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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义顺破产案与过炉银制度的衰落 燕红忠 许晨 上海财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摘 要： 晚清以来, 通行于东北地区的过炉银作为一项极具特色的区域货币和信用体系, 为当时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交易媒介和信用工具。纵观过炉银制度从诞生到被废止的 70 余年的历史, 其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标志性转折, 一是 1907 年的东盛和破产案;二是 1918-1919 年的西义顺破产风波。东盛和破产是外部冲击长期积累的结果, 它标志着过炉银制度的重大调整和市场覆盖范围的逐步收缩。而西义顺破产风波则是商帮之间恶性竞争的结果。随着官方对金融市场管理的逐步强化, 政策趋于收紧, 过炉银作为一种民间货币逐渐走向衰落。西义顺银炉
2、破产案的发生、破产救济、政府监管和过炉银制度的衰落,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竞争性货币市场的运行及民间货币的最终命运。关键词： 民国时期; 西义顺; 过炉银; 货币制度; 作者简介：燕红忠,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史、商业史与经济发展;作者简介：许晨,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近代货币与金融史。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运行研究” (16ZDA13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日货币战争研究 (1906-1945) ” (13BJL019) 一、引言银行、钱庄、票号和银炉是中国近代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相对于银行、
3、钱庄和票号研究的丰富成果, 长期以来关于银炉和过炉银的研究非常薄弱。直到最近, 王昉、燕红忠和高宇利用日本在东北的调查资料和海关贸易报告, 研究了过炉银制度的产生、性质和运转机制;燕红忠、高宇对清末时期过炉银为应对外部冲击、内部动荡和商业危机的一系列制度调整和演变进行了系统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 从长期的视角、以货币金融学理论对过炉银制度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发展的重要转折和衰落过程进行探讨。过炉银曾通行于整个东北辽河流域, 并与上海、天津等重要口岸城市具有汇兑关系。清末民初, 随着贸易和金融格局的变化, 营口的贸易中心地位逐渐被大连取代, 营口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明显降低, 周边城市对营口的依附作
4、用也明显减弱。营口地区的货币行用情况呈现出逐渐放弃使用过炉银, 转而使用其他货币的趋势, 各种货币通用的局面在营口逐渐形成并发展, 过炉银的垄断地位一去不返, 其通行范围也逐渐收缩于营口一地。在没有中央银行发行的不兑现纸币的竞争性货币体系下, 强势货币往往拥有定价权, 即其他货币总是和强势货币挂钩, 或总是受到强势货币的影响。过炉银在营口及其所覆盖的贸易区一度是强势货币, 任何其他货币在营口都需要转换成过炉银后才能进行交易。但随着贸易地位的变迁和营口银号内部的势力消长, 过炉银的优势地位被其他货币所占据。但总的来说, 在 1919 年西义顺倒闭前, 过炉银价格的波动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如 191
5、1 年, 辛亥革命爆发引发市场动荡, 要求提取现银的人骤然增多, 银号面临着严重的挤兑压力, 对此采取的措施只能是暂时增加卯利。1912 年营口银炉公社成立后, 积极从中斡旋, 要求各银炉从业者紧缩信贷, 同时废止口头交易等办法, 改用“三联单”的票据方式。炉银交付时, 既可用小银元, 也可用本省的主要货币奉票核价。这次整顿使得营口的过炉银制度得以维持, 贸易又呈现出畅通局面, 过炉银因清末革命而失去的信用逐渐恢复。其他金融机构也对炉银的整顿表示欢迎, 如中国银行方面称“若现在时局平靖, 市面安稳, 炉银信用亦渐趋巩固之地位, 炉房家亦大多持稳健主义, 步步蹈实, 又得当到限定其价格, 既不能
6、有巨大之涨落, 即不致有危险之可虞。如将此次整顿炉银章程永远定为成案, 俾免日久懈弛, 则炉银信用之永固, 即商界前途之幸福”。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营口银炉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共赢关系。从另一方面看, 虽然东盛和破产后官方就开始介入对银炉的监管, 但由于清末民初的政局动荡, 对于过炉银的管理一直是在官商合作的框架之下, 以商人自治组织为主导。1917 年之后, 东北地方军阀势力兴起, 开始加强官方银行建设, 并着手从商民手中收回货币发行权, 试图由政府统一发行货币。1918-1919 年的西义顺破产案及其救济过程, 不仅是对过炉银信用的一次重大冲击, 也是官方强势介入金融市场管理, 收回民间货币发
7、行权的过程。过炉银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被官方货币所替代, 逐渐沦为一种普通的信用货币并逐步衰落。二、营口银炉派系与西义顺破产案的发生清末, 受东盛和破产的冲击, 粤商和西商在营口的势力趋于衰落。原有的东盛和、东永茂、裕字号三家粤籍巨商只有东永茂健在, 西商票号也因债案影响, 在当地运营资金损失过半, 不得不退出东北市场。与此同时, 山东商帮以西义顺及联号为首, 直隶商帮以厚发合及联号为首, 在东盛和破产后迅速登上营口商界顶峰, 为争夺营口商业主导权展开明争暗斗。民国初年, 营口的银炉商号大体可分为山东、直隶、广东和营口本地四个集团。其具体派系和组成部分见表 1。表 1 营口银炉派系一览表
8、下载原表 山东帮以西义顺银炉为首 (包括义顺魁、恒义福、恒义利、义顺长、义顺金等) , 直隶帮以厚发合银炉为首 (包括厚发合、志发合、润发合、英发合等) , 广东帮以永字号为主, 营口帮以世昌德银炉为首, 几股势力互相竞争, 相持不下。因这一时期营口市内的商家多为山东人所经营, 客户网络较为完善, 山东商帮经营的主要银号西义顺, 不单经营银炉, 还经营油坊和代理进出口业务等, 在东北各地有众多的联号, 在营口一直有着较强的势力。除山东帮以外, 直隶帮的厚发合银炉资本也相当雄厚, 其资金来源是长春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营口本地银炉则由众多省内其它行业财东支持, 在营口银炉业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在
9、 1917 年营口总商会的人员构成中, 会长由西义顺的李恒春担任, 而副会长则是来自于厚发合的李元良, 商会设立的四个特别会董席位则由四派各居其一。西义顺明显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这引发了其他商帮的不满与嫉妒, 希望能够联手与西义顺相抗衡。银炉间表面上关系亲密, 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一方面, 各银炉用人唯亲, 从财东至小厮皆必用同乡, 交易对象、经手商品也各因同乡关系而划分;另一方面, 各银炉彼此相互竞争, 常为扩大实力而绞尽脑汁。东北地区的商人和工人等以山东人居多, 因此以西义顺为代表的山东帮银炉势力较大, 经营规模超过其他银炉的总和。由于各银炉在风险控制方面始终存在漏洞, 短期资
10、金链紧张是较为常见的现象。有时则变本加厉, “暗中更出重利, 借同行之票银 (自月息二分至四分不等) 以救一时之急, 不问损失之大, 饮鸩止渴, 莫此为甚。终之一面受利息之亏, 一面受压煞资本不能周转之害, 因以不支, 遂致搁浅。”1918 年腊月, 西义顺银号出于投机需求, 购买了大量上海规银而增发过炉银。此时正处于一战后期贸易紧缩期, 上海金融局势不稳引发过炉银下跌, 同时西义顺在油坊和面粉等其他事业上也进行了大量投资, 使得资金周转出现困难。直隶帮银号注意到了相关情况, 鼓动众债权人一齐向西义顺挤兑, 导致西义顺陷入现金流危机。另外, 他们进一步散布西义顺一派危殆的传言, 使过炉银趋于暴
11、跌, 人们争相挤提债权。而直隶派银炉以预先准备资金廉价购入过炉银债权, 做好了对自身挤兑的防范。在西义顺向其他银炉求助的时候, 直隶和本地两帮又故意不肯相助, “该号开出支票各炉坊皆不收受”。西义顺的债权者纷纷要求清算其债权, 而债务者则购买下跌的过炉银用以偿还, 很快西义顺的亏损额就达约 400 万两, 如不在短期内完成整顿, 则会宣告破产, 从而对当地市场造成巨大损害。“过炉银行情自去年春天以来一直下跌, 进入新历 12 月的决算期后发生暴跌, 商务总会从奉天官银号和兴业银行各请求 80 万两的援助, 方才熬过新年。至本月 6 日对上海的汇兑行情保持平稳, 上海规银1000 两汇价为过炉银
12、 2025 两。但到了本月 25 日跌成 2110 两, 26 日 2115 两, 今日为 2500 两。金融市场眼下正处于大恐慌状态。部分有识之士认为, 西义顺破产即是过炉银的终结, 其影响将波及全满洲, 至少会导致当地市场半年无法确立行市, 进出口贸易减半。”以西义顺为代表的山东商帮银炉的资产规模大于其他商帮银炉的总和, 但是如果遭遇挤兑, 仍然是独木难支这说明过炉银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均衡, 尽管资金在各银号之间分配, 总体上则保持着充足的流动性, 至少可以在现金紧缺的情况下, 正常维持营口作为东北地区重要商埠的各种交易。然而, 一旦均衡被打破, 就会导致全盘的系统性风险, 产生信用危机和逆
13、向选择。在信用制度并不完善的社会结构中, 信用形式比较单一, 没有规范的信用体系和复杂的信用工具, 一般是以银行信用为主, 其他信用机构和信用工具都较为匮乏。营口银炉作为能够发行过炉银的机构, 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了银行的职能, 因此也属于银行信用的范畴。发行信用货币的银行在面对信用风险时必须以充足的理由证明其信用状况良好, 但在市面资金紧张和外围市场变动的情况下, 显然无法维持充足的流动性, 出于对信用违约风险的担忧, 挤兑现象便产生了。如果银行自身无力兑付, 一般会请求中央银行或其他商业银行的援助, 然则中国近代既无中央银行, 其他银号又故意不肯相助, 西义顺进入破产清算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
14、。信息不对称往往是逆向选择行为的根源。然而, 货币供给与需求市场本身的信息不对称有时尚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西义顺风波明显是由于外部条件的推动导致进一步信息不对称, 从而引发的市场失衡现象。西义顺资金短缺问题本来是暂时性现象, 但在直隶派和广东帮商人的推波助澜和上海金融局势变动的影响下被无限放大, 最终难以招架债权人的挤兑风潮而陷入破产危机, 在西义顺向其他银炉求助之时, 各银号更是采取了袖手旁观的策略, 甚至采取直接抵制西义顺所开银票的作法, 其意图十分明显。在近代中国不具备中央银行的金融体系中, 货币发行主体趋于多元化, 更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对货币价值做出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保证, 各种货币发行
15、者所面临的信用风险也并不一致。金属货币发行者最需要重视的是货币的成色及制作工艺, 而信用货币发行者应当尽力改善和提高自身经营水平, 以保证所签发信用货币的质量。排挤其他货币的做法, 固然有一定的经济利益诉求, 但实际上是“双输”的策略。这是由于在货币发行者处于竞争态势时, 货币使用者对于货币的“质量”就会有所评判, 并形成相应的理性预期。过炉银是信用货币, 其“质量”并不是货币的成色, 而是货币的信用, 即发行过炉银的银号经营状况。通常情况下, 货币使用者倾向于使用经营状况良好的银号发行的过炉银票据, 西义顺联号一直以来在营口地区有较强实力, 资本金也最为充足, 应当成为商民的首选, 结果却面
16、临破产。这实际上是典型的逆向选择行为, 即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货币需求方无法判明货币的优劣, 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淘汰了相对优势方, 保留了相对弱势方。高质量货币供给者一旦退出市场, 货币需求的理性预期就会下降, 进而导致次优的货币供给者被挤出, 加速市场失灵与秩序混乱。西义顺破产风波后过炉银制度的发展过程也印证了这一推断, 其它两帮银炉并未得到好处, 反而严重受其影响, 使过炉银制度明显开始动摇, 也触发了各方势力对于该事件做出回应。与清末东盛和破产事件不同, 西义顺危机引发了从奉天省政府到外国势力的强烈反应, 同时各方一致希望救助西义顺帮助其渡过难关。特别是日本方面, 较早地注意到西义顺的动态, 并且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在其中发挥作用, 实际上体现了多方博弈的过程。三、西义顺破产案的救济与官方对市场管理的强化西义顺风波爆发后, 营口当地商民和在营口的日本商人都希望能够救济西义顺使其渡过难关, 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商铺是西义顺的债权人, 他们希望收回债权, 组织成立了债权团会, 倡议西义顺照常营业, 销售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