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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官员低俸的原因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强盛走向衰落的重要转型时期，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发生着变化，明代官员的俸禄却也经历着从明初相对较低到明中期极低的渐进演变过程，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财政并不紧缺的明代，官员的俸禄为何不断缩减？这不单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治国思想有关，也与明朝国家财政收支趋于危机的实际紧密相连。一、朱元璋“从俭治国”的思想。布衣出生的朱元璋体会到了百姓生活的痛苦, 也目睹过元末官员的淫奢，在总结元亡之教训时得出“骄淫奢侈,饫梁肉于犬豕,致怨于神人,逸豫未终,败亡随之。 ”的结论。因此， “廉俭”成为他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官员其要求“勤俭以治身 ”, 对国家财
2、政要求“宜量入为出, 裁省妄费, 宁使有余勿令不足 ”，并采用重典惩贪作为治国之策, 告诫群臣: “朕向在民间,尝见县官奸而弄法，蠹政害民，非所不至。遂使君听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 ”朱元璋由于害怕他的官员习于奢侈而影响其王朝的稳定, 故而要求他的官员保持相对廉洁的生活，朱他的这种廉俭思想自然影响到官员的俸禄问题。 二、俸禄折支制度的特点。明代官员俸禄以品级制度为基础，共分为十八等，实行年俸、月俸双轨制，最初确定最于洪武四年， ，明太祖命中书省、户部制定文武官员的俸禄标准，规定：“正一品九百石，从一品七百五十石，正九品六十石，从九品五十石。省、部、府、县、卫、
3、所、台宪诸司官验数月支。 ”作为俸禄制度的补充，明初沿用历代做法， “听武臣垦荒为业，文吏悉授职田” 。洪武十三年，重定内外文武官岁给禄米、禄钞之制， “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之数。公、侯、省、府、台、部、都司内外卫官七百六十人，凡田四千六百八十八顷九十三亩，岁人米二十六万七千七百八十石。 ”因而洪武十三年以后明朝官员生活进入了较为充裕的一个时期。洪武二十五年，重新规定了官员的品级，但各级官员的薪俸数量并没有变化。因此明代官俸制度的最终确定是在洪武二十五年，洪武二十年确定的薪俸基准成为有明代的定制。然而，在薪俸发放过程中，表面看其数量俱遵祖制，实际采取俸禄折支制度，如：米折钞、折支胡椒与苏
4、木、折支绢布与衣服、米折银等等，仅就米折钞而言，不设钞本、不限额度的发行“大明宝钞”已经使钞票贬值严重，在其他实物折色时完全按照朝廷的需要任意规定其比例，因此折支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严重的变相降俸，冲击着明代正常的俸禄体系。如此一来，明代官员的薪俸制便显得繁琐复杂，官员的实际俸禄水平不断下降。三、职田制度的废除。古代职田制度是官员俸禄制度的重要补充，明代职田的消亡, 加大了明代官员收入的不稳定性，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低俸的程度。自秦汉实行土地私有制以来，历代均承袭授百官田为职田的制度，以此作为官员俸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仍有职田制，史载：“勋戚皆赐官田以代常禄。 ”国洪武十年， “赐百官公田，以其租人
5、充禄。指挥没于阵者，皆赐公田” 。 明太祖实录亦载：“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人充俸之数。公、侯、省、 府、台、部、都司内外卫官七百六十人，凡田四千六百八十八顷九十三亩，岁人米二十六万七千七百八十石。 ”但随后“令还田给禄米” 。职田的取消，大大降低了官员的实际俸禄水平，尤其是地方官的俸禄。顾炎武分析：“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则吏之廉矣。 ”职田制度对于增禄，稳定地方低级官僚队伍有着重要意义；职田制度的废除加大了明代官员收人的不稳定性，也大大增加了明政府整顿吏治的难度。四、明中后期财政困难。在推翻
6、残暴元朝政权后，明代皇帝朱元璋及其大臣们制定了农业国家最合适的制度：重农抑商。对帝国来说，这是个必然的选择。明太祖显然希望创建一个政府稳定、老百姓安分守己的帝国。于是明帝国满足于自给自足，无需进步和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了。因着制定国策的原则，我们就可以看到原则下的国家财政制度，及其内敛的特性。明代初期的税率很低，以田赋收入为主的中央政府只征收不到田地 1/10 的收入。在明代，中央政府的开支主要是军事、官俸与公共建设。因为明代有其独有的军屯制度，明太祖颇为自豪的宣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虽然军屯的实际效果很值得怀疑，但不可否认在明初时期解决了部分军事开支。行政方面，中央政府采取的是乡村
7、自治的管理，明初官员的数量很少。至于公共建设，除了修筑明长城、修宫殿、维护大运河外，明政府并没有进行太大规模的公共建设，这方面所需资金很少。但明帝国并未意识到低税和低效管理的弊端。也许有所意识也缺乏改革的动力，毕竟在缺乏强有力竞争的环境下，国家就会舍弃积极而走向保守。并且明代财政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户部控制的并不是国库的全部。户部从来没有如今天的中央财政部门那样统一规划过所有的帝国资源，其他五部都有独立的财政自主权。其二，明代初期，最大税收的田赋并不征收金银，而是征收粮食，只有矿税等税收是金银形式上缴，这部分银两不多，基本放入了内承运库。在偶尔的情况下，田赋折合成了金银，就送往南京作为武将的
8、俸禄。明代的财政制度是从明太祖朱元璋时候就确定下来的。终明一代，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财政改革，诸如嘉靖皇帝的改革和张居正的改革，但后继君主的野心和才能没有能超过开国皇帝的，加上制定国策的原则不可能得到改变，改革计划往往受限于财政改革的过于复杂和行政效能的十分低下，所以改革没有真正使国家财政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在明代中期倭寇之患、万历三大征的巨大国力损耗后，明代末期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外有满族人的入侵，军事开支骤增，国库资金收入远远不能应付其巨额开销，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将帝国政府置于崩溃边缘。因此，在缺乏积极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加之内忧外患引发王朝财政危机不断加深的明代中后期，大小官员希望增加俸
9、禄的愿望也是不切实际的，相反，他们的俸禄只有不断被克减的份了。五、宗俸支出与漕运艰难宗俸支出使得明政府每年耗费巨额财政来维持其“食禄而不治事”的寄生生活，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严重负担，客观上影响了官员的实际俸禄水平。明朝初年，诸王公主人数不多，国家财政尚能支付。至明中叶以后，宗室人口繁衍迅速，数量庞大，根据徐光启计算，宗藩人数大约每 3O 年增加一倍，洪武时“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 ，而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则“见存者不下八万” 。嘉靖时担任礼部尚书的梁材道：“河南初封周王一府，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俸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员，共岁支禄米六十九万二
10、百五十石” 。同时，梁材列举了山西、山东宗藩及禄米数量，指出：“山西宗藩数为 1851 人，岁支禄米 872306 石；山东宗藩数为 361 人，岁支禄米 139237 石。 ” 嘉靖后期，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林润上书朝廷，不无忧虑的谈了宗禄问题给国家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他说：“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就是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俸、军饷皆出其中乎!”礼科给事中张国彦也说：“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石，而
11、宗禄粮则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 ”再次，漕运困难。漕运是我国两千余年封建集权王朝的生命线，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补给线。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视为国家之大政。史载：“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 ”后因“海运多险，陆挽亦艰。 ”永乐九年二月乃命尚书宋礼、侍郎多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历经数年， “自是漕运直达通州，海陆运俱废” 。在明代，京杭大运河承担着漕运之重任，漕粮北运主要倚仗大运河。因此漕运的兴衰客观上也制约了明代官俸政策的推行。 明代官员的俸禄演变足以提示我们，官员俸禄的多少应科学规范的制定，并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时调整，适当的俸禄水平是确保吏治清廉的必要条件。中国古代史 2012110311 李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