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乌龙”: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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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的“乌龙”: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2005 年 03 月 20 日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美罗格.I.鲁茨 刘呈芸 译 作者简介:罗格.I.鲁茨,美国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助理教授。译者:刘呈芸,北京新华信公司。 内容提要:为何许多法律总是无法达到它们预想的目标?为何人类最伟大的智慧也无法解决基本的社会弊病?本文搜集的大量证据表明:(1)法律的限制条款破坏了社会平衡,引起反弹,导致法律无法产生重大的社会变革;(2)许多法律背后潜藏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团结,而且仅仅是为了促进社会团结。作者的结论认为,法律和制定法律的政治本质上是宗教实践,其理性分析的基础极为薄弱。因此,一方面许多法律没有功效,另一

2、方面又大受欢迎。关键词:政府 官僚机构 税收 公共政策 福利 根据夏威夷大学鲁道夫.容梅尔教授(Rudolph J.Rummel)(1997)的计算,在 20 世纪的前 90 年里,大约有 1.7 亿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所杀害。容梅尔的发现表明,在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政府,而非罪犯、企业或恐怖分子;对人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本国政府,而非外国政府。事实上,政府无情地杀害自己的公民,其总数是它们在 20 世纪所有战争中消灭的敌军人数的 4 倍,是 400 年运往西半球的非洲奴隶贸易过程中死亡总数的好几倍(Rummel,1997)。政府这一不可避免的“恶”无疑是当代最大的“恶”

3、。 然而,大政府的方案仍然强烈吸引着当今的决策者。根据霍普(Hoppe,2002)的观察,现代民主政治产生的政府,比历史上已知的君主制度与封建制度下产生的政府,更庞大,更具侵犯性。用于政府运行的税收和开支,公共部门的雇佣比例,国内生产总值中供政府使用的比例呈稳步上升的趋势(Hoppe,2002;LottKenny,1999;Roots,2000a)。据 Lasch(1995)的研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精英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政府权力,以达成他们的目标。几十年来,政治辩论一直将正式的社会控制和社群主义的解决方案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道(Laseh,1995)。事实上,政府解决方案的吸引力随着 20 世

4、纪的结束逐渐加强(LottKenny,1999),这种吸引力在 21 世纪之初也未出现任何减弱的迹象(cavanaugh,2003;Hood,2003)。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这个不自由世界里的自由之邦;然而,它向正式的法律解决方案的转变,显得特别突出(Hood,2003)。正如霍普(Hoppe,2002)所说: 1994 年版的联邦监管法规(CFR)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已生效的所有美国联邦政府法规的汇编。这部汇编共有 201 本书,所占空间为 26 英尺的图书馆书架。仅仅联邦监管法规的索引就有 754 页。 联邦监管法规的条文覆盖了几乎所有能够想像出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从芹菜、蘑菇、西瓜、

5、手表带、白炽灯泡的商标、针织品、跳伞、钢铁制造、大学校园的性侵犯,到洋葱块剥离出的洋葱圈的烹饪,反应出民主政府(p.62)几乎拥有极权主义的权力。法律在越来越多地干涉私人事务,索维尔(Sowell,1995)认为这种现象是“神圣化的愿景”“我们时代的流行愿景”强加给我们的结果(p.7)。在这种愿景下,家庭、种族、性别、工作、娱乐和教育受到国家越来越强的控制。 “那些有神圣愿景的人总是将决策责任分给集体,而把决策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Sowell,1995:136)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界精英试图减弱自由市场的影响(Laseh,1995)。规范工业、商业和社会行为的法律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产品。美

6、国现有约一百万法律工作者(Clark,2000),美国的法律和法庭判决如此之多,得要一栋高楼大厦才能把它们装进去,才能建一个完整的美国法律图书馆。 虽然美国明显依赖法律,将其视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神化的愿景已经显现出“藐视证据的巨大力量”(Sowell,1995:7)。法律经常造成问题。事实证明,最著名的法律往往是最无用和无效的,它们无法实现预期目的。例如,美国社会保障工程是很受欢迎的联邦计划,然而,这个工程却向低收人群体征收了最沉重的税收,但并未提供公平的补偿。它实际上把财富从贫困人口转移给富裕人口(FriedmanFriedman,1981)。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Milto

7、n FriedmanRose Friedman,1979)写道:穷人为社会保障纳了更多年的税,而享受了更少年的利益而这一切却是在帮助穷人的名义下干的!(p.97)希福(Schiff,1984)认为,如果是私人部门执行类似的计划,那将被视为犯罪。 另一部造成问题的流行法规是最低工资法。这项法律会增加失业率,而且对缺乏技能的人群造成很不利的影响,这和它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H.Browne,1995;OrazemMattila。 2002)。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每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时候,一定比例的工作机会将消失(Dodson,2002;OrazemMattila,2002)。最低工资法并没有遏制贫

8、困,反而在一些领域扩大了贫困程度尤其恶化了穷人的贫困程度(Dodson,2002;VedderGMlaway,2002)。这个法律造成了失业,提高了精神疾病、自杀、谋杀、离婚、心脏病死亡、罢工和肝硬化发生的比例(Brenner,1976)。 最低工资法的影响也随着种族、民族和性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索维尔(Sowell,1994)认为,在 1950 年,青少年的失业率并不比年长人口的失业率高很多,而且黑人和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非常接近。 然而在 1950 年代初,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并且将法律实施范围扩大到以前未涉及的行业。在其后的 30 年里,相对于年长的工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增加

9、了,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要远远高于白人。到 1970 年代,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已经比 1950 的数字增加了好几倍。在 1950 以后的 30 年里,甚至在最繁荣的年代,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也从未低于 1949 年经济衰退时期的数字(Sowen,1994:9495)。 这个残酷的自我调整已经反复地表现出来,对现在的立法者而言,它应该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50/1995)于 1850 年指出,在纺织工人要求更舒适的待遇和更安全的职位的压力下,英国通过了1773 年英国最低工资法,仅仅 20 年的时间这个法律就将英国纺织业推向衰弱。到 1793 年,“

10、大约 4 千台织布机由于产业的转移而停产”(p.11)。极少数失业的纺织工人会停下来想一想,他们在 20 年前狂热倡导的最低工资法,竟会给他们带来这样的困境。 每一项立法都会出现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例如,汽油消耗定额标准迫使汽车制造商生产高效燃油的汽车,为此,制造商设计了车身较轻的汽车,牺牲了汽车的稳固性,每年造成数千人丧失生命(Kazman,2003)。制药法规使得疗效很好的药品无法上市,导致每年数千人过早死亡(Ruwan,2002)。联邦肉类检查法规无法保证肉类的安全,反而提高了肉制品在运输途中变质的几率(Roots,2001b)。麻醉药品法规实际上扩大了毒品在许多社区的滥用,造成了一系列

11、社会问题(Gray,2001;Silberman,1978)。警察巡逻常常增加了抢劫、社会混乱和街头暴力事件(Roots,2001a)。要求贫民窟公寓的户主装修房屋的法律,迫使业主弃置房屋,或者驱逐房客而把房子改作他用,结果造成穷人的住房条件更为恶化(GiddensDuneier,2000)。学生贷款计划旨在为穷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然而却提高了学费(Roots,2000b),减少了穷人和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机会。政府颁布的安全气囊及安全座位条例从 1990 年以来已经杀害了许多儿童(Bedard,1999;Carey,2003)。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损害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业的运营,却使那些产销质次

12、价高产品的竞争者受益很多(Kopel,2001)。 尽管二战以来已经向第三世界国家投入了 1.7 万亿美元,尽管发展中国家已经普遍得到了发展,但是许多受援国实际上变得更穷了(Bandow,1999;Dichter,2003;Norberg,2003)。由于犯罪分子会在反抗较少的地方施暴,学校、托儿所、医院和其他“禁止枪支”的公共场所已经发生了更多暴力威胁(Lott,2003)。那些本意是改善穷人住房条件的公共住宅区和市区重建规划法案,实际上减少了住房供给,并且迫使较拮据的人群为住房支付更多的费用(Sowell,1994)。 成功之处 并不是说所有的法律和政府计划都已经完全失败。相反,许多例子可

13、以说明,法律在表面上是成功的。国会制定的州际公路体系提供了一个跨越全国的高效的交通路线,对美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很大贡献。公共健康措施已经大幅降低了天花、霍乱、黄热病、伤寒、肺结核、小儿麻痹以及麻疹所导致的死亡事件。职业安全法规已经降低了矿山和工厂中的事故发生率(Caplow,Hicks,Wattenberg,2001)。 美国濒临灭绝物种法令拯救了许多处于灭绝边缘的野生动物(Breining,1994)。 即便在这些成功的例子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仍有意外的或事先估计不足的不良后果。始料未及的后果往往盖过了法律带来的利益(Sowell,1995)。国会制定的联邦公路体系吞噬了宝贵的土壤,打击了城市

14、铁路运输(S.Browne,2002;Fellmeth,1973),公共卫生的成功使得一些疾病在滥用疫苗的地方再度爆发(Fisher,1994),职业安全法规导致采矿和工业运作转移到国外,使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失去了重要的造船、纺织和其他重工业(Fingleton,1999)。 美国濒临灭绝物种法令使得一些野生动物暴露在肉食动物面前,威胁它们的生命,而在野外,野生动物是不会遭遇这些肉食动物的(Shaw,1995)。 如哈里.布朗(Harry Browne,1995)所说,“每个政府计划都会准备下一步的规划,以便处理第一部计划所带来的混乱。 ”(p.17)。斯宾塞在 1850 年评论道,在英国国

15、会里,很少法规不是以“某法案的修正案”推出的,这些修正案里的“但是”总是预示了“前一部法规的失败”(p.12)。 一项规划的历史反映了所有规划的历史。先是立法,然后是试行,接着是失败;接着是修正案的提出和又一次失败;然后是多次修正和试行的失败,最终是废除,而一些新的计划会取而代之,这些计划注定会重复同样的过程和结果(Spencer,1995:12)。 尤难解决的是一小批顽固的社会问题贫困、犯罪、阶级不平等和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困扰了几千年来的每个社会。 “为了减轻穷人的悲痛,”斯宾塞在 1850 写道,“英国人民已经在国会通过了上百个法案每个法案的推出都是因为前一部法规没有效果或不完整这是怎样的

16、一部法令全书啊!它充满着不愉快的经历”(p.11)。 政府失效 本文列举了政府部门在多数情况下严重失效的事实。当个人将关系到他们生命的决策权交给某些政府官员时,也将他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那些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的人手里。团体共识就个人事务所作的决定往往比个人独自做的决定更不合理(Roots,2003)。“没有理由相信,所谓第三方代理社会做出的决策更接近于未卜先知”(Sowell,1995:196)。政府的不断失效似乎没能阻止工具主义的精英推行他们的意志,无论市场怎样运行,他们都藐视市场。 卡尔.马克思在 1860 年代的作品资本论里,描述大量的法律反弹现象,他发现欧洲制定的许多法律声称要帮助工人,但是这些法律不是造成问题,就是被 19 世纪晚期的工业家绕开了。例如1850 年英格兰工厂法,它规定了包括一小时午餐时间的 10 小时工作制,这部法规被“饿狼般追求剩余价值”的监工破坏了(1990:353),他们千方百计从工人的用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中榨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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