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对翻译目的的消解》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对翻译目的的消解（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提要: 辜鸿铭的论语翻译,被译者赋予了塑造中国文化身份的使命。为了使译作具有完成其文化使命的能力,译者采用了完全贴近英语语言规范和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极端归化翻译策略。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翻译策略的采用,使译作带有强烈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并由此消解了翻译的目的,失去了完成文化使命的可能性。关键词:文化身份;极端归化;自我东方化; 文化使命一、引言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著作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经典之一的论语的外译,自 19 世纪以来一直是译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多种语言的译本近 50 个。在众多的论语译本中,辜鸿铭的译本无疑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翻译现象。辜鸿铭的论语译本于 1898 年由上
2、海别发洋行(Killyand Walsh Limited)出版。当时的中国,在东西方政治和经济的交锋中完全处于弱势,从而在文化上也彻底失去自信。在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已经丧失了表述自我身份的能力,成为西方文化体系表述的对象。在西方的表述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停滞的”、不发展的幼稚的文化(黑格尔 ,2001: 117 - 137) ;中华民族则成为了“不道德的” 、“ 堕落的 ”、“不可取的”种族(周宁, 1999: 646)。西方对中国的否定和蔑视,无疑是辜鸿铭论语翻译的主要动机:译者正是要通过对论语这一代表中华文化精华的典籍的翻译,抵抗西方话语体系中被故意贬低的中国文化形
3、象,重塑中国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对作为译者的辜鸿铭而言,他的论语翻译,其主要预期功能是塑造中国文化身份,使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并由此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在论语翻译中,译者采用了针对其预期文化目的的翻译策略。辜鸿铭的翻译策略是否能顺利实现译者翻译的文化目的? 笔者拟通过对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及其客观效果的分析,揭示译本中强烈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翻译策略与预期目的之间的根本矛盾,并最终揭示自我东方化翻译对翻译目的的消解。二、自我东方化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性所谓“自我东方化”, 是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凭借近代工业化率先建立起工业文明的西方,凭借其经济强势,以自身的价值体系为核心构建
4、起世界秩序体系,并在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将这一体系推向世界其它地区;在这一世界秩序框架之内,西方成为建构身份的话语生产的主导者和主要生产者。西方在建构自我身份的同时,也掌握了非西方地区建构身份的话语权,并以此控制着整个世界的话语生产过程,并由此建立起一系列以东西方二元对立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系中,西方俨然成了文明、自由、进步的世界中心;而东方则被制造成了“具有某种怪异性的、一成不变的、低劣的、被动的文化他者”( 周宁, 2004: 序 11) ,成了野蛮、落后、专制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处于经济弱势的其它地区,在被迫接受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同时,也被迫以西方为参照,在以西
5、方为主导的文化框架内表述自身。这种思维和身份表述的西方主导性,成为东方地区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东方地区身份表述的西方主导性成为兴起于 20 世纪后半期的东方主义的关注焦点之一。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等著作中多次描述了东方地区的“自我东方化”问题。他认为:欧洲的东方主义者和亚洲知识分子在东方主义的制造中存在着“共谋”( 德里克, 1999: 279) ;这种“共谋”,在东方自身而言,就是“ 自我东方化” 。中国形象学者周宁对 “自我东方化”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他认为自我东方化包括三个方面: 11 认同东西方二元对立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秩序,认同为此世界观念秩序奠基的进步/停滞
6、、自由 /专制、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与西方现代进步、自由、文明的优越性,认同现代西方文化霸权下自身低劣的他者地位; 21 在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念秩序中开始自我批判与文化改造的历程,努力地“去东方化”。这种“去东方化”包括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彻底否定自身传统 ,彻底西方化; 二是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发挥所谓 “东方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倾向中都同时包含着认同因素与反抗因素; 31“去东方化” 不仅构筑了一种“东方” 国家与西方的关系,还同时构成“ 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过程中还包含着“东方”内部的“ 彼此东方化”的问题,“东方”国家中究竟谁更 “东方”,谁比较“西方”,也是“东
7、方”国家现代性自我认同的根据(周宁, 2006: 7)。从这一分析中不难看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东方必须以西方为参照,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才能书写自身;在这一前提下,无论是“彻底西方化” 还是“在西方秩序中发挥东方传统 ”,都已经失去了话语书写的独立性,也失去了独立构建自我身份的能力。以上所分析的非西方自我批判和文化改造的两种极端倾向,实际上也代表了东方地区在两极话语体系下的文化身份塑造和文化发展的两种主要模式:去东方化和发挥自身传统。前者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主动将自身融入西方体系之中;后者则是企图在西方世界的观念秩序中宣示自身的价值,以此对抗西方对东方的审视
8、和否定,最终达到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目的。这两种方式看起来截然相反,但实质上都是东方地区在东西二元对立的文化框架之内用以重构自我身份的途径和方式,其目的则都是构建东方自身的文化身份。然而,这种以自我东方化为主要特征和方式的文化发展和文化身份构建方式,自身却包含着显而易见的矛盾性,即手段与目的的自相矛盾性。去东方化企图通过融入西方来构建自身,最终构建的并非自我身份,而是成为西方的延伸,彻底失去自身的传统;在西方体系内保持和发挥自身传统则要强调自身相对于西方具有某种超越性,要么寻求自身与西方的共性;但由于过分着力于寻求与西方之间的相同点,反而忽略了自身独特价值的发挥,因而同样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我身份
9、。由此看来,以自我东方化作为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途径,由于手段与目的相互矛盾,其文化身份构建的目的最终必然落空。三、辜译论语的翻译策略及译本的客观效果弗米尔(HansVermeer)等德国目的论学派译论家认为:翻译作为一种行为具有目的性(Vermeer,2000: 221; Nord, 1997 /2001: 19)。既然翻译行为具有目的性,译者整个的翻译活动,包括翻译策略的制定必然受翻译目的的控制。因此,对译者翻译策略进行考察,结合对译本客观效果的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译者翻译的文化目的以及译作是否真正实现了译者的文化目的。本文拟从语言策略和文化策略两方面对辜鸿铭论语翻译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11
10、 语言策略此处的语言策略,是指译者在译作中对源语语言特征和源语文本的语言风格的处理方式。译者在其翻译中可以选择贴近源语的语言特征和源语文本的语言风格,也可能选择使译作贴近目的语的语言特征,或者改变源语文本的语言风格。文本的语言特征涉及语言的句式、人称、语态、语篇衔接和连贯方式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连淑能) ;文本的语言风格则包括词汇、句式、语境和连贯等多方面(Leech &Short, 1981 /2001: 75 - 80)。本文囿于篇幅,难以对文本进行全面的综合性考察;由于语言特征和文体特征二者都涉及了文本的句式,因此本文拟随机从论语第三篇第七章、第十九篇第一章作为语料,对译作与原文进行句
11、式对比分析:例(1) 原文: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见论语第三篇第七章)译文: Confucius remarked, “A gentleman never competes in anything he does, excep t in archery. But even then, when he wins he courteouslymakes his bow before he advances to make his p lace among the winners; and, when he has lost he walks down
12、and drinks his cup of forfeit. Thus, even in this case of competi2 tion, he shows himself to be a gentleman. ”(辜鸿铭 1898: 16)例(2)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见论语第十二篇第八章)译文:An officer of a certain state on one occasion remarked to a discip le of Confucius, saying: “A wi
13、se and good man wants only the substance; why should he trouble about the style?”“I am sorry to hear you make such a statement, ”replied Confuciusdiscip le, “What you would say is true; but, stated in that way, it is impossible for men not to misunderstand your meaning. To be sure, the style comes o
14、ut of the substance, but the substance also comes out of the style. For the substance of a tiger or a leopard is the same as the substance is the same as the substance in the skin of a dog or a sheep. ”(辜鸿铭,1898: 99)例(3)原文:“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见论语第十九篇第一章)译文:A discip le of Confucius remark
15、ed, “A gentleman in p resence of danger should be ready to give up his life; in view of personal advantage, he should think of what is right; in worship, he should be devout and serious; in mourning, he should show heartfelt grief:the above is about the sum of the duties of a gentleman. ”(辜鸿铭, 1898:
16、 169)在例(1)中,原文包含 4 个单句。其中,前三个单句共用一个主语 “君子”; 译文在句子的总体结构上包括三个单句,其中,原文的第一和第二个单句被处理为一个单句加一个状语性介词结构;原文第三个单句包含两个并列连动式,在译文中被处理为两个并列的主从复合句。原文第四个单句为主语加形容词的主谓结构,在译文中被处理为一个表示时间的短语和一个单句的形式. 此外,在行文上,译者大量使用了代词 he (his, himself) ,共计 11 处;代词的大量使用,使译文更加贴近英语句式。原文中及“揖让而升”、“ 下而饮”等两种礼节,在译文中仅保留了第一种“ 揖让而升”,而第二种礼节被译者误解为“失败后饮下罚酒” 。类似的句式处理在例(3) 中也十分明显。在例(2)中,原文的“质”指的是“好的内在本质”, 或者好的品质;“文”则指“外在的文采(仪节、形式) ”,主要指人的外在表现;“鞹” 则是指“去掉毛的兽皮” 。这三个地方在译文中分别被处理为“substance”、“style”和“sk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