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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秀成陈玉成交恶考：兼论农民领袖权益相轧上海社会科学院 盛巽昌1858 年春(清咸丰八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离安庆南下江西，几次拒绝返京。天京初中军中缺乏总理军国的核心人物，由此，洪秀全选拔了一群后起之秀，共撑天国危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22 岁的陈玉成和 34 岁的李秀成。 太平天国后期，灾难相迭，靠陈玉成、李秀成和其他有作为的将士齐心合力，在薄冰上走过了曲折险夷的七、八年路径，为此建国前后不少专著、论述，众口一辞地把他俩誉之为“太平天国后期力撑艰险的中流砥柱”，更有以此把两人关系，说成是如胶似漆的战斗友谊。察其所源，当溯自李秀成自述：“至陈玉成在家，与其至好，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
2、天朝，格宜深友”等语。质之于史学界从来奉李秀成自述为研究太平天国圭臬，引证作据，且加以增饰，为之人物心理化和形象写真，其中较早也颇受注意的是凌善清编写的 1923 年版太平天国野史：“在军中与李秀成独相得，洪仁玕倾轧秀成，玉成每调解之；玉成死，秀成闻之，叹曰：吾无助矣。 ”(陈玉成传 )“ 阴指秀成为叛逆，而出之于江苏，秀成将行，叹息曰：英王死，吾无以自介于干王矣！先是秀成攻苏州，城全克，仁玕忌其功，为天王作书谕秀成陈玉成自安徽驰书止之，秀成始得克江苏。仁玕又尝以外交家自命，以寄书招白齐文，欲任以军事秀成建议白齐文浮滑不可持，实无战才。仁玕怒斥秀成通敌阻大计，欲诛之，玉成复为介之，固得免。玉成
3、，仁玕之妹婿也，有功于仁玕；仁玕信之，故秀成云然， ”(洪仁玕传) 见于辛亥以来民风之推祟太平天国，作者是祟仰李秀成其人其事的。他以陈玉成陪衬，托出李秀成的大将风度，以致于参照传统文化忠佞之争故事，编造李遭毁害，赖陈相护，甚至还不惜于陈玉成被俘、与清人裕朗西论评太平天国将才，故意在字里行间添上李秀成名讳， “乃举太平朝诸将以绳之，则曰：皆非将才，唯冯云山、石达开、李秀成差可耳。 ”(陈玉成传 ) 此外，他还编造了石达开出走前夕，曾招陈、李同行；陈已发兵，见李不动，才未随石行动，以此标明李秀成谋略甚深和颇识大体，均高于陈玉成多矣。 太平天国野史有心或无心的错位，始作为俑，以致后来者引为模式歌颂，
4、凡涉及陈玉成和李秀成关系，多循此为据，誉美是农民英雄种无可伦比的德行，同气相求的阶级友爱；并称之为两人合作则天国存，两人分道，各自为战则天国危。它还见自某些戏剧，如 40 年代风行大后方的话剧忠王李秀成(欧阳予倩著)，也有以陈李真挚友谊插曲的，生动地写明了李秀成听到英王因天王封锁长江致使被迫北走寿州被俘而悲愤失去了“好兄弟”。这种叙述和描写，见之于传著和其它形象思维之作，那就更多了。 陈玉成、李秀成是否真象所叙哪样真挚的阶级友谊？ 鉴于陈玉成、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价值，又都是走进中国近代史的农民代表，正确地认识他俩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对于理顺太平天国后期重大史事、特别是认识大小权益的农民
5、领袖所错位的价值法则和传统观念的历史惰性力，将是有益的。 (一)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到定鼎南京，席卷大江南北，在 18 年间，几乎是无日不战。天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机构，一切都是隶属和服从于军事斗争需要，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管民也是为了支援战争。这些政权只是军事深化的特殊机构，洪秀全以上帝教义创建的天国，从来就处于广设武备而文教不敷的断裂带。农民文化的素质，又往往很难赐予政权建设改革和创新，而它的旧文化传统的规范所产生的影呐和作用，又使自上而下的领导层恃恋故怀旧的政治意问、民族姿态和心理并发的凝固化思维定势，而建构宗法式政治，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仍是按习惯、凭机缘、乡土的政治情感，这种源于中华
6、民族国民性典型特征之一的人情观念器重的“信”、 “义”道德伦理原则构建了太平天国农民，其中也包括陈玉成、李秀成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价值。 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是拜上帝会成员，他们自广西封闭山区参加太平军，都是一步一个台阶走上领导层的。太平天国是单纯的农民革命运动，使无数农民英雄在战斗退路上，有很多行为相似处。诸如两人都经过首义时期“大锅饭”极端平均主义的生活，在 1851 年永安州(广西蒙山) 围城中，都因开朝建国的参予者，封为两司马。陈李在 1853 年 3 月进入南京后，是军帅级，列 1856 年春，救援镇江前夕，两人已分别是丞相和副丞相了。 但是，见于教育的环境和环境的教育的倾斜，在实践活动中，
7、常致使有相同出身、经历和仕途的人们，因原有教养和文化索顷的差异，以致在军事斗争方式外的政治活动和人际处置，两律背反。 少年陈玉成 14 岁参加金田团营，与本族伯叔子弟蔚然结成为一个宗族圈。他虽然阅世较为单一，在易形成世界观的可塑时代，接受了太平天国“灭妖魔”、 “救世人”、 “扶圣君”等系列“斩妖留正” 黑白分明的思维定势，但同时，在理性上却也不断完善自己的封建家法意识、框架和图式。 长于陈玉成 12 岁的李秀成，在参加太平军前，就有与众不同的复杂经历，他是多职业者， “种山、帮工就食” ，还在塾馆当过伙夫，常听塾师“ 讲解忠孝节义 ”(学术论坛1980年 1 月)，使他心理的多层面，易于适应
8、不同的环境，所以，李秀成在参加太平军前，就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他在接受太平天国教义时，也保留了原来的心理机制和价值观念。只是因为多经折磨，形成性格内向。但当他随着时空变迁的权益有所扩充和变动时，他那小生产者扭曲的狭隘心理，就会骤然膨胀。比起陈玉成，李秀成的文化知识在同层次太平军将领中，可以况是佼佼者了，上马能杀贼，下马能露布，这更使他自我感觉良好，成为自傲于同侪的资本；从而在权益位移后，因财产和权力的不断再分配，而产生对他人、包括曾对已有恩义、患难相交的知己相轧。这种天平的砝码的倾斜，在具备小生产者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的李秀成处，由于他的气质和经历表现得尤为突出、尤为典型。在与陈玉成关系中，他是
9、双方产生和扩大矛盾的主要承担者。 人们对社会权益的狭隘心理，制约着人际的狭隘关系，而作为陈玉成和李秀成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他俩最终与社会权益再分配的明争暗夺。这种出自农民领袖的思维定向，很难对他人、对自己行一个比较符合情理的正确姿态。从而随着权力位移再分配，一种原来隐藏、沉迷和处于萌芽状况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了。 (二) 李秀成在自述中多次提及陈玉成。 一部自述洋洋四五万言，主要记述天国后期的军事斗争，回避陈玉成的事迹当然是不可能的。 范文澜评论太平天国宗派思想，以为“英忠两王间分歧。英王在上游苦战，不向忠王告急，忠王也不出力援助，自向下游用兵，两王间意见不一致，多少流露在李秀成自述
10、里”(中国近代史)。这在 40 年前的写法是很有见地的。 其实，军事斗争毕竟只是表象。 “李秀成自述” 是写给曾国藩看的。文为时而作。他不必要贬值陈玉成，或暴露与陈的不正常关系。它还得须以有限的时间向曾氏兄弟倾吐自己的无限才干和价值法则。所以我们可以以“自述” 为蓝本，认识陈李关系因时空变化所发生的交合分离过程，由此认同他们间的权益相轧。 陈玉成和李秀成共同参加的战役达九次。 第一次，1856 年 2 月到 8 月一破江南大营之战。这段合作，李秀成为之神往，他栩栩如生描绘了陈玉成驾小舟沟通援军与镇江守军联络事，这在通本自述中也不多见。 第二次，解救桐城之围。1856 年 9 月，陈、李先后援救
11、皖南。李秀成在桐城被围，陈玉成移军救桐城之围。两面合攻，清军大败。李秀成称赞陈玉成先人后已。 第三次，进攻皖北。1857 年 3 月，陈玉成、李秀成合兵攻下安徽霍丘，交与张乐行；尔后，陈引兵向正阳关，屯兵太湖、潜山；李秀成屯兵六安、霍山，互为犄角， “然后轻骑约成天豫与安省会议。 ”当时李秀成兵单，须靠陈声援。 第四次，救镇江。1857 年 12 月，陈、李合军东进， “救出镇郡之兵。 ” 第五次，攻破江北大营。1258 年 9 月，两军合作，打垮江北大营。 第六次，三河战役。1858 年 11 月，陈玉成西援安庆，李秀成随后而去。在三河、金牛洞全歼湘军李续宾主力，并配合作战，收复桐城等地，皖
12、围立解。此时陈提出约李秀成相助，李也全力相助。 第七次，二郎河之战。1858 年 11 月，陈、李在安徽太湖会议，陈玉成不听李秀成劝，进军二郎河，先胜后败，得李接应，仍是回太湖。说明彼此关系仍很好。 第八次，进攻浦口、六合。1859 年 11 月，因薛之元献江浦降，天京三困。陈玉成应李秀成求，自庐州(合肥)来援，两军合解浦口、六合之围。 第九次，歼灭江南大营。1860 午 5 月，陈李两军，合歼江南大营，并直下苏常。 李秀成自述无遗漏地记录了他与陈玉成从 1856 年到 1860 年的整整四年联合军事行动，两军互为声援、互为犄角，在敌人包围圈中，渡过一个又一个同享苦乐的难关。九次交合，战争的磨
13、炼，使陈、李两部由几千人的偏师，扩大为拥有各有几十万人马的主力。战争锻炼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可是战争也促使家大业大权大后的农民将领小生产意识膨胀，不断要求扩大既得权益的势力圈，竭力构架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威主义和人格感召力。表现在 1860 年攻占苏常地区后： (一) 天京政权由中央集权逐渐改变为地方分权制，形成由军事统帅割据领地的分裂局面，造成天国的多中心；诸王的权力化，更使局部的行动、分散的行为规律化，从属于地方最高领袖个人意图的神秘圈； (二) 诸军事统帅都有自己所辖地盘，各分珍域；在此圈圈里有自己的完整体系：官吏设置、田粮征赋，他人包括天京政权都不得染指； (三) 诸军事统帅都有自己的军队，
14、有兵就有权。被此都为扩充自己军队不择手段，诸如兼并、诱骗他人军队、招降纳叛。李秀成对陈坤书愤懑，并非陈犯纪，而是因他带走部队，直隶于天京指挥，使李损失了部分实力。 陈玉成和李秀成在四年并肩合作时期，即因时空的变化，权力的扩大，以坐井观天，因自我膨胀造成错位，以致对自己的价值观念放在非理性的一端。从而因权益的不断再分配，引起彼此心态的严重倾斜和心理失衡。陈玉成、李秀成都是靠战争建立功勋、获得权益的，故也必在战争中所获得的权被而深化潜伏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小生产者传统的平均观，同患难易，共富贵难，常因权益变化要求重新分配、调节；这种过程，致使后期太平天国内部，包括陈玉成和李秀成之间，将处在一个相
15、轧相煎、而又难以摆脱的陷阱中。(三) 陈玉成和李秀成在实践中取得一个共识：有军就有权。 他们在大小战争中，都采取了(一) 扩充军队；(二) 扩大地盘；( 三)争取同盟者，排挤对立面。竭力使军队私有化，以致完全改变了前期的军事制度，外征兵将，没有自己的直辖军队；归京后，就要交出兵权。可是后来就不同了，天京中央的政权只能命令京师和附近城镇部队；天王仍因安庆失陷，革陈玉成王爵，也因李秀成不遵命令，几次申斥、革职，但因为他们的军队体系已形成宗法关系，由家族的亲戚和友朋控制；所谓革爵、黜免都只是形式上的，即使陈玉成、李秀成本人顺受，他们的部属也是不答应的，这种矛盾在 1861年 9 月安庆失陷后更突出了
16、。 洪秀全和天京政权千方设法想把军队统一辖于中央，可已是尾大不掉了。 这是因为诸军事统帅都已建立了一支直隶个人的大部队，其中特别是陈玉成和李秀成。1856 年 2 月，陈玉成救援镇江时，所隶部队是属于天京政权的，他是不能自己招兵买马，增充军队的。但在次年，陈援皖三次进入鄂东黄梅和豫南固始、项城等地，大批容纳饥民，兼并地方部队，如叶芸来(潜山) 、蓝成春(三河) ；在援镇江后，使吴如孝部归于麾下，1858 年初，他代石达开驻节安庆，凡淮南、皖西各支太平军多隶于麾下，成为后期拥有军队员多也是最有实力的一支部队， “京外之事问英王”(洪仁歼供词，引见肖一山 清朝通史)，这是能捍卫安庆和天京上游的主力部队，所以洪仁玕说， “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木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 ”（洪仁玕自述 ） 有军就需要地盘。有地盘才能供养军队、扩充军队。陈玉成是将安庆及其附近淮南、皖西之地作为自己势力范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