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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浅谈“清谈”误国论摘要：魏晋时期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绚丽时代的脉搏。面对时人和后世众多学者们所认定的清谈误国论，我们是否也应随其波而肯定清谈之罪名，如若不是，清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且为何会担当这样的罪名？关键词：清谈清议王衍士人魏晋时期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绚丽时代的脉搏。魏晋所谓清谈指的清雅玄妙、高蹈超俗的谈论，它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根基的注重形式、追求玄理的哲学性谈论。关于清谈的起源，从思辨方式（主要表现在品评人物方面）的
2、角度上来说，一般认为它起源于东汉时代的清议。 “清谈的来源是有史可征的。它的前身是太学中的清议”1“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和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2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专横，宦官祸乱，政治社会都变得动荡不安。太学生聚集京师，由于不满当时博士们流于繁琐的章句之学，于是便形成自谒名师，治求大义的风气。是时太学生三万馀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前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之徒，仰其风 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 （袁宏后汉纪桓帝纪上）这些太学生聚集京师又是名门世族，目睹当时政治社会
3、的黑暗，遂逐渐转移其视线于实际问题。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序 ）这种为抵制宦官势力的专横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士人阶层的严酷压迫的迫切现实需求，是产生清议这种抗议性谈论的重要原因。而“清谈”一词成为明确定型的用语并频繁出现于古籍中，是在经历党锢之祸十多年后的灵帝末期至献帝初期的约十年间。换言之，它始于汉朝末年混乱时期地方官员的谈论：（青州刺史焦和）入见其人，清谈干云，出观其政，赏罚淆乱。（袁宏后汉纪二六）（郑太）对（董卓）曰：“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
4、，执锐之干。 ”（范晔后汉书郑太传 ）从上述文字叙述看，这些“清谈”都是以人物评论为主要内容的谈论，之所以称之为“清谈”是因为它是以自己所持儒教道德高标准以评断对象的“清而正的谈论。 ”但是因魏晋时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环境，名士言论受到了惨毒的打击， “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魏志一八李通传 ） 。谈论之风遂由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渐趋于抽象， 现实性的谈论变化转移为抽象性谈论，由实际政治讲到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由人物品评讲到“才性四本”以及性情之分。到了正始以后，清谈一词，遂指玄理虚胜之言。由此可见，魏晋清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自后汉桓帝时代到灵帝时代，又到正始玄谈的一个发
5、展过程，清谈这个名称的意义自汉至晋先后经历了三种演变。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清谈条曰：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此正始以后何晏、王弼诸人之清谈，而以老庄思想为内容也。另一边则谓清谈与清议为同一语3，亦即是人物品评之含义。如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孙尹举毅为青州大中正表云：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第三种清谈，则是士大夫平时之雅谈。 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云：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而这三种不是同一面貌、更不是同一内容的清谈，按其演变之过程可分为前后两期4：魏末西晋时代和东晋一朝。而这两个清谈活跃的时段，即后汉末期经三国鼎立而至当时魏晋交替约一百年间，正是内乱外患
6、连续不断的罕有的动乱时代。在这段盛衰交替频繁的历史中，清谈始终贯串其中并扮演着一个为后世甚至时人诟病的角色。唐代房玄龄等所著晋书中引用了如下一段话，这段话出自 西晋末在琅琊王司马睿幕下任镇东行参军事的陈頵呈上司王导的书信中：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绩，浮竞驱驰，互相贡騫，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老庄之俗倾惑朝野，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洽丧。 （晋书陈頵传 ）陈頵后补为琅琊王司马睿的录事参军，他目睹王氏的属官敷衍塞责，蔓成弊风，遂又上呈意见书于琅琊王，其中道：诸僚属，乘昔西台养望馀弊，小心恭肃，更以为俗，偃蹇倨慢，以为优
7、雅。至今朝士纵诞，临事游行，渐弊不革，以至倾国。（晋书陈頵传 ）王船山宋论卷十四论酷刑一段中有云：“异端之言治，与王者之道相背戾者，黄老，申韩也。黄老之弊，掊礼乐，击刑政，解纽决防，以与天下相委随，使其民宕佚，而不得游于仁义之圃其尤弊者，晋人反曹魏之苛核，荡尽廉隅，以召永嘉之祸。 ”又东晋建国之初，应詹上疏元帝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晋书应詹传 ）又卞壶亦曾对当时贵族子弟企慕王澄、谢琨等放诞性行的世风表示愤懑，有一次在朝中正色呵斥道：悖理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 （晋书卞壶传 ）东晋建国约四十年后，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
8、温北伐而如洛阳城， 世说新语轻诋篇载有如下逸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属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又“王夷甫诸人” ，谓王衍及其属下的王澄、谢琨等等当时崇尚浮虚放达的“清谈”之徒。这位西晋末“清谈”首领人物王衍，在永嘉年间五胡乱华时任三公之首的太尉官职，他因羯族石勒而被抓捕，在临刑之际顾左右而发悔恨之言：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晋书王衍传 ）要而言之，根据当时人对时局的批判及自我反省可以看出，西晋末期中原一带以门阀贵族为中心的大量汉人之所以被蹂躏甚至于沦落到被迫流亡南渡的悲惨境地，原因
9、除了在任用官职方面尚虚名而贬实效的腐败外，还由于特权阶层中沾染了老庄思想的“高玄”习气，他们以勤勉奉职为“俗” ，以虚骄放诞为“雅” 。而最能象征当时特权阶层这种腐败堕落的，正是以王衍为代表的西晋贵族们的“清谈” 。世说新语轻诋篇桓公入洛条刘注引八王故事云：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 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然而，迄至六朝贵族制最为强化且臻于成熟的东晋，这一百年间，贵族们对西晋灭亡的原因已然有所认识，他们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强调这种实际价值的“清”与“俗” 、 “雅”与“俗”的区别，更进而促使玄学性“清谈”的多样化，以至这种风气流行风靡而
10、臻于鼎盛，这是否表示实际上清谈是枉担了误国之名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魏晋之际，随政事推移，清谈名士亦未尝没有风云之志气，欲立功名以自建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晋书阮籍传卷四十九） 。嵇康有奇才，远识不群，钟会言于司马昭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尔。 ”（晋书嵇康传卷四十九） ，结果是以“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而被诛。知识分子稍有智思者，几无一得善终。 晋书向秀传卷四十九所引：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司马氏的咄咄逼人，向秀的委曲求全，从中可
11、以窥见此时的士人们采取的是背对冷酷现实的处世方式，遂宜与现实权力相混，而趋向腐化虚伪之一途。曹魏凭借汉之宗主而取得政权，司马氏复又凭借曹魏而取得政权。此时期之知识分子，无论是当权者、 依附者，抑或是反对者，于政道及治道，皆无清楚之政治意识与鲜明之政治思想， “无健康之道德意识，无客观而积极之政治思想，则寄托浮萍之余生于玄理以稍放异彩，似亦势之必然也。悲哉魏晋人之聪明，而亦美哉魏晋人之聪明！知识分子欲有保障其生命与存在，舍以健康之道德意识与积极而客观之政治理想，为其理性存在而奋斗，盖别无他途焉！”5而这“理性存在”正是清谈。清谈家们不再是希企高远且不甘随波逐流之士大夫，以“无为自然”为基础的清谈
12、成为士人们保全自身的避风港，成为士人们寻求内心精神与现实相融合的平衡方式。此时期清谈的主流虽始终保持着娱心悦耳的基调，倾心于高蹈而梦幻式的老庄思想，标榜“无为自然” ，但是进一步观察的话，可以发现“清”的意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清谈家们在沉醉于“声无哀乐论” 、 “才性四本论”诸如此类的抽象命题之时，为清谈依附上了可以令自身安立于世间的思想系统体系。 “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 ”（晋书嵇含传卷八十九）其中“借玄虚”最为典型的就是自然与名教之“将无同” 。 世说新语政事类云：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
13、况人乎？天地四时即所谓自然也，犹有消息者，即有阴晴寒暑之变也。出仕司马氏，所以成其名教之分义，即当日何曾之流所谓名教也。自然既有变易，则人亦宜仿效其变易，改节易操，出仕仇矣。 司徒王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 ”（晋书阮瞻传卷四十九）孔子贵名教，老、庄任自然，此儒、道两家之所以互异也，而魏晋人以“无”为两家字同，从对立到统一，清谈家们将其作为清谈之核心内容，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用一已有的旧说释上新意以辩护其立场。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此说意谓自然为体
14、，名教为用，自然为名教之本。既然名教原是取自然而设，则不独须贵名教，亦当兼明自然。有了此说，山涛、王戎、王衍之辈，自可兼尊显的达官与名士于一身，既享有朝端的富贵，又存林下的风流。而清谈则成为清谈家们用以掩饰其虚伪与懦弱的障眼品。而当时王衍之辈的清谈能够“遂成风俗” （晋书王衍传 ） ，考察其原委，恐怕当追溯到早先魏晋之初所制定的“九品官人法” ，这一“官人法”是曹魏建国之初的黄初元年（220）由文帝曹丕根据尚书陈群建议而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度，它是一套划时代的官吏任用制体系。该制度为了网罗天下人才，规定在各州郡设立一个举荐人才的官职叫“中正” ，它以乡品为基础资料将人才划为一至九品，人才被归类为九品不仅决定了他初次任官的职位，而且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