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历史分期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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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理论课程论文 1华 中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生 课 程 论 文 论文题目 两种历史分期的比较 以“唐宋变革论”和“历史三峡论”为例 完成时间 2014.1.25 课程名称 史学理论 专 业 历史文献学 年 级 研一 成 绩 评卷人 姓 名 俞达文 学 号 2014111255史学理论课程论文 2 两种历史分期的比较以“唐宋变革论”和“历史三峡论”为例 【摘要】:历史最大的特性就是“变” ,研究历史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 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到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 量变,从而进一步了解各个时代的特性。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

2、的优良传 统。20 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梁任公提倡的“新史学”始,中国 的史学研究可谓精彩缤纷。而历史一面是继续发展,一面是出现转变。所以学界人士就其 探究其中稳定和不变的因素,提出了“长时段” 、 “超稳定结构”甚至“停滞论”等主张, 学者为此也提出了跨越断代的各种历史分期。本文以 20 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 论”和 20 世纪末唐德刚提出的“历史三峡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分期为例论述。 【关键字】唐宋变革论 历史三峡论 历史分期 内藤湖南 唐德刚 内藤湖南与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日本秋田县人,40 岁前从事新闻记者,1907 年后转任京都大学教

3、 授、学术带头人,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 过去一般世人认为内藤湖南是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实际上根 据内藤湖南的长子内藤干吉考证,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和宋代近世说最早形诸文字是在 1909 年,他在这一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绪言中说“近世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为宋代以后” , 其后,他在 1914 年出版的支那论 、1920 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 年发表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逐步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宋代近世说。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 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的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

4、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就成了通用语,但学术上来说这种区划有更改 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传统的普通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 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 划分中国从中世到近世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受到欧洲的传统分期方法的影响,即所谓的 “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方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 ”而日本史学界在相 当长时间内,对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一直墨守传统的“三分法” ,即“古代” , “中世” , “近 世” (或者称之为“上古” , “中古” , “近世” )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时代的划分是 “

5、上古(至后汉中叶) ;中古(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叶) ;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 清)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从中世到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颓废和独裁 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到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是自然顺序, 是世界史的普遍現象。在中国唐宋时代“贵族的失势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 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全力来决定和任命的” 。 “君主在 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地位,但到了近世贵族的没落,君主再也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 他直接而对公民,是他们的公有物” 。 “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就 不是依法治国,不

6、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 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为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 了解放” 。 “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以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 对,亦是进入近世以后的事情” ,具体说就是“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 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溃,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 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 。 “到宋代王安石变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更加明确” 。史学理论课程论文 3 “君主和人民之间等级官吏亦改为选举” 。 “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允许 机会均等”

7、。朋党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 反应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 。经济上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的终结,货币 经济的开始” 。学术文艺性质亦有明显的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 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亦有注重形式转变为自 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为庶民式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是。 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崎市定和其他继承者不断概括和发展了他关于宋代近世的学说假说。主 要有两点:其一,后继者把他的学说概括为“唐宋变革” ,唐宋变革并不是由内藤自己说提 出来的,而是后来研究者给归纳的。池田诚关于

8、唐宋变革的再检讨 ,这也是目前最早发 现归纳唐宋变革的学术论文。后人将这个时代观发扬光大,并正式接受“唐宋变革”为京 东学派的主要观点之一。其二:宫崎市定把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指向由内藤湖南偏 重讨论其所处的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起始,转向侧重讨论按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 国历史近代的起始。 内藤的史学活力在于他能把历史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观察研究史学本身,他的这种学说的 提出不仅仅是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而是与他当时关注的中国当时的政 治走向和日本对华政策是分不开的。这也是这一观点的提出的学术时代大的背景。当时中 国处于辛亥革命前后阶段,中国政治走向开出的是“贵族政治君主独裁

9、政治共和政治” 的发展趋势。中国的辛亥革命不是由旧制度、落后制度到新制度、先进制度的转变,而是 可以追溯到宋代近世。内藤为此提出了中日共存的方向: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验输入激活 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达到进程。因此内藤的宋代近世说并不能简单地从学术角度 理解思考。内藤学术的社会关注程度和现实的干预感非常强。内藤湖南研究中国学达到出 发点和终极目标,始终在于对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的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这才是牵动 他情感深处最深的东西。 唐德刚与历史三峡论 唐德刚(19202009) ,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开创了别开生面的写史方式,为后 人留下了宝贵的民国资料,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的进程有自己

10、的独特的见解。 唐德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历史三峡论,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 中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其历时 300 左右。其中核心转变的三个基 本制度: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学术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尊儒 术。此转型后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 第二次转型是近代以来的大动乱,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其变现为:政治上化君权 为民权;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 这一历史分期与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的“五形态” (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的历史发展有着很大的矛盾,不

11、但对过去历史的发展进程解析有异,同时也涉及到今后社 会发展方向的推论有分歧唐德刚唐德刚先生认为大陆史学界似有“崇洋过当,食洋不化” 之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将中国历史也划分为“五形态” ,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 性。马克思史观把封建社会延续到清末、民国老蒋时期,把一切古老落后的制度、习俗和 其他旧事物全部统归于这个“封建社会” 。唐德刚的观点与人们长期以来的上述观点不同, 唐德刚先生认为:“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 300 年。 ”世袭分史学理论课程论文 4 封的封建社会早就完结了, “中央集权”社会早已开始了,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根据唐德 刚观点“中央集权”制度会面

12、对中国历史的第二个“转型期” 。而在“.在接连秦皇汉武以 后帝制中国的,一定是真正的民治中国,这个是历史的必然”他认为这中间从“集权”到 “民治”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转的开始,经过的时间和结果都会大有不同,但是大的趋 势是一致的。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写到:“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 中心的必然会出现的民治时代,他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具体形态为何?是继承我民族固有的 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该采取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 国家相互平衡?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学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 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能与机运,

13、熔千百种因素于一 处,百炼成钢,慢慢的锤炼出来的。 ”唐德刚先生认为,历史学家“只谈抽象存在而不谈具 体形态,历史学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仅此而已。但是历史哲学可不是 一些善于幻想的所谓思想家,坐在葡萄树下或皮椅、沙发之上幻想出来的。它是从数十年、 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积累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史实中审查充分可信的史料,并 加以概念化而逐渐推演出来的结论,用来解析相关的历史。 他的历史三峡论史观为“定型转型定型”模式,从宏观上说历史前进是必然的, 微观有反复,转型从来不是顺流直下的,这是个非常长期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然而历 史的前进,如帝制向民治转型是大势,任谁也无法否认和阻挡扭转的,然而每个阶段都是 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有时甚至会有历史的倒退回流。在转型期间“一转百转” ,各项相关 的事物和制度都会随之转型。 但是历史三峡论现在只是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看法,还并未作为一个单独的理论,是唐德 刚对政治社会转型的方向和前途的一种看法,还未构建成一种理论体系。也未能找到所谓 “历史三峡”的发展道路,未能推知此次社会转型后的社会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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