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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个时代的书生为什么还有幸福感？读何兆武上学记在很多读书人的书架上，都陈列着卢梭社会契约论 、帕斯卡尔思想录、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声名赫赫的西方经典。这些嘉惠士林的文字，让多少软骨的读书人添了几许钙质！饮水思源，其译者，就是已经八十五岁的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老先生。最近，何先生口述自传的前半部上学记 ，让嗜读现代文史的读者爱不释手，欣然会心。素以译书传经为大业的人，其思想与情感多曲折寄寓于译著中，而视自身的写作为余事。能看到何先生的自传而且是本色鲜活的口述体，当然是今天读书人的一大快事。像许多学人自传一样， 上学记记有先生读书的经历，记有闻一多、吴晗、冯友兰、金岳霖等旧年师友，也记有他对史学专业的理
2、解。但稍有不同而大有异趣的是，在这本学人自传中， “幸福”成了一个屡次提及的关键词。何先生多次谈及一介书生对幸福的理解，谈及他上学的时代“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他曾经与后来成为数理逻辑世界权威的同学王浩正儿八经地讨论“什么是幸福” ，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 ，他们以为“简单的信仰不能等同于幸福” ， “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他甚至想写一本幸福论 ，阐述一下“人的愿望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欲望的满足” 。有时，何先生对幸福的琢磨甚至到了让人笑其迂哉的地步。抗战中，他从岳阳老家去长沙，坐火车只需两小时，结果上不了
3、车，只能逆水行舟。深秋时节，坐着古老的帆船，欣赏一路风景，何先生不禁联想到“一个有点哲学或者历史学意味的问题”：“怎么就算是进步？要说坐火车的话，我们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坐船坐了五天，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火车的优越性。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坐船不仅欣赏了景色的美，而且心情也极好，比坐火车美好得多，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到底应该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者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幸福，这一平民百姓念兹在兹的东西，多次出现在何先生的口中，让习惯了听学院派史学者谈玄说理的读者备感亲切温润。著名学者葛兆光为这位前辈的自传写序，就精当地概括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与幸福” 。自传的整理者文靖，
4、在后记中也说：“何先生那辈人是不幸的，然而战乱、混乱、错乱之下，他却可以活得很释然，愁苦中捡起的是希望，无奈中发现的是有趣。 ”在由衷地感叹何先生笔下那些近于“上古三代”旧事的同时，我常常想：何先生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大半生，万方多难，生民多艰，而那个时代的书生内心为什么还有如此丰盈的幸福感？幸福的基石恐怕是自由。对于读书人来说非常简单，首要就是读书与问学的自由。何先生小时候就习惯“无故乱翻书” 。到晚年，他更是感悟到：“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后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何先生说自己国学根底非常差，但他中小学所读，除了四大名著一类，文学有莎氏乐府本事 、 格列佛游记 ，译书有梁
5、启超的书、严译天演论 、林纾说部丛书 ，野史如清稗类钞 ，艺术如丰子恺孩子们的音乐 、 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 、 西洋建筑讲话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还有“开阔眼界与思路”的科学著作神秘的宇宙 、 物理世界真诠 ；入大学，他更是无所不窥，如国史大纲 、 金瓶梅 ，勃朗宁与济慈的诗、 共产党宣言 、 国家与革命 、 自然辩证法 、 西方的没落 、 新理学 、 中国哲学史 、金岳霖逻辑 、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 、莫罗阿恋爱与牺牲 、 独立宣言 、法国独立宪章 、 罗斯福论自由 、 政治科学与政府 、 经济学概论 、 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 、 圣经等等。有一阵子想学音乐，他甚至借抄过世界名
6、歌选粹等。有过这种五谷杂粮垫底的人，体质还会差到哪里去！何先生读的大学，是迄今为止仍属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 “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就因为那几年生活的自由， “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教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学生呢， “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可以不去” ，因此有了逃课、凑学分和趴到窗外聆听的美好记忆。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
7、歌，也不用呼口号，早睡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在这所今天已经几乎被传奇化了的大学里，何先生读过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自由转系的制度，让他来去自由。在那个时代，真正为学术而学术，让人毫不觉得矫情，而有一种纯粹感。有一次，何先生路遇物理学才子杨振宁与黄昆，听见黄问杨有没有看过爱因斯坦最近的一篇论文。杨说看了。黄问他感觉如何，杨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 ，是老糊涂了吧。 ”有人问出身联大的邹承鲁院士：“为什么当时条件这么差，却
8、培养出了那么多人才？”邹先生回只有两个字：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散漫的学术氛围，才培养了联大学生的独立之精神，铸就了那些群星闪耀的名字。何先生感慨道：“江山代有人才出 ，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自民国讫于现代，时代的底色无疑是灰暗的。但风雨仓黄中的书生，其精神状态似乎一直没有泯却其乐观、昂扬与亮色。何先生说，抗战时期， “生活是艰苦的，可是精神却是振奋，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意在日
9、本的统治下做亡国奴” 。 “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对未来葆有希望，赋予了他们内心的幸福感。按何先生的理解， “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
10、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 。的确，八年抗战，除了汪精卫、周作人那些糊涂虫，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始终坚信中国有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希望。他们执著于永恒的理想，追求普遍的真理，自觉地把个人的志业与国家社会的进步联系起来。这样才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为之一扫而空。记得哲学家贺麟先生 1946 年为其文化与人生作序时也曾说，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伟大神
11、圣的时代。这期间，不但高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也是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了多少艰苦困顿或灾难，然而精神上总感到“提高和兴奋” 。何先生在自传中就深深地咀嚼过这种大时代里的个人幸福感受。士为国魂，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对这个民族的未来没有失却希望，他们才有真正的幸福感可言。这个民族，也才有生存的底气与生机。有意思的是，当我从书店购回上学记时，书店的小姐在里面夹了一张书签，上着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我比你们幸福/它们比我幸福/在湖水中游的鱼/甚至没有衣服。 ”我不懂诗，但却觉得这诗写得真好。知识分子的幸福与自由，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