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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自日语的汉语词汇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词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随便举例， “经济”在古汉语里的意思是“经世济民” ，和现代
2、汉语的“经济”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日语对 Economy 的翻译。 “社会”在古汉语中是“集会结社”的意思，日本人拿它来翻译英语的Society。 “劳动 ”在中国的古义是“劳驾”的意思，日语拿它来译英语的 Labour。 “知识”在古汉语里指的是“相知相识的人” ，日语拿它来译英语的 Knowledge。而我们又统统把它们变成了中文。（附参考资料：几十年来如何看待日本：100 个理由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胡平）第 16 节：全是來自日语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
3、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賦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並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語、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來。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申请、解決、理论、哲学、原則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來语 ，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來自日语。经济学 和哲学，在中国以前叫 资生学、智学 ，-听起来后者倒是像日文，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与此相似的还有政治 、经济两词
4、，汉语中过去的 经济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能用经济 来治理国家，必须用 政治了，而且还得是 无产阶级政治，而这无产阶级 一词，也是从日文里引进的。当年大量新名词涌进中国，曾引起一些人惶恐不安，犹如自家的祖坟就要给人刨了。即使维新派的一员大将张之洞也有点担心，他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即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 中的名词二字就是一个新名词，亦来自日本。试想想，如果能够像抵制日货 一样，中国人大义凛然地彻底地扫荡去这些来自日本的词语，现代汉语将会陷于怎样尴尬乃至无助的境地？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
5、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律师、代价、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法人、重婚罪、条件、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真可谓俯拾皆是，或者说天网恢恢，无可逃匿。 若我们硬要逃匿出这张大网，那就有很多话说不成了，尤其是台面上的话，它们纷纷扬扬，断成了一地鸡毛，而我们这个十分注重台面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只能失语 。更重要的是，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
6、方面的新意，还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每当想起中国人用以思考、对话、演说、写作的大量概念中，竟有 70是来自于日本人的營造，我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日语词汇的大量涌入，对一百多年來中国人的思維，一百多年來的中国文化，因此，也必然对一百多年來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管说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人与对象之间，都隐隐约约存在着一个第三者日本。一个时期的出版物，总是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化走向。1896 年-1911 年，是日文书被翻译成中文的高潮，共有 956 本日文书被译成中文，1912-1937 年间则有 175
7、9 种；相比之下，在 1896-1911 年间，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 16 本而已。而在明治维新之前，仅在中国国内印了一两版的魏源的海国图志 ，传到日本后被大量地翻印，一共印刷了 15 版，价钱一路走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书，明治维新的不少重要人物就是在它的影响下提出开国论 ，反对锁国论，终使维新取得了成功。在大量翻译过来的书籍中，以大中小学校的教科书为大宗。这些新教材铺天盖地，铺向不久前仍在被读四书 五经之声缭绕的中国的城市、乡镇。1904 年 1 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癸卯学制，它模仿的是日本的教育体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高
8、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为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四年，自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二十一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当时，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使用何种教材便成了新学与旧学的标志之一。教科书外，中译书里还有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它们大大抬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一些新的颇为科学的学术规范得以形成。以历史写作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河清海晏，泾渭分明。日本学者桑原紫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取西洋上古 、中古、 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
9、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此书翻译出版后，一时间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便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一位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人发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翻译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们完成的。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有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在主张派留学生赴日本的权柄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 1898 年所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强调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10、：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下）日本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大概是做了千年的学生，一旦做起先生来，那脚下便立马垫起了高高的优越感。1898 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日之外交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日本人愿出这笔银子，并非出于侠骨柔情，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当然不是为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且这笔钱在清朝的巨额赔款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以清国留学生会馆在 1903 年所作的调查为例，
11、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 19 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 175 人，浙江 154 人，湖南 130 人，湖北 126 人，广东 108 人、直隶 77 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这除了反映出当时各省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仅仅过了三年，1906 年赴日本的留学生达到了 8600 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里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以及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 8000 人。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中日
12、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 （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 ，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 ，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 70是从日本输入的，
13、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 ，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20 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
14、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 “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 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 。在一段时期内， “电话”和“德
15、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 “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 ，不如电话之切。 ”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 Club 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 ，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
16、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 “自然”译“nature ”，用“文学”释“ 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 、 “治国平天下” ，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