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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叶燮诗变理论的关键词李晓峰 内容提要：叶燮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源流） 、文学体现的时政特征（正变） 、创作主体实现变的手段（因创） 、阶段性呈现的消长（盛衰） 、读者期待视野中变的界限（新旧） ，系统论述了诗歌发展变化规律，其中“源流本末” 、 “正变盛衰” 、“沿革因创” 、 “成熟新生” “温柔敦厚”作为叶燮描述诗歌发展变化规律的关键词，作为文学生存发展的内部动力、呈现方式和实现手段都有其不可缺少的价值。关键词：叶燮 诗变理论 关键词Ye Xie poetry theory of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the key words纵观叶燮诗变理论的逻辑思路，既然
2、三百篇之源，有正变，无盛衰，因此，作为历代诗歌之流，也自然有源之正变属性，但“正变”非递降，自然非以正为盛，以变为衰，盛衰只是相对意义上关系的呈现。递降盛衰论标准推翻之后，诗歌历史实践意义上的标准究竟何在？因创。叶燮认为真正推动诗歌历史发展并因此呈现相对盛衰意义的是诗人维持常态的“因”和打破常态的“创” ，这是考察诗歌史的依据，诗歌史的盛衰阶段论也应以此为准绳。因此从诗歌史出发的意义在于以诗人创变来解决诗史的分期，以此结束依附于社会政治的朝代分期论，揭示出诗歌发展的自律性学科意义。一、源流本末：诗变前提论源流本末，是叶燮解决问题的史的理论前提。从史的角度出发，叶燮建立了诗歌同源发展论。诗歌之源
3、的属性就是历代诗歌之流的属性，因之， 三百篇之源，无盛衰，历代之流，末的变迁，也无盛衰。盛衰是诗歌总体性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标准，诗歌自身的发展并无盛衰，也即盛衰是历史相对标准，发展是当下实践标准。诗始于三百篇，而 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 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 、辞句递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 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 1在此，诗史的意义在于整体观念
4、的建立。历代诗歌发展的相承性决定了其各自存在的价值，诗歌发展也因此是一脉相承的运动，任何割裂诗史意义的阶段论都是不必要的。当把历代诗歌演变现象纳入诗史的整体宏观视角，盛衰之论也只是相对论意义上的历史定位而已，因为诗歌本身的发展是无限的，自然会呈现新一轮历史的盛衰，因此也就无真正意义上的盛衰之论。其实也就是说诗歌实践本身无盛衰，只是在诗歌史意义上呈现了“综千古而论”的相对盛衰，因此诗歌评判不足以盛衰为论，因为史的标准不足以解决诗歌发展的创作实践标准。当以发展的眼光看诗歌，把诗歌纳入无限的史的汇流中，诗的新变也因此取得了无限的可能性。更新不仅在于可能，更在于合理，以公允的眼光看历代诗歌和当下诗歌的
5、发展。叶燮诗变的意义其实首先在于解决如何看诗歌的标准。标准的问题解决了，诗歌也就不急于一次次在方法的问题上困惑，如复古和反复古的运动。因此，诗歌既然不以盛衰论，面对现实诗坛流行的今不如古的倾向，叶燮抛出了解决问题的实际针对性：乃近代论诗者，则 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谓 唐无古诗，又谓 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 然又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说。其 说胜 ，则出乎 陈腐而入户颇 僻；不胜则两敝，而诗道遂沦而不可救。 2（原诗内篇上）这是叶燮的诗道救亡论从史的意义上出现的第一次回流，既然诗史变迁，盛衰相对，诗歌发展
6、中任何以某一阶段诗歌审美标准为是的行为都不合时宜，过分夸大盛唐和以此方式崇古，都是割断史的纽带的历史崇拜，而新变的意义在于演化历史，无限制成为新的历史。因之以时代标准为审美标准显然是造成称诗者局面混乱的原因。叶燮原诗之“原” ，也本在匡正“杂而无章、纷而不一”的批评作风。而这种“称诗之人”之所以带来的时代弊病在于不知诗史的总体流变特征和实现这种流变的诗歌主体心理特征，因之叶燮接着说：由称诗之人才短力弱， 识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诗之源流、本末、正 变、衰盛互为循环，并不能识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孰 为沿为革，孰为创为因，孰为流弊而为衰，孰为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 缕分之，作者简
7、介：李晓峰（1975） ，女，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基金项目：新疆大学 2006 博士启动基金 0702542兼综而条贯之。徒自 诩矜张， 为郛廓隔膜之 谈，以欺人而自欺也。 3这里作为称诗人主体素质之一的“识” ，是指既不能从诗史流变的总体特征把握诗歌的整体运动，又不能从实现这种运动的诗歌主体特征，辨明盛衰之所以然的沿革因创之深层原因。基于史和诗两者的匮乏，面对诗史因之盛衰的历史局面和对实现这种局面的历代诗人因创才力大小的评判，就显为“郛廓隔膜”之谈，叶燮后来以流变为中心的诗史价值标准论（正变盛衰）和以诗人主体实践为中心的诗史分期论（沿革因创） ，就以此展开
8、。因为从史的标准出发，正变盛衰只是历史相对标准，从诗歌创作标准出发，是诗人的沿革因创，这是决定诗歌的实践标准，史的标准是意义标准，诗的标准是创作标准，因之从诗变的历史标准，叶燮最终落实到决定诗变的诗人因创实践标准，这不仅意味着标准的下移，而且是作为对批评家批评能力的最终落实。叶燮批评体系的建立也正是本着从史到诗，从诗史的变到诗人的创，这是对称诗人所应具备的“识”的双重性标准的强调。从诗史本源到批评家不识本源，叶燮把握到诗歌混乱局面原因之一，在于史的意识匮乏。可以说有了清醒的诗史意识，能从诗史源流的滥觞，辨明一源为本，迁流为末，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在叶燮看来，除了三百篇 ，后来的诗歌之流都
9、是“末” ，任何“末”的位置都不足以作为“本”的标准来效仿，崇唐宗古之见，也自然不以为据，因为尾随“末”的标准，其实已离“本”远矣。二、正变盛衰：诗变相对论正变、衰盛，是叶燮紧接着源流本末提出的一对价值判断标准。因为在源流一体的整体观前提下，首先呈现的便是诗史阶段性发展的正变盛衰运动形式，但这种在诗史上呈现的运动发展模式却无形中充当了评判和指导当时诗歌发展的实践标准。面对这种史的标准和当下实践标准的严重脱节，叶燮重建诗歌批评的原诗之“原”也意在从史之源，回到当下诗歌批评创作实践。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开篇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 ”就以常为文体之正，以变为文之新。常有体，变无方，故常
10、变常新。正变之时政特征系之于诗，则有诗之正变之说，这是以时言诗，从政治的兴废、人事的衰亡来烛照文学演变的特征。盛衰是与正变紧密相关的另一涉及时代政治语汇，有正世为盛，乱（变）世为衰之意，但同系为描述政治兴废的语词，却进入诗歌领域，成为衡量和评价诗歌标准的两项重要指标，叶燮不得不从源头再论正变之分的时、诗之别。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 时,谓政治、 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 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 诗之源也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 衰递盛，诗之流也。 4在此，叶燮对诗的正变之名，进行了区分。前者，
11、“风雅之变” ，是以时言诗；后者，历代诗歌之变，是以诗（源）言诗（流） 。因诗源为本，故为正，诗流之末，故为变。但“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 ”似乎是因为诗之源，前无可比照对象，故只有开启之功，无盛衰之论。所以也不失其正。但这里的“正” ，是诗歌之正，仔细分析其对变风变雅仍冠之以诗歌之“正”的态度，就不仅因其为诗之源头的经典地位，更重要的是变风变雅之作，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动乱，史的真实是维系诗歌之正的标准。虽叶燮直接没有说出“变而不失其正”的诗歌之正是什么，但联系对诗经之变的褒扬，这里脱离了“系乎时”的政治之变，以“系乎诗”的诗歌自身之变来区分诗史之变极有创见。因为若社会之
12、正变直接影响诗歌之正变，二者同兴共亡，诗歌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立性基因，也随之丧失。正是保持了这种适度偏离和自身兴衰的特质，诗歌以其自身的形式，预示着社会时代精神的走向和突转。因此当对历代诗歌之流的“变”仍冠之以“正”的标准，叶燮论诗的潜在真实标准就凸现了，而正变作为论诗的标准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这是叶燮在完成变的合理性之后，相对于诗歌正变批评标准的突破，因为“窃以为相似而伪，无宁相异而真，故不必泥前盛后衰为论也。 ”正变盛衰作为历史前后发展的相对论，只是提供了变异的起点和意义评判的阶段性标准，真正推进诗歌发展的是诗人的“因”和“创” 。三、沿革因创：诗史分期论叶燮用诗史源流之合，建立了诗史的
13、整体观，但真正主导诗歌运动形态的是诗人，实现诗歌正变的是诗人的“因”和“创” 。首先从诗体的变来看诗史的“沿革、因创” 。汉苏、李始 创为五言，其时又有无名氏之 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谓即无异于三百篇，而实苏、李 创 之也。建安、黄初之 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 5变首先是诗歌体裁之变，从诗经的四言到汉代五言诗，既有相因相承之处，又有新变之处，但变而为苏李之诗，3无疑属苏李之创。 “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有机生长和扩大。后来各种体裁的开创，都既是变之初也是创之始，“变”是相对于诗经的体裁而言， “创”是相对于后世开体裁之先
14、而言。但从体裁之变来追溯变的合理性不是叶燮的初衷，叶燮更注重诗歌艺术技巧本身的绚烂多姿。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 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俊逸， 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朓之高 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此数子者，各不相 师，咸矫然自成一家。其他弱者， 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也。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 偁辈，纯是唐音。苏舜钦、梅 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自后 诸大家兴起，所造各有至极。今人一概称之为宋诗者也。 6在
15、这段诗歌运动形式的风格之变中，叶燮大致把诗歌分为三个阶段，从三百篇到晋，从晋到沈、宋、云、龙，而后开元、天宝。从黄初到建安，诗歌的集体主义风格鲜明，因此，作为一个时代（汉）的声音，苏武、李陵的“敦厚而浑朴”被认可，但晋以后的时代风格就难以用这种集体主义的风格归类了，因为“各不同也” ，但同样推动了诗歌的发展，特别是鲍、谢、陶、颜，以自成一家的创作个性，缔造了一个朝代诗歌的辉煌。只是这种“变”之于诗歌的“常”是渐进式的演变，而非巨变。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 ，是袭唐人之常，因循惯例之意，大多唐人之作就既维持了这种“常” ，同时也束缚于这种“常” ，因此只能为唐人诗而已。而打破一代风格，开诗界新
16、风，在唐而越位于唐，是集大成者的表现，对于杜、韩的推崇，也正是从其对时代而言的越位之处。这里作者对诗人风格和时代风格进行了比照，其鲜明突出的时代风格往往系之于伟大诗人的风格，如盛唐李杜，若有两个盛唐之分，则前为李，后为杜，李杜成为同一时代不同风格的终结者和开创者，其诗史的地位也正在于此。这里有意思的是，作者似乎在分唐界宋，但细读是追溯唐宋之分的因由，而这种分野其实是几位伟大诗人的风格不同而已， “自后诸大家兴起，所造各有至极。今人一概称之为宋诗者也” ，这是称宋诗的由来，一代之诗，实系诸大家之诗而已，不以朝代论诗，以个人风格论一代诗之风格，这是叶燮重视沿革因创发见诗史突变逆转的主要原因。打破政治形态论诗的称谓，叶燮在维系实现诗歌突变的路上，把目光下移，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上，以具体诗人为坐标，开始新一轮正变盛衰的突转，这是诗歌史虽以代称但实以人论的诗人论的开始。因此叶燮点将曰：“杜甫之诗独冠古今，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