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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制遵从行为研究评述*肖兴志 ? 赵文霞内容提要: 规制遵从行为近来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毕竟作为对政府规制政策的应对行为,企业的遵从决策真正决定着规制目标能否达成。从企业的规制遵从动机开始, 我们对参与者的目 标、 规制遵从行为的模型及其近期的拓展研究进行了梳理, 鉴于经验方法在这一领域日益广泛的运用, 本文进一步总结了规制遵从行为经验研究的主要进展。通过综述规制遵从行为的主要研究进展会对深化社会性规制领域的研究, 促进规制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关键词: 遵从行为? 规制执法 ? 规制效果? ?外部性存在时需要政府干预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 而健康、 安全以及环境( HSE
2、) 是外部性 最易发生的领域。在对这些领域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学者们往往集中关注政府行为一面, 而对企业的相关反应重视不够, 例如在研究政府对健康、 安全和 环境这些领域进行的社会性规制中, 一般论文都假设被规制企业对现行的规制政策是遵从的( Cropper另一方面我国的政府规制体系还处在形成过程中, 经验研究所要求的数据很难获取, 这些都对国内相关的研究构成了一定的限制。本文主要综述了国外规制遵从行为的最新研究进展, 以期为规制经济学 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一、 规制遵从行为的动机分析( 一) 企业为什么遵从 尽管企业可能由于规制执法的威慑而不得不遵从相关标准, 但屈从显然不是唯一的原因。那么
3、, 何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能够自愿进行高成本的减 排规制, 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研究。归纳来看,企业的规制遵从动机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特殊的消费群体愿意为以环保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从而激励企业自愿遵从环保法规并 做出环保努力( Arora 二是自愿减排可以降低规制机构实施更严格规制标准的概率, 或者降低规制机构对企业的环保行为进行监察的频率, 从而相应减少由此导致的成本( Max - well et al, 2000; Salop 三是为了避免未来可能更加繁重的环保责任( Baron,2001; Innes, 2006) 。Innes Harrington( 1988
4、) 认为, 假如规制遵从水平是既定的, 则规制者的目标是使达到这一遵从水平的成本最小化; H. Eckert 通过对线性模型进行估计, 他们还认为,事故的严重程度明显地增加了惩罚的严厉性。他们的研究还表明, 具有违规前科的企业在事故发生之后, 往往会面临着更大的罚金额度。由于文章使用的仅仅是 2003 年至 2006年比利时弗兰德 7 个地区的数据, 其结论的一般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关于参与者为何做出某种选择的实证分析,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 如果竭力排除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来分析企业的规制遵从动机, 并 全面解析企业为何选择遵从相关标准以及规制机构的行动目标, 就显得更加困难和难以
5、把握, 这也是为何较有价值的相关实证研究直到最近才出现的原因。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国外学者对企业的遵从动机以及规制机构的目标选择问题进行的研究, 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计量检验, 有些检验配之以相当缜密的数理分析, 并不再依赖单一的线性方程, 而是借助于多个非线性方程进行估计, 得出的结论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这应该是未来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二、 规制遵从行为的理论模型及其发展( 一) 惩罚和规制水平? ? 基本理论模型规制遵从行为的研究, 是从 Becker( 1968) 对犯?136?罪问题的分析发展起来的。Becker( 1968) 认为, 犯罪的可能性依赖于被发现的概率以及定罪之后惩
6、罚的严厉程度, 而这两者都是规制者的政策工具。如果公共政策的目标是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 目标函数应包含违法导致的净损失、 防止犯罪的成本以及惩罚违法行为的成本。Becker( 1968) 进一步假设社会福利损失函数是三者之和, 即 L= D( O) + C( p,O) + bpfO。其中, L 为度量社会损失的福利函数, D 表示违 法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净损失, C 代表防止违法行为的成本支出, 且 C 是违法行为被定罪的概率 p 以及违法数量 O 的函数。f 表示罚金, b( b 0) 是一个参数, 随执法机构对个体惩罚方式的不同而变化, 从而bpfO 可以看作实施惩罚的总的社会成本。p 和
7、f 为控制变量。这一模型隐含的基本思想是, 除取决于其他因素外, 最优的规制水平还依赖于防止犯罪、 惩罚犯罪的成本。执法并非越严厉越好, 当参与人是风险中性时, 定罪概率 p 和惩罚水平 f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替代, 降低 p 同时同比例提高 f 可以在使其他 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减少社会福利损失, 从而低规制频率高惩罚水平有可能在保证一定的遵从水平的条件下, 使所耗费的社会资源最小。( 二) 模型的拓展近年来, 经济学家通过引入执法成本, 考虑行为人风险偏好的多样性、 存在非货币惩罚以及行为人之间具有不完全信息等因素, 来考察规制遵从行为:1. 规制执法的成本大于零。规制执法主要是指规制部
8、门对企业进行规制时, 所实施的监测( mon- itor) 、 调查( investigation) , 以及为使企业遵守规制 部门的各项规制标准而对企业的违规行为设定或实施的惩罚性威慑( deterrence) , 也包括由政府部门授权的其他社会机构对企业施加的压力等。一般文献通常假设, 规制者一旦发现企业的违规行为, 就能立即无成本地对企业施以处罚。然而在现实中, 对发生事故的企业进行调查是有成本的, 甚至会出现由于缺少证据或者没有法律依据规制者放弃执法、 受害者 得不 到 赔偿 的 情 况。Polinsky 当企业进行了清洁技术的投资时, 规制者对企业的监察频率以及处罚水平都将会较小。在
9、上述逻辑的基础上, 企业的规制遵从水平是内生性的。尽管规制者不能直接观察到企业的努力水平, 而且对企业的违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也只能有成本地获得, 不过, 规制者可以设定某种标准, 当观察到企业释放出的某些信号超过( 或小于) 标准水平时, 对企业施以相应的处罚。Malik( 2007) 区分了监测频率和调查频率, 监测是随机的, 通过监测规制机构可以获得企业的排放信号 x; 通过调查既可以获得企业的排放信号 x, 也可以获得企业努力水平的信号 y, 调查频率取决于 x。Malik( 2007) 通过研究发现, 当规制机构的调查频率低到没有调查行为发生时, 最优惩罚仍应是最大惩罚, 且只要规
10、制者监测到企业的 x 超过一定值即对企业施以最大惩罚; 当 调查频率为正, 只有在通过调查获知 y 超过一定水平时, 才对企业施以最大惩罚。其中, 规制者实施调查的频率取决于调查成本和企业的努力信号 y 的精确程度。以上所述的对基本模型的拓展角度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相互影响的。例如, 较大的处罚可能会改变行为人对风险的态度, 而非货币惩罚对不同风险态度的行为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考虑规制机构的执法成本以及引入信息的不对称, 进一步深化了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 增强了规制遵从模型的应用 能力。三、 规制遵从行为的经验分析理论模型的不断拓展和数据处理技术的日益完善, 丰富了实证检验的手段。关于规制遵
11、从行为的经验研究也越来越多, 实证检验的文献也开始陆续出现。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企业规制遵从动机的检验学者们普遍关注对企业规制遵从动机的实证研究, 研究主要是从环境规制角度对企业参与自愿减 排项目的研究着手。Maxwell et al( 2000) 通过数理模型分析认为, 企业的协调一致行动可能促进自愿减排, 并且自愿减排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避免未来更严格监管的考虑; 他运用美国 1988- 1992 年的数据分析了企业污染排放减少的原因, 构建了一个计量分析模型, 主要考虑了 6 类变量: 地理或气候的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 产业特征; 总的经济状况;
12、 地区法律环境; 各州对环境的态度。经实证检验, Maxwellet al( 2000) 认为, 拥有较有影响力环保团体的地区,污染物的排放就会较小,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比较重视环境保护行为, 规制机构严厉执法的可能性也较大, 企业进行自我控制的成本相应较小。只 有几家企业的地区比拥有众多企业的地区减排量更高, 因为在这些地区更容易控制搭便车行为。如果一地比另一地企业的实际产值更大, 那么该地也将具有更高的自愿减排水平。由于对各种影响因素较为全面的实证考察, Maxwell et al( 2000) 的这篇研究规制遵从动机的论文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 二) 规制政策对遵从水平影响的检验
13、规制政策的实施是否有效, 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认为, 政府实施的规制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的遵从水平达到了预期效果, 另一些结论则恰恰相反。一般而言, 政府的规制政策都针对的是企业行为, 因 此, 考察政府的规制是否达到效果, 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检验企业的遵从水平。Innes ?( ?) 表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 控制变量 X1it包括决定石油泄露概率的因素、 一次泄露带来的损失、规制机构实施一次监察的各种成本, 以及影响企业不遵从概率的其他变量。通过研究, 他们发现企业 受监察的概率确实存在空间上的相关关系, 尤其是附近地区的不遵从行为会提高企业受监察的概率;其次他们还发现, 企业在做出遵从决策时
14、确实会考虑到附近地区的违规历史。( 四) 检验其他因素对规制遵从行为的影响除了其他企业的行为能影响企业的规制遵从决策外, 消费者行为也可能影响企业的规制遵从。企 业过去的遵从行为形成企业信誉, 如果消费者更偏好具有良好信誉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 那么消费者的因素就能影响企业的遵从行为。因此, 在对企业遵从的分析中引入消费者或投资者的反应是极有价值的。Stafford( 2007) 把市场规模和市场竞争作为消费者对企业施加行为的代理变量, 得出的计量结果显示, 市场规模对企业的规制遵从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而市场竞争却提高了遵从水平。从不同时期来看, 1993 至 1999 年的数据并没有显示企业
15、过 去的不遵从行为降低了需求, 而 1997 年至 1999 年期间, 不遵从行为却显著地降低了需求。Stafford认为, 这也许是因为计量检验无法在更长的时期内控制其他不易观察的变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 Stafford( 2007) 发现, 只要市场是相对竞争的, 消费者就可以对正式的政府规制起到一定程度的替代。在分析消费者对企业的规制遵从行为方面, Stafford 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国外学者对规制遵从行为研究的经验方法运用已经十分娴熟, 在计量模型的设计上考虑得也很全面, 尤其是在分析规制遵从行为时强调依托环境规制, 较好地克服了社会性规制经验研究中面
16、临的数据难以获得、 样本数据较少等问题。在经验研究方面, 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 规制遵从水平与安全水平或污染程度并不能完全等同, 规制政策一般是对企业行为实施的限制, 所以对规制效果的研究自然应该落脚于对企业规制遵从水平的检验上; 其次, 在检验其他重要因素对企业遵从水平的影响方面, 已经取得新的突破, 如研究规制遵从行为空间上的相关性以及市场的竞争程度与 规制遵从之间的关系等, 这些突破对直接提高规制遵从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四、 简评作为对政府规制政策的应对行为, 企业的遵从决策真正决定着规制目标的达成, 因此, 规制遵从行为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对规制遵从行为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为相关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和政策参考。国外政府规制手段呈现多样化, 规制体系也较为完善, 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规制遵从行为的理论研究。在经验研究方面, 有关企业规制遵从情况的数据一般来源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Innes 其二, 困扰我国的不仅有环境问题, 工作场所安全以及食品安全的形势同样十分严峻, 目前的规制遵从行为研究还多局限于环境规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