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商才 刘江滨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这句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名言, 即源自他的著作《日知录》原文为“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经梁启超先生提炼概括, 从此脍炙人口但顾炎武为世人所不知的是, 他与传统的文人不同, 他还是一个具有商业头脑且能力颇强的经营大才中国古代社会一贯重农轻商, 商人即使拥有大量财富也没有社会地位, 为人所鄙薄, 明代即有商人不得穿绸缎的律条文人清高, 恃才傲物, 更是瞧不起商人, 对金钱好像也有仇似的, 讽之为“孔方兄”“铜臭”“黄白之物”《世说新语》里那个王夷甫从不言钱, 说钱好像脏了口, 称之为“阿堵物”但这些文人同样也让人瞧不起, 被称为“措大”“冬烘先生”“腐儒”“书呆子”, 顾炎武说得狠:“一为文人, 便不足观顾炎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经世致用”, 他对文人的清谈、玄学深恶痛绝, 对王阳明的“心学”也嗤之以鼻, 认为这是误人、误世的学问顾炎武一生致力于对天下苍生有用的学问, 《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军制论》《田功论》《钱法论》等, 研究的都是“当世之务”, 凡赋税田亩、钱币权量、河槽水运、盐铁地理等, 无不是最切实际、最接地气的论说。
他痛斥明代亡国就亡在明代理学脱离实际、空疏抽象、虚无缥缈的清谈上, “今之所谓理学, 禅学也”, 认为整天坐在屋子里胡思乱想, 于现实毫无裨益有经济论说的文人儒生已是十分少见, 身体力行者、卓有成就者就更稀世罕有顾炎武这一点, 真乃当今文人之楷模顾家在当时的昆山是名门望族, 家有田产八百亩38 岁那年 (顺治七年) , 他被迫剃发, “稍稍去鬓发, 改容作商贾”, 开始做生意, 贩卖绸丝布匹药材后来他弃家北游, 把老家的田产全部典卖, 带了一千两银子到了山东章丘这银两不能总带在身上, 不方便也不安全, 且时间久了, 总有花完的时候, 便高息借贷给了当地一个地主这个地主没有按期归还本息, 后被判将一千亩田产做抵押, 于是, 顾炎武在章丘拥有了自己的良田沃土, 成了大财主他可以种田植树, 也可养禽牧畜, 还可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 悠然南山没有了生存压力, 顾炎武能够一心做他的学问, 还能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可以想见, 如果顾炎武没有经济头脑, 也没有经营能力, 那么他的银两花完之后, 就只能在他乡靠朋友接济活着, 穷困潦倒, 他的人生理想只能是远隔蓬山千万重了在章丘生活了 20 年, 顾炎武又离开山东, 到了山西。
他与朋友李因笃等二十余人一起, 筹措资金, 招募农工, 在雁北垦荒他采取的是“股份制”方式, 行之有效地管理和分配他从南方聘来了能工巧匠, 引来水车水磨, 教会了农民水利灌溉, 并和年轻人一道披荆斩棘, 筚路蓝缕有顾炎武这位经济学家的擘画, 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 蛮荒之地长出了葱茏茂盛的庄稼顾炎武的垦荒大获成功, “累之千金”, 发了大财当然, 富了的并非他一人, 他顾念的是天下苍生他将江南的丝织设备和技术引进西北, 在开矿以及发展畜牧业、工商业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山西他还结识了另一位著名的大学者大书法家傅山, 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并且合伙干了一件大事——创办票号《清稗类钞》载:“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 及死, 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 为顾炎武所订, 遵行不废, 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中, 章太炎在《顾亭林先生轶事》中皆认为票号为顾炎武、傅山所创谁都知道, 有清一代, 山西票号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此说来, 顾炎武既会做实业, 还懂金融, 可谓中国近代银行的老祖宗顾炎武坚守民族气节, 绝不仕清, 所以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 平头百姓。
然而他的胸怀廓大, 心系天下, “拯斯人于涂炭, 为万世开太平, 此吾辈之任也”他被人称为“通儒”、清代经学之祖他的“经学”, 不是空头讲章, 不是纯学术理论, 关键是“致用”先己用, 后他用, 先利己, 后利民,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们社会不需要“百无一用”的所谓清高书生, 缺少的恰恰是顾炎武这样的大才通儒常朔摘自《光明日报》2017 年 5 月 12 日) 。