”会恶名远飘海外，就不难解释了。3. 治污先治官，须完善考核和问责3 月 15 日，环保部吴晓青副部长就“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答记者问时，对“市长下河游泳验水”作出回应。他说，现在部分地方水质确实不能游泳。有的是因为治水复杂性，有的是当地官员治污意识不够。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官。环保部将加强检查整治，对严重
10、污染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治污先治官，这样的表态可谓铿锵有力。确实，建设生态文明，让青山、绿水、蓝天不再成为奢侈品，提高官员的环保执行力，唤醒他们的责任感，堪为关键。近年来，中国的环境治理之所以步履蹒跚，艰难前行，令公众不满，也正是因为官员环保责任的长期缺位。那么，治污先治官，怎么治？首先， 这要构建官员环保考核体制。近年来， 不少地方开始将生态环保责任，列入官员政绩考核， 而环保法修订后，也有望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不过，这样的考核怎么考，大有讲究。有的地方对官员实行环保考核，但环保考核分值的比重，却非常低。很明显，这样的考核，难以给官员以强大压力。因此，环保考核分值的比重，需要大
11、幅度提高，甚至可以考虑实行一票否决，毕竟，经济发展再好，基本的生存环境若每况愈下，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怎么能得到公众认可？而且， 环保考核，不能只是地方政府说了算，应该引入民意的反馈机制，让公众为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成绩打分。同时， 应鼓励民间环保组织作为监督的第三方，对各个地方的环保治理进行专业的评估，定期向社会公布。其二， 当完善对官员的环保问责机制。近年来，国内各种污染事故不断，但因此对地方官员问责的力度仍然不够，除非是一些社会影响重大的环境公共事件，如紫金矿业污染事件、龙江镉污染事件、白洋淀死鱼事件，而且即便这些有问责的个案，对官员的处罚力度仍然偏弱。所以， 完善官员环保问责，追责的门槛
12、要降低，不能只限于重大污染事故，不能等到污染事故发生后才启动，应将所有污染问题，以及环境管理中的失职渎职，纳入追责范围，实现环保问责的“日常化”。同时，问责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对于有责任的地方领导官员甚至一把手，同样应严惩不贷。如此，环保问责，才能树立起威慑力。另外，还应看到的是，治污先治官，不仅要针对地方政府，同样适用于国家相关部门。以环保部门为例，其许多职能，如项目审批、环保政策制定、环保标准修订、环境污染信息公开等，对于推动环境治理都至关重要。治污先治官，不能光治“下面”，所有承担环境保护之责的官员，都当被纳入考核和问责的范围。4. “新三好”，不与利益挂钩才真的好武汉市在部分中小学
13、启动实施了新的学生思想品德考核标准试点工作，以好公民、 好学生、好子女的“新三好”取代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的“旧三好”。如今，“新三好”被许多地方学习推广。（3 月 16 日长江日报）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三好”有着局限性，而“新三好”符合时代的要求，也跟上时代的节拍。学生该是一个好学生，更应是一个好公民，一个好子女。不过，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评选“三好生”的目的是什么？显然是为了表扬学生，激励学生， 树立榜样， 如果评选出来的 “新三好” 没有与升学等利益挂钩，那才能达到初衷。否则，极有可能会走偏了。评定一个学生是否是好公民？凭什么？很多时候，可能是由社区说了算。据报道， 一些学校要求学生
14、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而且要求社区盖章，可事实上， 许多学生并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却能够盖章，如此弄虚作假，自然歪曲了社会实践的本义。评“新三好” 需要有两个问题必须厘清，第一， 是否与利益挂钩；第二， 如何辨别真假。如果是没有与利益挂钩，而引入外部监督，通过公平公正的方式评选出来，这样的 “新三好”才是有进步的。如果这两点做不到，即便是教育理念变得先进了，而实际上也名实不符。5. 忠于宪法和法律，趟过改革深水区纵观今年的全国，无论是代表委员，还是普通民众， 都高度关注宪法与法律的权威能否体现，此前舆论甚至寻绎出新任领导人的“法律背景”，以为探寻他们未来施政路径的某种可能。这样的“努力”显然并非
15、虚言。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大闭幕讲话中表示，“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强调，“我们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 ” “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 办任何事， 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则表示，任何组织、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新一届领导人的讲话里，宪法和法律屡屡被提及，这是一种依法履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宣示
16、与承诺。一方面，从现代政治的发展趋势看，法治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共识。中国也不例外。多年以来， 随着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迅速推进，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主体，都面临着界定权责范围，确立规则意识的严峻问题。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主导力量，尤其需要进一步厘清边界、约束权力， 不使政令凌驾于法律之上。既不能滥用有形之手，随意干预微观经济；更不能朝令夕改，政随人改，缺乏连续性、 稳定性。 惟有树立起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恪守权力边界，方才有可能维护一个稳定的发展机遇期，继往开来，不至于“半途而废”。另一方面， 从经济、 社会的现实情形看，也迫切需要回归到宪法和法律的原点，以期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有所突破。目前一些政策之所以屡遭民众诟病，根源就在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难以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话说就是，“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若想破除既有的利益格局，只能是从宪法和法律出发，约束公权， 保障民权， 步步为营，扎实推进。不要期望“毕其功于一役”，大刀阔斧，一蹴而就；而是依法构筑最基础的制度环境， 扩大民众参与， 形成社会共识， 在此基础上， 调整既有的利益关系，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