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歧视外一章——二次大战前美国男性华人洗衣人员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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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美研究第三十三卷第四期 ( 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801-849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種族歧視外一章二次大戰前美國 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生活的性別面向* 0 王秀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e-mail: jwangcc.ntnu.edu.tw 摘 要 本文檢視二次大戰前,以男性為主的美國華人洗衣人員 生活中的性別面向,分析種族和性別因素之影響力。論文以洗 衣工作為主軸,分析美國女性工作與家庭地位的演變,進而剖 析其如何影響身為少數族群的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的生活。研究 發現多元種族的美國社會,男性生活中的性別面向,會依種族 膚色不同而各有差異,顯示白人社會將性別因素融入其權力結 構之中,經由

2、父權體制的運作,使得性別以一種隱喻的方式, 傳達和體現種族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但是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彰 顯洗衣工作的生產意義,用商業經營的模式與專業服務相互連 結,藉以沖淡工作中的女性象徵或家庭勞務意涵,並凸顯出他 們試圖擺脫美國社會種族歧視和經濟箝制的努力。 關鍵詞:種族歧視、性別、男性華人洗衣人員 投稿日期:90.12.19;接受刊登日期:90.12.25;最後修訂日期:92.6.27 責任校對:張逸萍、陳雪美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和林麗月教授與其他多位人士幫忙潤飾文字。 802 歐美研究 近年來,性別議題已成為許多學科共同關注的焦點。性別 (gender) 的意義亦即如何作為一個男

3、人或女人乃是社會體制建構下的產物,這與男性中心主義強調男女之別本是天生的觀點,顯然有別。不同的社會各自以不同的觀念和方式,界定可被接納或可被預期的男性和女性的行為、舉止與態度,因此男女之間經驗的差異和兩性關係的不對等,有許多是社會因素所造成的。社會文化所形塑的男女差異,也凸顯性別作為一個文化表述系統的重要性。 性別研究觸及社會變遷的影響與權力運用的層面。學者針對男女互動模式和男女地位的差別如何影響他 ( 她) 們在社會上的權力關係等問題,已經做了諸多討論。男性或女性所顯現的特質、表徵和符號,是人際互動和生理功能兩者交互作用所形成的;而這些特質、表徵和符號會隨著時空轉換而遞嬗。1 由於符號表徵對

4、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意義,性別研究在從事解讀或分析時,特別注意性別作為區分社群界限的作用,以及其中顯現的統馭從屬現象;並由此對不同社會群組利用價值思維、禮儀或行為規範,作為展現權力或加強其地位的行徑,提出適切的說明。 但是性別與另一項社會屬性種族之間的交互作用,仍是有待開發的研究領域。美國是個多種族國家,印第安人早在白人到達北美之前,即已在當地生活。英國人憑藉人數眾多和獨得先機的優勢,為美國的制度、宗教、文化和種族關係奠下基礎。此後,隨著黑奴、德國、愛爾蘭移民的加入,美國社會呈現種族與文化的多樣性。一八四九年,舊金山地區發現金礦,開始吸引華人到美國求財致富。西部地區的開發,以及美國內戰後快速的工

5、業發展,使得勞動力的需求大增,造就了勞動人口的流動和重新分配。不但美1 有關性別差異的建構理念和男女之間權力運作的關係,參見Scott (1988: 28-50) 。 種族歧視外一章 803 國本土的鄉村勞動力流向工業聚集的城市,各種不同國籍的外來移民也大量湧入美國。十九世紀末葉開始,來自南歐的義大利、希臘,以及來自東歐的波蘭、俄羅斯和猶太移民,由大西洋的彼岸大量移入美國東岸地區;而中國、日本勞工則橫渡太平洋,進入美國西部各州。 這批移居海外的華人,為開發中的美國提供了廉價的勞力。但礙於移民法規,華工不能歸化入籍成為美國公民。華工為了避免遭受雇主報復而被驅逐出境,不敢組織工會要求提高薪資、改善

6、工作環境或縮減工時,結果反而使得華工更易遭受雇主的剝削、威脅和壓迫。除此之外,白人勞工敵視華工,疑心後者成為資本家的工具,用以對付白人勞工的抗爭或罷工行動。這些因素都明顯導致華人成為階級利益和種族仇視下的雙重犧牲者 (Cheng Tchen, 1999: 252-253) 。這使得一些美國衛道人士結合種族歧視和性別偏見,為這些男性華工貼上好色、淫穢的標籤,並指稱華工在美國社會的出現,已經對白人婦女的安全構成威脅 (Kim, 1982: 173-213) 。 橫貫美國東西兩岸的聯合鐵路西部區段在一八六九年完成之後,西部地區的經濟進入蕭條時期。多餘的勞動力包含原先建築鐵路的華工在內,在勞動市場上相

7、互競爭,更激化了種族間的對峙,華工從此受到白人的各式凌辱和暴行。除了種族因素之外,這類暴行與性別因素不無關聯,因為對華人施暴者主要是男性白人勞工及其工會 (Cheung, 1990: 240) 。 一八八二年的排華法案 (Chinese Exclusion Act) 通過之後,許多美國華人投入洗衣店和餐館的經營,而華人進入洗衣業的時間更遠早於餐館業 ( 劉伯驥,1981: 297) 。美國華文報紙也曾指陳洗衣業和餐館業對華僑經濟生活的貢獻,如中國維新報在討論紐約餐館工人欲組織工人團體時,曾經述及吾人旅美生計,自咸同以後至光緒中葉,除業洗衣工者,無營利之途可尋。自李傅相李鴻章遊美後,華僑餐館,開

8、端萌芽故近年來業此行者,略有起色 ( 中國維新報,1918年12月4日,第3 版) 。可見洗衣業早自咸豐年間 ( 即一八五年代) 至光緒中期 ( 約一九年前後) 即已持續成長。洗滌衣物和料理食物都是傳統家務勞動的範疇,這些工作一向由婦女擔任 ( 她們不是家庭的女性成員,便是由女主人支使的女傭)。由於男性華人逾越性別分工藩籬,從事女性勞務範疇內的工作,使得美國白人對男性華人的定位也逐漸由先前的好色5 一八七五年的佩奇法案 (Page Law) 限制中國女性入境美國 (Peffer, 1986: 28-46), 一 八八二年的排華法案則嚴格限制華工家屬到美。 種族歧視外一章 809 之徒轉為喪失男

9、性特質者。 二 、 男性華人轉入洗衣業的因素 進入美國的男性華人之所以投入洗衣業,與中國社會性別分工的習俗並無任何關聯。洗衣在中國社會一向屬於婦女的家務範疇。一般家庭的女孩,自年少時就開始幫母親照顧更幼小的家庭成員,或料理能力所及的瑣碎家務,如打水、舀水、清洗整理等。以多數美國華人的家鄉廣東珠江三角洲而言,男性可能參與的清洗工作,頂多是挑水、提水等粗重工作 (Gaw, 1988: 29, 36) 。需要雇用外人清洗、整理衣物時,必然優先考慮錄用女性。一九三年代,珠江流域地區曾有一些女性外移到東南亞或香港,擔任英國家庭或中國富裕人家的傭僕 ( 稱為阿嬤) 。她們的職責包括烹飪、照顧幼兒以及一般家

10、事,如洗燙、清理、折疊等雜務 (Gaw, 1988: 91) 。由此可見,美國華人所來自的中國東南社會,並沒有男性負責洗衣、清理勞務的傳統。 華人洗衣業崛起於一八五年代的西部地區。究其原因,與西部草創初期兩性人口比例失衡的特殊環境有關。當時落磯山脈尚處於未開發狀態,但因為淘金熱而吸引了大批白人自東部而來。這些白人礦工或為單身,或是未攜帶家眷。從前多由婦女擔任的勞務工作 ( 如清洗衣物等) ,對於這群男性白人礦工而言,便成為一項生活上的困擾。有些白人就雇請印第安或墨西哥婦女洗滌衣物,偶爾也有男性華工為這些白人礦工清洗襯衫、褲子。但對華人礦工而言,這類工作僅屬於兼差性質,而非主要收入來源 (Sun

11、g, 1967: 190) 。 不過早期另有一則傳說,對華人由礦工轉為洗衣工的情況有所說明:華人為白人淘金客洗滌衣物所能洗出的金沙,遠多於自己親自由河流中所淘出的金沙 (Steiner, 1979: 197) 。這則傳說隱喻洗衣工作也能致富,至於是否能解釋華人轉行進入洗衣業的緣由,則有810 歐美研究 待考證。6 但是一項不爭的事實是,一八七年男性華人在舊金山擔任白人家庭傭僕者約一千二百餘名,在洗衣店工作者,則已經超過二千人 ( 黃祐寬,1927: 5; Chen, 2000: 65) 。7 白人並不排斥男性華人從事家務性質的職業。事實上,直到一九年代,舊金山地區仍以擁有華人幫傭為中上層社會的

12、地位象徵之一 (Glenn, 1986: 106) 。有些華人辭去幫傭後,轉而自行開業。他們將洗燙工作變成專職,此舉頗受當時落磯山礦區的白人勞工或鐵路工人的歡迎 (Holt, 1990: 179-181) 。排華法案施行之後,華人遷徙至東部者漸多,在美國中西部或東部的許多城鎮,越來越多的華人投入這類行業,到了一九二年,全美幾近一半的華人從事與家務相關的服務工作 (Light, 1972: 7) 。 至於在中西部和東部地區,男性華人進入這個行業的原因,與6 值得注意的是,這則傳說並未觸及洗衣勞務在性別分工中的性別意義,卻強調其再 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實質經濟報酬之獲利面;其中似乎浮現男性父權體制轉

13、化 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模式,使男性在此結構中成為主要的收入所得者。尤其可以確 定的是,這群為數不少的白人淘金客對於女性勞務舉凡洗衣、燒飯、縫紉、整 理內務的需求孔亟,在西部缺乏女性的情況下,原先由家中女性成員所提供的 無償勞力對男性成員以及整體經濟的貢獻和價值,就被凸顯出來了。淘金時期迅速 致富的男性白人,不免願意付出高額酬金以獲得這類服務,因而提升原屬女性勞務 的價值。有關此一論述,可參考Hurtado (1999: 6) 。然而,這股實質獲利誘因 如何轉化傳統性別分工之意識而驅動男性華人進入傭僕、洗衣工和廚師等行業,則 因證據所限,無法在此討論。 7 陳永 (Chen, 2000) 認為,

14、一八七年代於舊金山地區擔任白人家庭的傭僕者多是女 性,但是他在書中並沒有提出具體證據,因此筆者對於此一說法存疑。此外,楊碧 芳 (Yung, 1995) 曾於有關舊金山華人的研究中,提及舊金山華人社群裡的妹仔 (mui tai) ,但她並沒有指出妹仔曾進入白人家庭擔任女僕。不過根據她的研究, 這些妹仔年紀很小,約僅八至十歲左右,原是作為華人商婦的貼身女僕,算是 一種地位的象徵。但是楊碧芳受囿於資料有限,無法統計出妹仔的實際數量並了解 她們的命運或下落,但也強調以當時的情況,有能力聘雇貼身女僕的華商家庭實在 不多,而男性華人社群內對娼妓的需求又十分強烈。從這兩種狀況推估,妹仔 的主人終不免將這些

15、年輕女孩送入娼館,而不是送到富裕人家去擔任女僕 (Yung , 1995: 40-41) 。 種族歧視外一章 811 女傭之需求有重大關聯。根據一項研究調查,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許多都市的中產階級不斷增加,而且婦女出外就業的機會提高,因此對傭僕的需求有增無減 (Katzman, 1978: 46) ,但傭人一職卻不再是女性出外就業的唯一選擇。這種現象尤其以美國本土出生的女性白人最為明顯。越來越多本土出生的女性白人投入其他行業,即使傭人工資再高也不願任職,寧可選擇較具自主性的工廠女工或店員工作 (Salmon, 1972) 。這段期間也是美國東部白人家庭雇用人手幫忙家務的高潮期,其中涉及家務工作

16、的職業,包括傭僕、廚師及洗衣婦。 美國東部都會區對於家庭幫傭的需求與時俱增,進而推動了男性華人進入洗衣和餐飲等與家務相關的行業。根據美國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登記為洗衣婦的數目急速竄升,由一八七年的58,102人增加至一八八年的108,198人,一八九年續增為216,631人,一九年更達到335,282人。由上面的數字可以看出,洗衣婦人數每十年即增加近一倍左右 (Katzman, 1978: 47) 。與此同時,這段時間也見證由西部東移的華人不斷開設洗衣店的現象。一八七二年,芝加哥市的愛德華工商人名錄 (Edwards Directory of Chicago) 出現第一家華人洗衣店 (Anonymous, 1908: 56; Siu, 1987: 23, 43n) 。此後,芝加哥地區的華人洗衣店即由一八七年代的開拓期進入突飛猛進的爆量成長,於一八八三年逼近兩百家,至一八九三年更達三百一十三家 (Siu,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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