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苏州工业园案例分析

《开发苏州工业园案例分析》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开发苏州工业园案例分析（10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 开发苏州工业园案例分析 分析思路： 本文以中新两方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的事态发展为线索，即从合作，分歧和妥 协三个阶段来考察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修改，重点探讨在中新两国不同国情和 各自经济政治利益的大环境下，围绕苏州工业园开发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以 及相关者的参与行为和他们各自相关的利益，并从苏州工业园最近的发展情况， 对整个政策的制定和进展以及影响给予评价。 三阶段的政策变化：制定政策，合作 执行政策，分歧 面对问题，对策 阶段一 制定政策，合作 一who and what谁制定了什么政策 1994年2月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和新加坡首席总理李光耀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联 合协议。 关于开发苏州工业园

2、的协议： 耗资二十个亿，占地七十平方公里的开发计划原 意要仿照新加坡的工业住宅混合社区模式。计划分三个阶段共十五年完成，将 容纳60万人口，提供三十万个职位。成立中新苏州工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开发， 公司由新加坡财团占65的股份，中国财团占35的股份组成。 二 what cause it政策制定的环境诱因 1经济环境：互补的双赢利益趋向 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拥有比较前沿的管理经验，但其六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 三百七十万人口的条件，限制了它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它必须向外拓 展，寻找它的人才和商业的“第二翼的发展” 。 中国在进行改革开放，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市场。但2 在改革

3、进程中，城市规划建设、公共行政管理、经济发展体制等问题上都面临 着难题，原有的吸纳外资的方式已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原有的直 接资本投入向技术经验等软件的引入。希望学习成功的发展模式，引进先进的 外资和管理的经验。 2国际政治环境：融洽的双边关系 新中关系远在1990年正式建交之前就开始了。时任总理的李光耀资政在1976 年就访问了中国。 邓小平先生也在1978年访问了新加坡。十多年来两国领导 人的联系为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以后，新中关系更是大放 异彩。这不仅开启双方一些合作的构想，甚至能讨论敏感问题。 3 文化环境：相近的文化背景 新中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新加坡虽

4、然是个多元社会，但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 之间也没有语言障碍。 4 国内政治环境：领导人的大力支持 两国政府领导在国内政治中，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能够主导政府 的工作议程设置和工作进程。两国最高领导为追求国家经济发展和做出良好政 绩而大力支持两国合作，这是政策能够尽快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for what政策制定的目的 中方： 短期： 以苏州工业园为试点，学习新加坡工业发展模式，吸引外资，促进发展。长期：希望将成功经验推广出去，促进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国民经济的发 展。 新方： 3 短期：以苏州工业园作为一个载体来移植新加坡的“软件” ，进行人才和商业的 输出，积累在华工作的经验，更关注

5、新加坡的制度能否成功移植。 长期：开辟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非单纯的海外投资，进一步打开在中国的经 济活动空间，乃至在东亚范围内的推广。 四 how政策如何制定出台 11979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对其良好的社会秩序极其欣赏 。1992年邓小 平南巡，提出向新加坡学习的概念。各级政府遂派代表前往学习。 21993年5月，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表示：在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同时， 新加坡将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无偿提供给苏州。 31994年2月26日，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和新加坡首席总理李光耀代表两国政 府正式签署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同年5月12日，园区建设正式 启动，成为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

6、 小结： 这是中新两国政府，在高层领导人的直接推动和主导下，制定的两国合 作协议，我们看到，在这个协议制定过程中，地区政府的参与程度很低。 五 who involved 谁受到这项政策的影响 中央政府： 工业园如果发展良好，可以像特区一样，将经验在其它地方推广。 新加坡： 开发工业园的进展如果顺利，意味着向华扩展计划的成功。 苏州地区政府： 工业园的选址所在地，属苏州地区政府管辖范围，苏州工业园 的发展，对于当地的经济和环境有重要影响。 苏州同类型的开发区：如92年建立的苏州新区，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来华投资商：优越投资环境的开发园区，能够增进在华投资商的利润和效益。 4 阶段二 执行

7、政策，分歧 政策实施过程所面临的难题和双方的分歧： 在两国政府签定协议后，中新苏州 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在苏州的具体管理操作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困难，并与苏 州地区政府产生严重分歧： 一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分歧 1以硬件为主VS以软件为主 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过程中，究竟是以硬件建设为主还是以软件建设为主， 新加坡和中国地方政府出现了分歧。根据中央政府与新加坡政府达成的协议， 按照李光耀的说法，当初双方达成协议，在苏州建设一个工业园区，向中方教 授如何规划、如何管理，并同时吸引外资。中方对此十分感兴趣，希望能从中 学到“软件” ，并到其他地方进行“复制” 。中央政府希望能建设一个新的软件 环境，新加

8、坡政府也希望能延续本国自己的经营理念，他们认为应该将力量重 点投入到这方面。 而苏州方面的官员感兴趣的却是硬件，他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带来投资，在 当地建桥、修路，使苏州工业园区在以规模上取胜。当然，它的硬件建设也无 可厚非。例如，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荣获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优秀 设计奖。地方政府认为只有能吸引到外资就可以了。至于吸引到外资后如何管 理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2苏州工业园区要达到的标准 对于苏州工业园区怎样才算成功，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认为有个标准：一是 园区开发公司是否盈利并公开上市；二是投资商是否对园区有信心而不断在此 投资；三是园区是否可以继续强化它与其他开发区不同

9、的独特性，成为中国城 市规划和工业开发的一个珍贵模式。 而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工业园能否吸引到外资，为苏州的发展积累资金，解决5 就业、吸引高技术的人才等标准。 3资源的分配工业园区VS苏州新区 新加坡希望中国政府能全力支持苏州工业园区，然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苏州 的地方政府似乎更偏向于支持苏州新区。据新加坡方说， “但当时我们得到的承 诺是，苏州将专注于与新加坡的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但事实却是，他们对 一些投资者说， 到我们的工业园来吧，不要去与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我 们的新区开发区设施更便宜。 ” “而我们的设施之所以相对较贵，是因为苏州 方面向我们收取道路使用费等费用。 ” 这工业园

10、和新区，对苏州方面来说，是“养子”与“亲生子”的关系。工业园 是中新两国政府间的合作项目，地方上管不了，最多收点税；而新区直接由地 方管理，自然能享受呵护。更重要的是，为官一任，政绩当前，谁顾得上长远 呢？ 二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分歧的原因 1双方目的不同 公共政策以什么样的价值体系进行分配？从逻辑上说，政府首先必须按照自身 的价值标准，才可能对社会价值进行分配。 新加坡是一个对外开放度相当高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在其国民经济中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它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的长盛不衰只有借助于海外资源；另一 方面，新加坡本土企业经过经济高速发展后，拥有过剩的充裕资本和生产能力。 这两方面因素促使新加坡加

11、快对外投资的步伐。新加坡政府提出了经济“地区 化” ，计划将外汇储备的30%作为区域化投资基金，涵盖的地区主要包括中国、 印度及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海外发展的目标是在20年内使其海外经济规模达到 国内生产总值的25%30%，从而建立一个强大的外层经济力量。新加坡对外投 资的大幅上扬部分归功于政府的海外战略措施。所以，新加坡对苏州工业园区 的投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取得在华投资的经验，而是作为海外投资的一部分， 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并将此作为中国进入WTO后新加坡与中国密切经济关系6 的基点。而在此基点上，若能按照新加坡本国的模式管理，不仅有利于效率的 提高，更有利于新加坡灵活地调动在中国的投资。但如

12、果苏州工业园区的软件 环境不能如新加坡所期望的那样，在中国的政策下，究竟新方可以实际地拿到 多少利益，是很难估计的。在中国经常变动的政策会否损及新加坡自身的利益， 这也是很难保证的。 而中方的目的则并非如此。中央政府希望中方能学到新方的软件，但并不十分 希望苏州工业园区发展的主导权在新方手中，只有中方拿到了主导权，才能更 有利于对苏州工业园区的控制。而地方政府更是只有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时 才会更重视。 2政治治理观念和官员政绩评价标准不同 在中国，长久以来，人们的目光瞄准数字、规模化，重实物轻无形，重硬体轻 软体。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标准是以看得见的硬件发展为主的， “数字出官” ，所以，

13、对于政策执行者，苏州地区的行政官员来说，他们更在乎硬件的发展， 因为关系到他们的政绩表现。重视数字、专注于满足一已之私利而不作长远考 虑以至短视的行为，在中国实在屡见不鲜。另外还有某些政府官员在计划经济 下形成自以为是经济专家的思维方式，盲目插手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的行为。让 政府从管理者身份转向服务者身份，这一角色转换，虽然困难却必须完成，而 且这种服务，要提供的不仅仅是建桥铺路等硬件设施，更是行政、法律、金融 等全方位的软体环境。 而新加坡发展经济经验的核心，在于特别强调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用市 场配置资源，政府自然就会精简高效；事事讲规范，腐败就消灭了一半；强调 法制，不可预见的因素少，

14、投资者就容易建立信心。这些都是中国与新加坡的 分歧，也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分歧。 3政治架构和运行的规则不同。 在中国的多层行政架构下，地方和中央的管理权限不是很明晰。政策的出台程 序也不规范。中央具有绝对的权威，但中央的统一文件规定，往往忽视广阔地 域的不同条件，地方特色被忽视。地方有权制定自己地区事务的政策，但不能7 和中央所制定的相冲突。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上，往往因为各种地区因素和 利益的冲突，而有所变形或者修正。 新加坡是一个阶层的公共行政结构，它的公共行政过程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使 得它无法理解中国这样复杂和微秒的多次行政体系。 “在中层和地方层面上与中国官僚周旋时，一个人不只需要

15、有耐心，而且还需 要有决心，从而不会偏离双方在北京那个层次所同意的原定目标。 ”李光耀这样 说。 4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背离 中央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制定的政策，要在苏州地区内执行，离不开苏州政府的 有效支持。由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苏州地区政府未能有效参与，因此它的地 方利益并未得到很好的体现，所以作为这项政策的执行者，它缺少主动性，只 是被动服从中央的意图，在具体操作中多多少少对于这项政策打了折扣。 很明显，在两个园区之争上，涉及到了苏州政府的地区利益和单个工业园利益 的冲突问题。苏州政府从维护自己自身利益出发，对新区有所倾斜。 小结：政策执行过程中，分歧产生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中新两国政治文化

16、环 境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行政管理理念和行为的分歧。新加坡在兴致勃勃的 要将自己的“软体”转移到中国时，不得不面临中国大环境下的潜规则。没有 整体治理思路上的改进，想在局部内实行新的制度，注定是要面临各种困难和 挑战的。新加坡企业在跨国经营运作中对各国较复杂的商业环境缺乏足够的准 备，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商业体制、文化背景和市场情况，完全照搬新加坡 模式必定存在误差 阶段三 面对问题，对策 新方：在新方的理念得不到有效实施的情况下，新加坡方面十分不满中国的做 法，以至李光耀在99上海“财富”论坛举行之际，向媒体抱怨，抨击中国官 方未能如约努力。 中央政府： 感受到了舆论压力，在国际以及外资商中的形象受损，大感窘迫。 领导人江泽民不得不就此表态，保证会遵守承诺。 8 苏州政府：对于新方处理问题方式的不满，认为自己忠于中央政府，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